[北京]“什么都可以卖”朱发东个展

开幕酒会：2010年11月13日(星期六)下午三点
展览时间：2010-11-13至2010-12-08
展览地点：白盒子艺术馆
策 展 人：顾振清
展览总监：孙永增
执行策展：戴卓群
策展助理：李溦溦、张志欣
行政总监：孙永青、付春来
公共推广：刘畅、李溦溦
平面设计：刘朴

2010年11月13日至2010年12月8日期间，白盒子艺术馆将隆重推出著名艺术家朱发东先生的个人作品展。朱发东1960年生于云南省昆明市，1985年毕业于云南艺术学院。他的作品曾多次在中国、日本、英国、德国、美国、西班牙等地的美术馆和艺术机构展出。近期个展包括巴塞罗那Espace Cultural Ample《朱发东》（2007年），阿姆斯特丹Kohler Muller画廊《朱发东》（2008年），北京F2画廊《寻找朱发东》（2008年）。

朱发东的艺术广泛采用了各种手段，以跨领域的方式呈现出90年代以来中国艺术所面临的问题。早在1970年代末，朱发东就对艺术产生了兴趣。谈及最初学画的动机，他认为自己除爱好以外更多的是为了改变命运。他经常随在文化馆工作的表哥到茶馆画素描写生人像，这期间他还结识了从北京到东川写生的著名画家詹建俊先生。1985年从艺术学院毕业后，他开始画了一些写实和抽象画。虽然时值85新潮美术蓬勃发展之际，但因为远离运动中心，他并没有参与其中。而1987年到1989年的两年左右时间里，他甚至没在画画，而是为了生计疲于奔命。这段生活使朱发东思考起中国无休止的城市化进程带给人的影响，他有感于都市人的失落感，创作了《寻人启示》。该作品参加了1992年的广州双年展，获得普遍认可，朱发东也因此一举成名。在这之后，他移居北京，以更直接的方式运用自己身体做了行为艺术《此人出售》。朱发东十分注重艺术的社会效应，他后来的作品《身份证》，《让朱发东同志先走》，《VISA》系列等都是观念和实际效果的有效结合。

什么都可以卖：《朱发东个展》前言

顾振清 　

内容概要：朱发东1994年就已经做了行为艺术作品《此人出售，价格面议》。他身着背后书有“此人出售，价格面议”八个大字的蓝色劳动套装，以社会介入的方式在北京等地实施为期一年的街头“游击”和“快闪”。这一荒诞、以假乱真的艺术行动，在当时尚带有社会预言性和象征性的隐喻色彩。

100多年来，中国从农业社会向现代工商业社会的转型，一直是峰回路转、山重水复。近30年来，社会转型进入突变的快车道，竟然是红尘万丈，其情其形极为酷烈。市场经济和消费主义条件下，中国社会价值观念的巨大变迁，冲击、荡涤不只是文化传统、伦理道德和行为规范，还有普遍的人性。

朱发东1994年就已经做了行为艺术作品《此人出售，价格面议》。他身着背后书有“此人出售，价格面议”八个大字的蓝色劳动套装，以社会介入的方式在北京等地实施为期一年的街头“游击”和“快闪”。这一荒诞、以假乱真的艺术行动，在当时尚带有社会预言性和象征性的隐喻色彩。然而10年后，随着生存压力指数的不断跃升，人的个体身份和个体价值的不断失落造成越来越普遍的心理危机。显然，出卖自己或将自己待价而沽的个体行为已然演化为集体癔症，成为中国社会的寻常景观。
 

当下，土地财政综合症和资产泡沫风起云涌，激发拜金主义在过度商品化的中国社会甚嚣尘上。而在全球化社会，在卖月亮都不算离经叛道的当口，“什么都可以卖”作为一句时髦的口号，彰显了人类社会价值体系的倾斜和紊乱。
 

“什么都可以卖”究竟刺痛了谁？
 

在艺术家的批判目光中，“什么都可以卖”的断语无疑带有反讽意味。无疑，在艺术家手中，“什么都可以卖”的价值判断是一把手术刀，它将划开肌肤，剖析出商业社会的种种病灶。

相关访谈

朱发东你会有麻烦的——朱发东访谈

内容概要：1988年。当时在海南岛感触最多的是到处都贴着寻人（启事），感觉特别强烈。那时候有很多从大陆、内地去的人，都失踪了。他们的父母就跑去，经常看到像‘父母已经在某个宾馆，希望你……’之类的，印象特别深刻，那时自己也没画什么画，就一直在思考。

地点：朱发东工作室
时间：2005年7月6日
采访者：张朝晖（简称 张）
受访者：朱发东（简称 朱）
 

张：最直接的目的就是我们艺术文献库在积累这方面的艺术材料。现在来说，集中做行为艺术的比较多，因为我觉得现在来讲，行为艺术的延伸性比较大，延伸成图片、viedio之类的。对艺术家的面孔和身体都比较明确，所以陆续采访了二十多个人。我注意你做行为艺术好像很早，92年、93年就看到你的作品了，你能不能从你的《寻人启事》谈起？当时刚出来时很受大家关注。
 

朱：这个作品现在还是很受关注，还不断地在印。那个作品是在92年年底开始准备，想法主要是我在海南岛时形成的。
张：（在）海南岛是什么时候？
 

朱：1988年。当时在海南岛感触最多的是到处都贴着寻人（启事），感觉特别强烈。那时候有很多从大陆、内地去的人，都失踪了。他们的父母就跑去，经常看到像‘父母已经在某个宾馆，希望你……’之类的，印象特别深刻，那时自己也没画什么画，就一直在思考。后来回到昆明以后还一直觉得这些东西放不下。
 

张：你那时为什么去海南？是和海南的开发有关吗？

 
朱：对，那时我已经从艺术学院毕业，在一家单位工作，就一直觉得有一个新的东西在刺激我，要有一种新的生活开始。

 
张：是和艺术有关吗？还是想投入到新的社会历史环境中感受社会的变迁？
 

朱：是和艺术有关。我毕竟是要做艺术嘛！但是艺术是和生活和社会是分不开的，所以要有一个新的生活、新的社会背景，才能更好的做艺术。回来以后也想了这个问题。就弄了些纸，写什么时候生的之类的，写了很多，但始终没有找到一个突破点，只是模仿这些东西，最后忽然想到就是寻人启事！就是那样的！（于是）找了一个广告作参照，然后我去拍了照片，贴在上面，用这个复印了好几千。（那时）思想包裹还是挺重的，想别人会不会说‘这是干什么呀’，‘这叫什么东西啊’，‘疯了？’灰溜溜的，都会想。最后想通了，我认为就是艺术，不做不行！艺术实际不是像我们想象的（那样），其实大家都特别喜欢（这个作品），包括官方的报纸也来采访。有时你很难判断社会的承受力，实际是很有意思的。

 
张：官方的反响也特别好？

朱：也很好，可能那时太需要这个了。

 
张：你说到贴广告，你还在身上写‘此人出售’的，也是同一个作品吗？

 
朱：没有，没有在身上写过，那是在身上挂着一个牌子。那是另外一个作品。

 
张：那是后来你又做了《此人出售》，那个（作品中）等于你自身就是行为的执行者，而那个（《寻人启事》）你只是四处贴。
 

朱：是，到处贴，到处寄。

 
张：那时很快被一些公众媒体发现了吧。

 
朱：对，一贴出来就很快传开了，后来记者就来采访。那个（作品）人为的因素特别多，因为招贴上的形象和我当时的形象一模一样，所以反响特别强烈。那个事情（的影响）一直延续到（现在），前两年还不断地有人在北京看到我，说当年在昆明也看到过我。后来（有个）昆明的画家也来北京了，他年龄比我还大，他就跟我说：‘我妈当时就说我，你还画什么画！你看那么有名的画家朱发东都丢了！’各种各样的说法有很多。

 
张：这个《寻人启事》你在几个城市张贴了？
 

朱：张贴的主要是昆明，但是我后来寄了很多，包括后来到北京以后还在寄，94年到98年，还随时在给人家复印件，还让人到国外去张贴过，像95年就让人去德国张贴过。

 
张：那个时候好像还没有小广告这个词，好像是现在才有的。

 
朱：对，我记得还没有。

 
张：现在像寻人启事这样的小广告到处都是。那你觉得你的《寻人启事》有什么特别的地方，那么吸引人，是形象设定还是你在里面所谈的内容？让人觉得这个‘寻人启事’与众不同。

 
朱：我觉得最大的不同就是：自己去贴（《寻人启事》），自己去找自己。（人们）后来才知道这是个艺术家，种种的背景之类的。我觉得首先不管是不是艺术家，看到这个人自己去贴，寻找自己，（就很不一样）。而且一次贴很多，有的地方一次贴一百多张，一面墙都是的。而且是在当时人口密集的地方。后来人们互相传，小道消息就更多了，。什么说法都有，很有意思。

 
张：你的《此人出售》是哪一年做的？

 
朱：《寻人启事》的第二年，也就是94年。在《寻人启事》之前，92年在昆明美术馆做的一个我和另外两个朋友的展就很受关注，云南电视台等媒体都来采访。再经过《寻人启事》这个作品，在云南可能所有的报纸都登了，应该说影响不错。已经让很多老百姓知道了，这时我就觉得，我不能只在昆明做，下次我要去北京做。而且已经觉得要直接出场了。那时候，经常在街上看到车后面会写‘此车出售’之类的，觉得很有意思。我就想我为什么不能‘此人出售’呢。但是要画出来的话，在艺术上就有点像装饰了。我就找了一块帆布，用丙烯颜料写字，其实是在昆明就写好了。之后在昆明买了件衣服，13块钱，就是那种做的很土的中山装，很多农民都买的（那种）。刚好我94年参加了一个官方的展，叫‘第二届中国油画展’，非常的大的展览。因为我做《寻人启事》之后画了《寻人》的油画，很多画册上都有。所以就趁那个机会来（北京）了，比预期的早，这期间我还去了上海，就是‘文献展’。回来之后就开始着手创作《此人出售》。

 
张：那时你在哪几个城市做？最开始就是昆明、北京吗？

 
朱：不，当时就在北京，因为我不能走到哪里都穿着那件衣服，我还是只在北京穿，在北京出现的大概有二三十次吧。后来再那件衣服去别处时，后面就没有那些字了。

 
张：那这期间有没有人问你或警察干涉你的情况？

 
朱：有很多人问，在中国美术馆，有很多人围着问：‘你出售自己吗？’‘你会干什么’‘看你这么瘦！’之类的。我说我是搞艺术的，（他们就说）‘搞艺术的能干什么？你这么瘦，扛东西有扛不动。’很有意思。但实际是不能卖的，是操作不了的，体现的只是一种观念。也有警察问过，在东四穿着那件衣服，就有一个（人）可能是便衣，问我‘你是干什么的’我说是搞艺术的，他说‘你包里是什么’我说‘都是艺术文件’。我也不害怕，因为也没干什么坏事。后来他说‘好好，只是例行公事，没事了。’

 
张：（哈哈）只是质询你一下。
 

朱：（哈哈）后来我在做《身份证》的时候，开始人们可能觉得很地下，后来大家）都知道我在做，因为各种杂志上都在报道。有一次在一个画廊的展览上，有人就跟我说‘你会有麻烦的，麻烦大了’。有点恐吓的感觉，什么‘你等着吧’之类的，结果等到今天也没怎么。（哈哈）
 

张：可能是便衣，警告你一下。
 

朱：在2001年我又做了一个‘寻人启事’，这次不一样，叫《都在等着你》，好像《美术同盟》上有这一条。《北京晚报》也有登，后来还有人找到这里来了。有一次在街上张贴的时候，就看到一辆警车开过来。他们就说‘你在干什么？跟我们走一趟吧。’我无所谓，就跟他们去了。我在车上等，他们去检查了一下，之后说要去派出所解决。就在那边（派出所）呆了一会儿。他们问我是干什么的？我说是搞艺术的。（他们）就让我打电话把我爱人叫来，才把我放出来了。但又说要一个人来担保。于是就打电话给老庄，老庄又打电话给田野，田野就带着我的画册来了。田野说‘这是艺术家朱发东，很有名的’然后警察就把我放了。还把我的那些‘小广告’都还给我了。（哈哈）
 

张：那你做《身份证》也挺敏感的，有没有受到干涉？

 
朱：没有，《身份证》下面是艺术的名义，是朱发东的一个作品。

 
张：（哈哈）朱发东签发的艺术身份证，那你的‘身份证’到迄今为止做的也有几千张了吧。

 
朱：对，有上千了吧。但是觉得作为艺术就要有一个量，不能太过了。
 

张：有一个期限性的。
 

朱：而且现在的价格是200元，为什么这样呢，如果像过去一样还是50块，可能就点说不过去了。所以那样就违背我当时的初衷了，如果还是50块就有些心痛。现在200块可能还是要好好思考的。

 
张：因为有一个接受的门槛。
 

朱：还有我的《打工》，97年做的，也是出售，实际是卖不掉的，传达的也只是一种观念。97年我做的《生活方式》就是完全把自己分成不同时段出售。比如说你可以雇佣我给你做家务、带小孩等等。100天做了很多的工作。
 

张：实际还是有多的人找你。
 

朱：对，后来越来越多。最后一个雇主是北京艺术博物馆，那个展也是他们雇佣的。一切开销由他们负责。

张：现在就相当于小时工。
 

朱：对，因为当时是艺术，比小时工贵多了。小时工可能一小时是5、6块钱。我那时最低点100元。这个作品后来又演变成画《100天工作》。

 
张：你那个作品每个时间段都有照片留下来吗？
 

朱：有，我出去工作，我都联系了人给我拍。我付钱，出胶卷，版权和底片都归我。

 
张：你的（作品）好像都和现在的市场经济联系特别紧。都带有一种交易的性质。
 

朱：如果不这样的话，比如我去西边50里的地方工作，每小时只有二三十块钱的话，那我的路费、拍照雇佣费，每次亏几十块，下面就没法运转了。所以必须是要这个（作品）在经济上能够运转下去。这个作品才能够实施。

 
张：那你2002年作的《保镖》是不是也是这种形式的？你还要付钱。

 
朱：是的。那时候是包的公车，把他们拉过去，请他们吃饭，还要付钱给他们。这时候比《打工》付的多得多了。

 
张：他们也都是艺术家。你有没有想过找保镖公司？为什么要用艺术家？

 
朱：我觉得还是用他们比较好，我需要的只是他们戴我的帽子。实际很多人也不知道他们是艺术家，他们的职业感也不是很强。这个也是一个参展作品，在开幕式现场，很多人围观，拍照。成了专门介绍这个作品的（展览）了。（哈哈）

 
张：那么，迄今为止你做的行为，觉得有几件是像这样的？好像每一件持续时间都比较长。

 
朱：对，但是这种感觉的有在东京画廊做的（那个），戴着头套，有点恐吓的感觉的，叫《夜饯行》。也是六七个（艺术家）和我一起做的。他们（画廊）邀请我参展，在展览之前只有策划人知道要展什么样的作品。当我们从东京画廊里面的小房间里出来时，六七个人头上都套着很厚的袜子，我走在前面，还用耳麦喊‘不许动！趴下！举起手来！’还不断的重复。当时很多人都吓傻了，那天人特别多，也相当轰动。

 
张：这个作品是什么时候（做的）？

 
朱：2003年。
 

张：类数下来，你的行为艺术《几月几日》算第一个，之后是《此人出售》，《出租干活》。

 
朱：期间还要《第十三》啊等等，当然这几件比较著名，还有我刚才说的《举起手来》，《保镖》，很多，在深圳的中国住交会（住宅交易会）请我去的那次场面业很大，那件也被收藏了。

 
张：其实这个有点像作品的文献，艺术家使用过的东西。你92年去深圳回来以后，就几乎不画画了？

 
朱：不，也画。
 

张：我觉你的画和一般的画不一样，好像是制图的方式。

 
朱：对，是一种观念性的东西，像实物，像帆布挂在那儿，可以挂出来。还有硫酸纸的，用夹子夹起来，两面都可看。很多的奇奇怪怪的作品，还有参加‘长征’的，叫《紧急通知！朱发东被人体炸弹击中》之类的。有很多一下想不起来了。（哈哈）而且这些东西也不断的在变成纸上的作品，（以）制图的方法。这些从98年就开始（做了），到现在90（cm）×2米的至少有20多件，4，5米×2.4米的也有20多件，有50多件这样纸上的作品了。

 
张：都是你自己在家一点点勾出来的吗？
 

朱：对，大的有的请助手，小的基本都是自己做的。应该说作品还是挺多的，还有这种布的。
 

张：你以前做行为的时候有没有比较系统地拍过录像？

 
朱：我一直不喜欢拍录像，就是（会拍）照片。在巫鸿的展上，就是在芝加哥的那个，他希望但我拍一个录像，但是我也没有拍，他说那你就把你的照片都拍上，不就成一个录像了。后来他们买下了那个作品，就是《瞬间》那个展览。在那里也做了，大概十几分钟，他们就用录像机拍了照片，再加上文字，巫鸿还写了翻译文字。这个录像带我有。
 

张：我们再往回追溯一下，你去深圳之前，在昆明的时候跟谁比较熟？

 
朱：毛旭辉、阿昌（何云昌）也经常到我们那儿玩，我也给他们介绍工作。

 
张：你当时开了一个小美术工场是吧？

 
朱：不是的，是艺术学院的一个设计公司，他们请我主持了几个月。在云南就有人买我的作品，我就介绍阿昌跟我一起做一些大的作品。其他还有李永勤、张小刚，他们不怎么在，但都熟悉。

张：在你做《寻人启事》的时候国内好像很少有人做行为艺术，85的时候有人做人体包扎之类的，行为艺术概念也不怎么强。
 

朱：对，比较研究性的、个人化的行为艺术应该是从那时候开始的，过去都是集体，乱糟糟的。
 

张：那时候都是包扎，其实就是一种集体无意识，好像任何地方都是那样。

 
朱：对，张洹92年时也在中国美术馆门口做了一个，就是用油漆和娃娃的那个，但是那个还是有点狂躁的。后来又做了一个在厕所里蹲着的（《十二平米》），才让人感觉状态化了，才有这种感觉（个人化的行为艺术）。像##在长城做的一个作品还是延续80年代的思路。我的作品还是很有开创性。

 
张：最近还有打算做行为艺术吗？

 
朱：会有的，有人邀请我（就会做）。像“中国住交会组委会”邀请我，衣服是他们在北京红都定做的，花了三千元的制作费，付给我一万元的出场费，包括我和夫人在那里的差旅费都是他们负责。这样也挺好，对待艺术更重视，到具体实施时也是一样的，艺术的感觉让人很茫然，如果是让人感觉特别得意，心花怒放，大就没意思了。

 
张：那时你和大毛交往比较多。

 
朱：我说的和大毛交往是在94年以前。这期间我就回过云南两次，最近一次是97年，和他们都没见面。后来到北京，去过圆明园。

 
张：在那里住过吗？

 
朱：没有，就去玩了。现在想来我纯出售的作品，带去过东村，到处去。不过现在想想，如果有一个年轻的艺术家忽然带着作品到我这里来，我也会觉得很不舒服的。当然那时就不管了。（哈哈）当年张洹也是的吧，毕竟他在那里呆了那么久了。他们都以为我在东村住，其实不是，我当时是住在宣武门，齐秋石先生还把画室借给我。
 

张：你在94年到2000年这段时间在北京是以什么为生？

 
朱：一直是以艺术为生。也有很困难的时候，像开始的时候也需要家里资助和朋友帮助。包括老艾也买过我的作品，估计也是为了帮助我。我在做《100天工作》时就得到很多朋友的帮助。

 
张：你的作品里商品交换的意识特别明显，而且很巧妙的纳入作品的逻辑之中。

 
朱：是的，这样的话，有一个发挥的条件，比如我的《身份证》，就是推销，不管是出于什么目的，只要接受了，我的推销就成功了。最开始都是从特别熟悉的人开始的。
 

张：像你这样交易性的作品，在推销的过程中有没有艺术家提出要和你做交易，和你交换劳动之类的？

 
朱：有一个，但他很有钱，他提出以他的招贴在作品交换，据说也是50元，我同意了。这是唯一的一个例外。我也帮朋友推销一些作品，其实最后也都是自己买下来了。
 

张：今天谈到还是很开心，现在先暂告一个段落吧，谢谢你，再见！
 
朱：再见！  

朱发东麻烦制造者——朱发东访谈

内容概要：2010年11月13日至2010年12月8日期间，白盒子艺术馆将隆重推出著名艺术家朱发东先生的个人作品展。

访问者：江铭（王宝明）
被访被：朱发东
时间：2007年2月5日
地点：朱发东工作室（北京通州京贸中心）
 

江铭（以下简称江）：您是哪一年出生的，在什么地方，小的时候那个地方给您留下了哪些印象？

朱发东（以下简称朱）：1960年出生在云南昆明东山区。

江：你童年一直是在那个地方长大的吗？

朱：对，一直从那里长大，一直到二十多，那期间也去过我父亲的故乡，也是云南。

江：那个地方在你童年的记忆里是一个什么环境呢？

朱：我觉得那个地方就是自然的风景特别好，很美能看见雪山，有四千多米的山都能够看得到，那是乌萌山的主峰，有河，反正很美，经常去到很远的地方画画，因为那个村很小，我一出去就是自然风光、河流，非常美的环境。

江：你童年有没有什么特殊的记忆，比如哪些事情给你留下特别深刻的记忆，有哪些故事？

朱：记忆挺多的，我一下子很难想到。

江：你做的这个让“朱发东同志先走”的行为是出于什么想法做的呢？

朱：这是在延安那儿，“长征”的一个项目，在延安艺术教育座谈会，是蔡国强策划的，在会场门口他们喊口号的说“让朱发东同志先走”。

江：你开通的那个博客主要是发你的作品吗！

朱：对，但是也会有一些我写的东西。

江：你写的哪些东西，是你的艺术感想？

朱：我有一些想法都会写下来。可能还有一些朋友的照片。

江：为什么想建博客呢？

朱：我去年三月份，突然看见博客，就觉得挺神秘的，后来有一天我看书，说试一试，结果很容易的就注册了，当时我就开始做，第一天注册完了就写我来了，后来就经常传一些新的图片，现在已经有很多篇翻，还够翻的，你要进去会看到更多。

江：你怎么看待网络上的博客等等这种事情。

朱：我觉得还是挺有意思的，因为如果你的作品是文字性的放上去你就可以看到，其实你不要想是什么，实际上是什么人都能看到的。

江：现在的这种文化对你的创作思维有什么影响吗？

朱：有，实际上我博客在某种意义上好像它又是我的另一件作品，为什么我都把它写在名片上，以后逐步的我可能会花一些时间去处理它，但是我现在我会一步一步的，最近我已经有好长一段时间没有管它了。但是好常时间不管，有时候你会发现好多人看，有好多地方有时候你收拾收拾到处都是，好多都是直接克隆，让你感觉好多地方自己都没有办法。

江：我的也是开始的时候也是天天去，但后来一两个月也懒得去一次，有什么新的东西就再去一次。我现在写作品都用笔名，博客叫“江铭通讯社”。

朱：我的就是“寻找朱发东”，朱发东不是有一个片头嘛，原来写着寻找朱发东现在叫“十大”朱发东，篇名就是这个，就是从这件作品开始。

江：你的那个“十大”是“十大杰出青年”吧！

朱：有很多，十大杰出青年、十大劳动模范。

江：就十个吗？

朱：不会只有十个，十大你可以无限延伸。

江：你现在目前做的是哪些呢？

朱：现在有十大杰出青年、十大先进工作者、十大劳动模范、十大模范民工好多个，十大致富标兵，你看到的这个和其它的有点出入，以后不会做这样的，要做有经典感觉的那个，做这个有点偏，所以以后这种样式的可能只会有这一张，这个零五年被贴在宋庄一号“翻手为云、复手为雨”上，现场的那个美术馆有一面墙，真接绕着那个喷涂在现场，我的工作人员用电脑现场做的，就那一天嘛！那像个手机号实际上是二零零五年十一月二十六号，后来我就过去把办我证的人的名字写上去了，队员都是买过我身份证的，对于这个作品其实也很重要。

江：你的身份证的现在多少钱？

朱：二百。

江：现在有多少个人办，有编号吗？

朱：现在大概多少人我还没有写完，都是有编号的，每个人今天办就是今天的日子，然后顺着我的那个编号。身份证的作品最开始的时候五十块，那时九八年，为什么要这样，因为你想要这个东西你得很慎重把它当成很正规的一个东西，如果我这个十块二十块，或者五六块就会无所谓，玩嘛，但是我不要这样子，所以有时候有点难受，卖也不是不卖又不行，所以首先从朋友开刀，有的就逐步做工作，有的要做好几次工作，就像推销一样的，有的人还要理论理论，你做作品就做作品干嘛要出钱买的，我就说这就是我，要不然一点意义都没有。所以后来那东西关键就在这一点，比如打工就是这样的。

江：你觉得现在做书还缺哪一方面的书？

朱：我觉得现在书出得挺多的，关键的是应该比较精的，比如就那么几个人，他们都有着相近的东西，他们随着以后的发展能够独挡一面，我觉得这样的东西很少见，如果这样的东西出来我觉得可能会很好。他也不是小组，他是六七个、七八个、四五个人过去老在一起，现各自有自己的道路，代表了不同的方向，我觉得这种东西可能会比较欠缺要做可能会很好。

江：如果做这样的书你觉得把你同哪些人放在一起会比较合适？

朱：现在从我的角度来看，我没有和任何人像的，但是你可以做一个像我或庄辉或马六明或王晋、张洹这些人等等，因为过去经常在一起谈论，吕彭的书上有一张照片五个人光着膀子的那就是我们，我觉得可以发现这些东西，现在他们其实方向都很明确的，大家都不一样，但你也可以看到有别的比如苍鑫、朱冥等等，这一类的东西我觉得出来可能会比较有意思。可能会好卖一些，而且它涉及那么多人可能对应的后面的喜欢的人群也会多。如果出书只想着艺术家来买，那么影响太小了，所以那样的话做出来有份量，在美术史上也非常有意义。可能会比那些好得多，可以做得很充分。

江：你刚才考虑的这几个人，你仅仅考虑的是原来你们经常在一块这个角度还是你们的作品、或你们的经历有内在联系？

朱：都有，最开始比较在一块，之后各自有了自己的方向代表了不同的成就，就是这样的，而且又不和波普等等任何发生关系，都是特独立的艺术家，大家都是很独立的，不是说和谁谁怎么样，我觉得还是自己想独树一帜，可能还是比较自信吧！而且自己要发展一种新的东西出来，这些东西肯定要影响到后面很多人，现在从好多的人的作品可以看得出来，我觉得这种东西做书做出来都会很好，我曾经想做个展览顺便自己出书，但很难弄，因为这些人想法很独立特别难弄，但是如果你出版东西我觉得相对要容易得多。

江：做展览比较难。

朱：对，所以我觉得现在可能缺这种东西。

江：你自己的作品有一个内在的主线吗？

朱：艺术家其实没有必要想自己的主线，别人会替你想的，比如你想把我的主线缕出来，我觉得你自己就能够缕出来。比如说你是作者，那么你有义务。

江：但是我想出来的主线是我的认识，我想听听您怎么认识？

朱：一个人他必竟还是一个人，他的脑子里还是有限的，我们还可以从比如好多法制节目里看到，分析一个罪犯无论他有多历害，都能从他作案的手法找到他的内在联系，去找到这个人，他可能也想变化手法其实是变化不了的，其实艺术也是这样，别看有的人比划得天花乱坠实际上不是，很容易可以看到他的方向，有些人你可以从他使用的材料看到一些东西，有些人从他的思想看到东西，比如说老王你看他很乱的，其实你都能找到东西，像我就像杨卫以前说的“以身试法”，其实从自己的角度不考虑别人接受还是怎样，就全是一种角度，但另外的一种会说“四两拔千斤”比如一上来就那么贵，别人达不到的我达到了，我觉得就是这种东西。

江：我想知道你有没有精神的主线？

朱：其实精神的主线更容易找，比如你刚才看的那个让朱发东先走或者是五好奖状，实际上就是要树立人那种东西，在不同的场合树立自我或者树立什么东西或者让人看到一种异样的出现，其实都有这些东西其实都能找出来，比如说我的油画，其实也是一个身份吧！有各种东西其实我只不过想把自己渗进去，最后树立自己的品牌，其实最终还是一个人，朱发东嘛。比如“劳力士”你可以找别人做，为什么要找我呢，其实还是这样的，比如说还是我画的我的奖状系列，如果不画我，画了别人那人家就不买了，人家也不展出了，因为觉得没有意思，就是这样子。所以我的好多作品人家都会说朱发东在哪儿呢？过去那些小的作品买了一看有就说好！

江：就是把你当成一个标识，买你这个符号？

朱：对，有人问我你的作品名称为什么叫做让朱发东先走，为什么总要有一个名字在那里，其实都是这样子的。很容易找出来，所以有时候我觉得艺术家不用费心思去想，我怎么怎么样自圆其说，或是自己弄一大堆为什么这样做什么什么的，其实不用想这个的，你想了都白想，人家写出来的东西是另外一码事，现在人还有在说，那个谁不会，让我的学生去贴一贴不就出名了嘛！身份证为什么不去贴，你自己去贴不就出名了嘛，成为一个大艺术家，其实不是那么回事，其实你别看有的人已经成为教授了怎么样的，但是他的思维还是一个小学生的思维，还是一个普通人的思维，可能换成一个普通人就不这么想，普通人会认为人家是艺术家我没有资格去评论，但是他就以为他是大评论家，他就可以瞎评论，实际上他的评论刚好又是特愚蠢的，就是这样，我认为各种人可以有各种各样的想法，但是转回来又说了，他总愿意写，他自己就会暴露出他很愚蠢但是别人觉得很有意思。

江：你认为普通人和艺术家到底有什么区别呢？

朱：其实很容易，应该是一个自发的东西，比如我做作品的时候你敢相信自己是在做艺术吗？你换个马路上的人揪过来你说他不敢笑话艺术家，我就认为我在做艺术，而且我必需让别人也承认这是艺术。

江：那你怎样去说服别人？

朱：我都没有说服，我就做了。

江：别人认为你真的是在贴寻人启示呢，还是认为你在做艺术？

朱：真的在贴寻人启示，后来怎么在书上到处可以看到这些东西，就会想一想会很有意思，实际上就是当你做的时候你自己很清楚，所以别人会说他为什么会去做，实际上都在嘴上，当然有人会做成商业型的，出售以后很多人会做类似的比如做广告的形式，民工自己推销自己其实都有，但是他没有说自己是在做艺术，而我是在做艺术，所以我现在有代言人系列，其实我的“出售”我觉得就是一个代言人的形象，就是这样的。

江：你当时做“寻人启示”贴的时候遇到麻烦了吗？

朱：遇到了，比如说不要乱贴，很多人围着在火车站，围个水泄不通，当时有一面墙我就贴了三百张，有人说不要在这里贴了换个地方，有个地方就在电线杆上贴一张，后来有一个年龄挺大的还到北京画画来的，他跟我说，他跟我说：我妈说人家朱发东那么有名，人家都丢掉了，你还搞什么艺术，那老太太七十多岁了，听说这种事搞艺术就会弄丢。

江：寻人启示是哪一年做的？

朱：九三年，那个时候有谁能做出那样的东西来呢，确实没有肯定没有，而且那件作品发生在昆明，并不是在北京。现在一点也不妨碍它成为一个跨时代的作品，所以有时候就是这个样子的。

江：“此人出售”的那个是哪一年作的？

朱：九四年，在北京。

江：那个做的时候发生什么事了吗？

朱：有挺多人问卖多少钱、你会干什么，我说什么我都会干，搞艺术的，搞艺术有什么用，那么瘦让你干点什么重体力去都干不了，实际上是不可实施的，它传达的只是一个概念，通过自身的特别直接的出现，可能它的语言就更强大了，用嘴去说就没意义了。

江：我听说你的那套“此人出售”的服装是不是卖掉了？

朱：早就卖掉了，让收藏家收掉了。现在还一直有人问我能不能再做几套，后来我有让朱发东先走，这些都是我穿的衣服，后来还有我在深圳那个“此项目内部认购”也是我新出的作品，后来的这些作品衣服都是人家专门出资定做的，在深圳穿的那个也被收藏了。

江：你当时“此人出售”的那个作品卖了多少钱？那是什么人给收走了？

朱：那是美国的一个收藏家，应该价格挺高的，在当时认为是一个天价，因为那个时候九六年虽然很多人都有很大的名声，但是还是属于水深火热的，就是那个人见到我一下子就赶上了，因为我有很多的问题需要解决。

江：那时候能买行为的这种东西也不容易。

朱：对，那时候我的图片还没有人买呢！

江：你那件衣服穿了多长时间？你当时做那个作品是每天都穿吗？

朱：我那个作品是阶段性的，比如我在一九九四年的五六月有一段时间有时候连续几天都出去、有时候隔两天、有时候下大雨，那衣服不是九六年被人收藏的应该是九八年，九七年我还穿着那件衣服，当时很多的出版物介绍我都穿着那件衣服，我生活中出来跟大家见面并没有穿那件衣服，但是我给人家造成的印象就是我随时都穿着。当时我老戴着那个帽子。

江：你社会行为第一个作品是“寻人启示”，后来第二个作品就是“此人出售”，之后做的是哪一个？

朱：身份证，那是九七年拍的照片，当时还能戴下那顶帽子，比如说我后来做保镖帽子给别人戴过之后的我都会收回，不会把任何一个东西给别人的，现在的让朱发东先走，衣服家里有十一件，卢杰他们当时出资很多钱，条件就是有一件就是衣服要给他们收藏。过去我在宣武门住过齐白石的孙子把他那很小的一个平房借给我住，一分钱不收我的，后来我买过他两件作品，最近还打算买他的图片的作品，他刚从喜马拉雅山回来，从喜马拉雅山的那些是我最想买的，其它的我就是出于想回报他。

江：你觉得你的作品到现在为止哪一件是最重要的呢？

朱：这只能分开讲就现在来说评论、美术史的意义各方面就目前这个阶段的认识来说“寻人启示”、“此人出售”肯定是非常经典的，而且可能很少有作品能相比的，这是大家的一个共识，而且就今天来说人们并不认为它落伍，现在创造出这样的作品来也不容易，虽然出了很多很多类似的，但是你感觉不到有多少好的，这是肯定的，但是我觉得随着时间的推移，我认为新的作品同样会被非常好的肯定，因为越来越多的人涉入到我的这些作品里来，而且这些作品又会加强我过去作品的力度，我们可以看到过去有好多艺术家，其实也不错，但是我们没法看到他后面的东西，或者说他后面有东西但是人们并不看好，其实会影响他过去的作品的，我觉得所以以后那些作品将会得到更高的评价，吕彭的那本书从九十年代的艺术来看他写的并不怎么样，而且连什么重要的图片都没有，九十年代的艺术完了，那十年，当时我就想他会后悔的，他当时用了一张我画的寻人启示，而且说的话也不好听，结果他写那个一百年了现在反过来了，其实推翻他自己了，九十年代艺术和一百年的相反，他现在认为这个很重要，而且登了“此人出售”的图片。

江：他登的是哪一张？

朱：就是立着的那个，还有那个光着膀子的五个人，出现在这种艺术史上是很不容易的，因为是几个人的合影照片嘛！“寻人启示”被登得没法说了，外国也很多的，国内就更别说了特别多，现在推过来看原来很多作品当时很热闹的，等人们谈论它会忘记，但是我现在发现他们谈此人出售寻人启示特别热衷，而且感觉这个东西是个新作品，老认为好像才发现的感觉这个确实挺奇怪。

江：你觉得这是什么原因呢？

朱：我觉得人们认为可能始终有这种现实意义，始终不觉得这个东西挺老了，感觉就是才发现的这个东西，我自己也觉得是这种感觉。所以别人跟我要登的时候我就给了总是不疲惫、不因为那么多就不印了，总想自己的书上还要印刷，自己的报纸上还要印刷，就是这样。

江：你父母是做什么的？

朱：我父亲最早是在检察院的，他从部队转业到检察院，我母亲是在当时的服装厂。

江：你的家庭也是一个挺正统的一个家庭。

朱：对，特别是我父亲后来又到了政法委，他刚刚一到地方的检察院他就当了科长，挺年轻的一个人后来又当委员官职也还可以。

江：你小时候接受的也是比较传统的教育吗？

朱：我觉得是，上幼儿园那时候进去就呆了一个星期，星期天才回家，好像并不太舒服。

江：小学中学也是吗？

朱：小学我还进农村呆过，一到文革了家里也不太好，各方面都受到一些冲击，就送我到老家我爷爷奶奶那里呆了两年，在那种更乡村的地方，在山区跟那些孩子去游泳很好玩，上学的教室里可能这边坐着一年级的那边坐着五年级的，现在好像有的农村还有的，其实没多大变化。当时上学要走很远，可能爷爷奶奶跟着，也是很随便。

江：你上学的时候是一个很乖的孩子还是一个很调皮的孩子呢？

朱：有点即不乖也不调皮，但是有时候也会有点名堂，有时候上课就跑了。

江：那时候也有一点不太守规矩的行为。

朱：对，也会逃课，偷着抽烟都会。

江：上了大学吗？

朱：上了，上的云南艺术学院。

江：你上学的时候的教育肯定都是很正统的教育。

朱：还可以吧！

江：那你怎么突然就搞了行为了？是出于整个社会的原因还是你个人的原因去做这些？

朱：我觉得在做这个之前我自己没有说把这个看做是行为，我就认为是一个艺术。那之前我也画过油画，我还参加过广州双年展呢！还有在云南美术馆和另外两个朋友做过展览，九二年，三人展还是王林主持的，当初广州双年展回来我始终觉得现在画的那些画挺没劲的，不是我现在想要做的事情，然后有一种想法，因为在海南岛总是看到寻人启示，别的地方也有寻人启示，但在海南岛就会特别注意它因为到处帖的都是，海南岛称这边为大陆的，从各个省过去找，到处贴，他的姑娘或是他的儿子到海南岛后不知道在哪儿，他的父母在某某宾馆住，在某某房间希望你能够来见，前前后后都是这种东西，就感觉特别受冲击，因为我自己其实也是这种状况，我自己也是不辞而别的，我跟单位没说、跟家里父母也没说，就去海南岛了，去了好长时间我才写了一封信，在海南岛属于消失的这种人，所以对我触动特别大，但是你在海南岛你不可能思考那么多的艺术问题，在八九年返回昆明的时候，九零年我就思考这个问题，然后就一直在想后来就放不下这个事情，而且这种时代越来越是那种感觉，之后我就用了一些格纸写了一些朱发东生于某年某月，从小在哪里上学，父母是什么什么，写这样一些东西，最后觉得这个东西还是不行不够，只有就是做寻人启示，朱发东某年某月走失了什么的，就画这些东西，那时就觉得这些东西弄出去会怎么样呢，别人会不会认为朱发东疯了还是怎样，就这样在那里考虑那个问题，思考了好久，觉得不对劲，这就是一个艺术的，我认为它是艺术，而且必须以这种方式来进行，然后我想了很长时间最后认定了，就开始做，就在杂志上登的广告版，当时那些字打的特别难看，就把那些字裁下来粘，一条一条的粘好再用这个去复印，复印到无数回就开始张贴，一张贴马上就反响特别大，比如云南市报这种官方的记者马上就来了访问，其实你总是低估了别人的种种感受、想象力和承受力，这个东西很快就出现在湖南当代艺术上还有评论，这是一个比较漫长的过程，需要自我来肯定才做出来。做完之后九三年在云南，美术方面我就觉得没什么事可做了，再在昆明做也就这样了，当时也没想到这些，就骑了一个除了铃铛不响以外哪儿都响的破自行车到北京。有人说做“寻人启示”的那个人什么什么，各种的议论，接着我就想到“此人出售”了，我觉得下一步我该做什么，如果一个人出现在街上再出售自己会是什么感觉呢，几乎就是很自然地就想到这个了，之后就到处去弄，买了一件衣服十多块钱，然后用帆布写了一些字弄好了，刚好中国美术馆中国第二界油画展展出我那个“寻人启示”那个填写的字，九四年那个展览当时都是一些大的油画家，我入选了之后来了北京，当时就想了就做了那件作品。

江：等于是你先有的油画？

朱：油画是先做完以后画的，之后还在上海参加王林他们策划的一个文献展，先是北京的展览之后去上海再回北京。

江：等于硫酸纸是在办证之后做的。

朱：对，九八年开始我就开始做现在算来已经九年了。

江：等于它是一个装置。

朱：对，平面装置，有的时候在空间里它占的位置挺大的，你不是看了二踢脚嘛。

江：是那种漂浮的那种感觉。

朱：对，两千年开始创作很大幅的硫酸纸作品，五米长十米长的。

江：硫酸纸都是你亲手画上去的？

朱：图片你都见过。

江：见过，都是手绘的。

朱：2007年开始有布上的作品，有一个世界大环境那个英文的标，有好多人在上面签名，在上海展出了九米长的布上的，同时由两个工人绣上去的英文的，之后就开始做那个，然后就放那个很大的签证四米大的，现在做奖状。那件作品好多人没机会看到。

江：我觉得你的作品好多都表达了对现实很诙谐很荒诞的那种感觉，像“做人要做这样的人”，其实原来这个是一个很严肃的事情，你这样一变就觉得事情很荒诞。其实你表达的很准确。

朱：自己发现办证发奖状，都被看成是很正直的事，将来很模糊了以后人家弄不好会……，因为现在有的人认为发东现在真的当十大杰出青年了，给人家造成这种印象，因为别人策划的还有报纸直接登我的作品，他们就会有这种感觉，十大杰出青年都是这样的，还有人家问发东你当选的二十世纪十位艺术家是中国的还是世界的，我说就我一个，所以后来有些就做了相似的，我觉得都是我作品诠释出来的，那天“长征展”弄一些布标都是这一类型的东西。

江：外国人更是搞不懂了，他们会认为你真的当过。你对下一阶段的作品有哪些考虑吗？

朱：现在你从博客看我的那个硫酸纸，大概只有那么大规格的，有一些作品在做，做代言人那种明星代言产品嘛！因为我的五角星都有点这种感觉，首先是付勇他们请我在南方羊城晚报做过象广告这种东西，做代言人朱发东为商品代言，网上都有，因为出了那个报纸，一看就感觉是真的，感觉那个企业是花了多少钱请我做代言人，好多产品标着价格，实际上他们是假戏真做，实际上我真的为他们代言了，因为他们真的在那样卖东西，但是他并没有付我钱，网上也是一大批商品跟着，就是这种状态，但是话又说回来，如果那个版面给一个厂家打广告收费三十万呢！但是他们就把这三十万就让给艺术家了，虽然人家没收钱，但是人家牺牲了那个收钱的机会，所以是一样的。过去有一本杂志叫“艺术”，有一期好几年了，一打开就是我的一个大标准像，人们会很吃惊，就会思考这是一个什么东西，为什么会这样，所以你看这些事情都是特别有意思的，然后就是羊城晚报，然后就是我现在做的代言人系列，就是我的头像经常很惟美的像广告一样的，你看我的画像很多胸部都很美的，都是这一类的，然后柯达、可口可乐，我的作品就是这样子的，硫酸纸的这一系列也是这样开始的，这一系列也在做，羊城晚报就直接发布在报纸上，那个东西本身是原作，报纸比它们给人家印个什么东西发出来是不一样的。

江：你的作品基本上都与社会问题有关系。

朱：不是我去联系的，而是他们主动找上来做这样的事，还有《美术观察》都搞不懂，都以为出什么事了，后来我的同学云南的，他们看——一翻开“哗”太厉害了，那些主席也不能那样就一个大头像，那些主席也没干过，所以有时候你就要做出这些事来，有一年的第八期当时好多人在那里都有自己的作品，我跟他们说不要把我写在参加你们这一期的活动展览上，上面就有“原来是你”，朱发东这样子。

江：你现在有孩子吗？

朱：一直没有。

江：你平时还有什么特殊的嗜好吗？

朱：喜欢电脑。

江：别的还有吗？

朱：还喜欢电视，我工作限制，要不然我会一直把它放得有声音，我在家那边工作室工作的时候电视一直都是开着的，虽然没有人看，虽然我在电脑那边，电视也不能关掉，就是感觉要有动静，其实我没有创作，在电脑那边应该把这里的电视关掉，但我不会关的，让它开着我觉得这样可能更好，我喜欢这样的环境。其实有时候在电脑那里也没有干多少事，我觉得这样挺有意思。

江：你的寻人启示还有后来的让“朱发东先走”还有后来的硫酸纸的作品很多里面你的服装都比较偏蓝色，你是喜欢蓝色吗？

朱：对，当然蓝色我喜欢，红色我也喜欢，我觉得那个蓝有人说特别惬特别耀眼特别打人都有，但是真的不一样，你如果看上画那个蓝肯定不一样，肯定会觉得你是个大人物，所以我特别喜欢，而且这些颜色都是我亲自挑选的。

江：有意识地在做的。

朱：你看“长征”的那个展览，如果你在现场看你和看图片真的是不一样的，像老蔡、范迪安等人我觉得老站在门口都不敢进去，因为除了我知道这个作品还有策划人别人不知道这个作品是这样的，他们站在那里不敢进去，在旁边有人高呼让“朱发东先走”，那个完了好像很多媒体上都谈这个，是“延安”的一个项目，在这里用图片的形势又作了一个汇报展。

江：你不吸烟？

朱：我以前吸，在九六年九七年的时候就不吸了，也不是很刻意的就是有一次我感冒了，有时候就不想抽烟，闻着烟味就恶心挺难受的，等病好了这烟也就不抽了，挺烦烟的。但是病好了过一段时间可能也是挺想抽的，可是那时就觉得自己戒了不抽就不抽了，一直没抽到最后想抽你都不想抽了，差不多十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