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本文节选自凯文·J.米切尔（Kevin J.Mitchell）著《超凡智能体：从生命起源到AI智能体》
凯文·J.米切尔 作者
我们能够完全掌握自己的命运吗？抑或我们感受到的选择自由其实只是一种错觉？最近我在看着儿子玩一款视频游戏时，这些问题一直萦绕在我脑海里。那是一款开放世界探索游戏，玩家在其中漫游，会遇到各种有趣的居民（并消灭其中一些敌人）。我看到，他的角色走进了一家酒馆，走向了酒保，酒保简单地和他打了个招呼。随后，游戏给出了一些回答选项，玩家可以选择回复，从而了解周围地区的财富和可能获得的荣耀。
在这次互动中，尽管我儿子在游戏中的行动受到了一定的限制，但他依然在其中做出了自己的选择，而这些选择又影响了后续对话的走向和随后故事情节的发展。他围绕游戏的整体目标做出决策，在立即采取行动还是继续探索之间做出权衡。在这个过程中，他需要收集足够的信息以便更有把握地做出决定，同时评估采取更冒险的行动是否会失去之前来之不易的成就：所有这些因素都影响着他的决定。他的所有行动都有自己的理由和动机，就像你我日常生活中经历的一样。
相比之下，酒保作为一个典型的“非玩家角色”（即NPC），并没有做出选择。他的反应完全由程序控制：他没有任何自由度。他的行为受限于软件编码规则，仅仅是电流通过游戏机电路的必然结果。即便是那些更复杂的NPC，包括最终击败我儿子虚拟角色的怪物，它们的行为也同样受到程序的限制。怪物的行为（即便是在快速混战中）也是由软件编程所决定，并由游戏机中的电子组件进行调节的。
因此，NPC只是看似在做选择。它们不是像我们这样的自主实体：它们只是通过计算机芯片的物理结构来实现的大量代码的外在表现形式。它们的行为完全取决于输入的信息和预设的反应模式。相比之下，我们人类具有能动性。我们能做出自己的选择，并控制自己的行为。
至少看起来是这样。我们似乎确实拥有“自由意志”， 好像能做出选择，掌控自己的行为。这几乎就是我们整天所做的事——做出决定。有些是琐碎的，比如早餐吃什么；有些则更具意义，比如在社交或职业场合该说什么或做什么；还有一些则是非常重大的，比如是否接受工作邀约或求婚。我们会对一些决定深思熟虑，而有些则是潜意识的自动反应——但无论如何，我们仍然执行这些决定。当然，我们的选择在任何特定时刻都可能或多或少地受到各种因素的制约（或引导），但通常我们都会觉得自己是行为的主导者。
我们在理解他人行为时，常常通过分析和解释这些人心理状态中的意图、信仰和欲望来寻找行为背后的原因。我们通过不断分析彼此的动机、习惯和性格，来解释和预测对方的行为和决定。从陀思妥耶夫斯基（Dostoyevsky）到《老大哥》（Big Brother）等现代节目，大多数娱乐作品的核心主题都关注“人类为何如此行事”。所有这些都基于这样一个观点：我们不仅仅会受到外部行动的影响，我们还是能自主行动的个体。事情不只是像发生在岩石、勺子或电子上那样，还发生在我们身上：我们会主动采取行动。
但如果你就此观点深入思考，就会更难以确定。毕竟，就像NPC一样，无论我们的决定多么复杂，都是通过我们大脑回路中电离子的流动来实现的，因此受到我们自己的“编程”即回路配置方式的约束。
除非你相信有某种非物质的灵魂或其他超然的实体或力量（我们可以称为“精神”或简单地称为“心灵”）真正掌控一切，否则你无法回避这样的事实：我们的意识和行为纯粹是大脑生理运作的结果。
从我们自身经历来看，不乏这方面的证据。例如，如果你曾经喝醉过，或者哪怕只是有点微醺，你就会体验到大脑的生理运作是如何改变你的选择和行为方式的。从咖啡因到甚至毒品，人们服用的娱乐性饮品或药物种类繁多，因为这些药物能以不同的方式调整大脑的生理机制，从而使他们产生不同的感受和行为。在某些情况下，药物的使用最终可能导致成瘾——这也许是我们的行为有时可能失控的最鲜明例证。
当然，如果你的大脑机制受到物理损伤，如头部受伤、中风、脑瘤、神经退行性疾病或其他类型的损伤，或者其功能以其他方式受损，如患有精神分裂症、抑郁症或躁狂症，那么你的选择能力也可能受损。在某些情况下，甚至你的自我完整性也可能会受到威胁。
尽管我们倾向于认为自己是这场人生游戏中的“头号玩家”，但或许我们只是极其复杂的NPC。我们的编程也许足够复杂和微妙，使我们看似真的在做出决定和选择自己的行动，但也许我们只是在自欺欺人。在某种意义上，也许“我们”只是通过生物而非计算机硬件实现的遗传和神经代码的表现形式，也许我们是残酷游戏的受害者，是命运之手掌控下的悲剧人物。正如纳尔斯·巴克利（Gnarls Barkley）所唱的那样，“你是谁啊，你是谁啊，你以为你是谁啊？哈哈哈，但愿你受到保佑啊，你真的以为你能掌控一切啊？”
有个性的机器人
在我2018年的著作《天生我材：大脑构筑如何塑造人的个性》（Innate: How the Wiring of Our Brains Shapes Who We Are）中，我讨论了我们每个人天生具有的心理倾向。在最基础层面上，我们都具有人类的共性特征。与其他任何物种一样，进化塑造了人类的行为。人类的本性通过DNA编码成基因程序，这些程序决定了我们大脑的结构和连接方式。
然而，基因程序不可避免地会因人而异。我之所以用“不可避免”这个词，是因为这种基因突变是必然存在的。每次DNA在细胞中复制时，包括生成精子或卵子的过程，都会产生少量的复制错误或突变。随后，这些DNA序列中的新变异就会进入每一代人的基因库，如果它们不影响生物的适应能力，就会随着时间的推移在人类种群中传播和积累，从而形成我们今天观察到的遗传多样性。
这种多样性不仅导致了人类身体特征上的差异，例如身高、脸型或其他身体特征，也影响了大脑的结构和功能。所有这些特征都受到基因变异的影响，这也解释了为何亲缘关系较近的人比无关的人在外貌和心理上都更相似。因此，尽管“典型”人类基因组（实际上并不存在）编码了构建典型人类大脑的程序，但你特有的基因组则编码了一个程序来构建具有你独特特征的大脑（见图1.1）。
▲ 图1.1 你的诞生。（a）像所有物种一样，智人（homo sapiens）的基因组已经经历了数百万年的进化，进化选择了构成“人性”的所有特征。
（b）你的个体基因组是典型人类基因组的一个独特版本，反映了你特定祖先的变异和选择过程。
（c）任何个体的大脑发育结果都是独特的，由遗传变异和发育本身的独特轨迹所决定。
因此，我们的个性（或先天倾向）是人类共同特质的变种。
但结果又和你实际的大脑不完全一样。你基因组中的程序既不预设特定结果，也没有具体到个别神经细胞或它们之间的突触连接。事实上，它根本就没有编码结果：它仅仅编码了一组生化规则，当这些规则在复杂的发育过程中运作时，通常会在一定范围内产生多样的结果。在发展过程中还会受到诸多随机事件的影响，这些随机性增加了结果的多样性。即使运行同样的遗传程序，也不会得到完全相同的结果。这就是为什么即使拥有相同遗传程序的同卵双胞胎，在出生时他们的大脑也是截然不同的。
这一切意味着，你的大脑连线模式不仅受数百万年来人类共同进化的影响，同时还受到你携带的特定遗传变异以及在大脑发育过程中形成的独特发展轨迹的影响（见图1.1）。而你大脑的连线方式决定了其运行方式和你的行为倾向。
我们可以将这种变异想象成机器人行为控制的内部调节。想象一下，如果要求你和我制造一个自主机器人，它需要在这个世界上寻找能源，规避威胁，解析感官信息，评估周围环境，以及在多种行动中做出选择。
为了使机器人完成任务，我们必须在机器人身上安装各种组件。首先，它肯定需要一些传感器来探测环境中的物体，它还需要马达，这样才能四处移动并执行各种动作。其次，我们需要对机器人编程，使其能够寻找燃料并避开威胁，但同时它可能也需要一些复杂的电路设计来识别二者的区别。如果燃料和威胁恰好出现在同一地点，机器人就必须权衡机会与风险，并据此决定向哪边移动。如果它在做决定时还能考虑到当时自身所剩的燃料量，那就再好不过了。因此，让机器人实时监测自己的内部状况并基于这些信息做出决策显然是有益的。
一个非常先进的机器人甚至还能够从经验中学习。例如，它可能知道某个特定地点通常有燃料，或者某种看似无害的刺激（比如机器人草丛中的沙沙声）预示着潜在的威胁。现在想象一下，我们给机器人设定另一个目标：不仅要生存，还要找到机器人伴侣并繁衍后代。那么，它就需要在确保有足够燃料的短期目标和寻找伴侣的长期目标之间取得平衡，同时还要避免被更大的机器人摧毁。
为了实现这些复杂的操作，机器人的电路配置必须包含多种功能。首先，它通过传感器收集的数据来推断外部世界的信息；其次，它整合来自内外部的多重信号来描绘当前的整个情境；再次，机器人将这些实时数据与记忆库中的历史数据进行对比以指导下一步行动。在这个过程中，机器人需要权衡潜在的威胁与机会、短期目标与长期目标，同时考虑所有好或坏的结果；最后，机器人确定采取一种最佳行动方案来执行，并排除所有其他可能性。
由于电路配置和参数设定的多样性，我们调节机器人的方式必然各有不同。例如，你可能会把威胁敏感度调高一些，而把奖励敏感度调低一些。而我可能会以不同的方式调节我的机器人，令其实现短期与长期目标之间的独特平衡。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情境的变换，这些个性化设置会使机器人表现出不同的行为模式。你的机器人可能表现得更谨慎，而我的机器人可能更有毅力：它可能愿意为了一个延迟的奖励而工作更长的时间。这些机器人在做决定时也会表现出不同的特质，它们所需的证据量（冲动性）不同，对交配机会的重视度（性欲）以及对新奇物体或情境的关注度（好奇心）各异。简而言之，我们的机器人就像你我一样会拥有自己的个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