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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艺术中国文献展”—— 一个版本的文献展

2011-03-30 18:53:34 来源: artda.cn 艺术档案 作者:张海涛

“行为艺术中国文献展”—— 一个版本的文献展

文/张海涛

针对近期网络上一些艺术家对“行为艺术中国文献——1985-2010”提出的问题,我做为展览的策展人之一想客观地做一个回应,以期大家对这个展览和初衷有更深入的了解。

首先,还是要感谢大家对此展览的关注,这说明大家很关注行为艺术,大家对当代艺术的热情是值得欣慰的。
那么我想就以下几个问题先和大家沟通一下。

1、展览的场地。
2、作品的选择。
3、文献展开展的时间和理念。

众所周知,宋庄美术馆是一个村里建的美术馆,但它的性质相当于村里民间机构。那么做为非盈利机构,栗宪庭老师一直是义务做美术馆里的工作。期间,大部分的展览是他想办法找资金赞助,而每次的展览选题非常注重是否具有独立性,而非迎合官方、大众和商业。例如每年一届的独立电影论坛和中国纪录片交流周;其中,第一届独立电影论坛开幕后因影片的独立性被干扰以致被迫转入一个私人空间,近一届电影论坛处于压力开始转入现象工作室。2010年的“垃圾围城”展、“烈日西藏”展、“2010影像档案”展、2011年的“行为艺术中国文献——1985-2010”展等等都是具有独立判断的展览。宋庄美术馆做为一个村办机构,其实也担负着很大的压力在做展览,到目前每次展览开幕前都会有来自地区或市里安全部门的特殊关注,包括这次的行为艺术中国文献展,开幕前也有警察和其他人来“审查”作品。所以,和其他艺术家一样,我们同样面对这个问题,并没有因为这是村级美术馆就拥有什么特权。

回过头想想,这个美术馆为当代艺术的公共化展示也做出了些许的努力,所以这次在这里做这个展览,也是考量行为艺术在长期被误读(解)的情况下,它的社会公共化拓展比其它媒介艺术更为艰难。而今,如何提升行为艺术的显像和更加深入讨论这个命题,那么它必须与公众、社会发生关系介入社会才能有延展的价值,不然艺术将失去它的公众意义。行为艺术应该逐渐进入一个良性的发展生态,进入美术馆、进入收藏系统并且逐渐进入教育系统,但我们不是为了迎合观众、商业而改变作品的独立性,更不能被蜷缩在一个狭小的空间成为边缘的边缘。

去年六一潮白河的警察抓人事件,正在医院住院治病中的栗宪庭老师也直接找人交涉维护艺术家的权利,做了要求放人的具体努力。所以,有人说栗老师不支持行为艺术是误解,栗宪庭老师一直对警察干预艺术家的自由表达感到气愤,这次展览我们也在村里做了多次工作,与相关部门沟通争取不要干预文献展上突发的现场表演。这次的现场作品实施人追魂在展览前曾打电话过来说想要在美术馆开幕时做行为表演,我们尊重他的表达要求,并且为此需要时时协调保持和一些部门的繁琐沟通,使现场实施的作品得以顺利进行。说来这些工作都很具体,这也是我们维护自由创作权利的态度。近期栗宪庭老师出国也受到限制,但是他个人并没有公开说这个事情,他同样受到地区和市里的审查等。

现在,我们和大家一样都在努力争取更多的自由展览和创作空间!

目前的上海美术馆、广东美术馆都开了先河办了上海双年展、广东三年展,平遥、连州也办了当代的摄影节,当年中央台办的《美术星空》节目和现在《旅游卫视》翁菱主持的深度访谈,对当代艺术来说都有一定的传播意义。做为具有独立性的当代艺术必须与公众展开更为深远的交流和对话,这是每个投身到当代艺术领域里的人需要去积极参与的,像我们通过艺术国际网站这个平台很多艺术家也展现了大量很优秀的作品。而今艺术家的创作形式是多样的,正是这种丰富的表达才具有鲜活性,无论什么时候都是需要艺术家个人长期认真面对和思考。

这次文献展早在2009年open十年展时我和陈进已经谈好在宋庄美术馆2009年底做个展览,当时由于资料多和资金问题推迟到2010年5月,后来又再次推到2011年元旦,这期间我们一直在剪辑和整理庞杂的资料,另外增加的1985——1999年是由栗老师和温普林先生提供的资料,是以前整理好的文献,正好时间上连贯了1985——2010年,这就是这个展览由始至终的时间安排和期间的变动。这个展览筹备工作也是很多人都知道的,并且资料的整理、收集也是跨越了很长的时间。

特别说明的是这次展览名称“行为艺术中国文献展”不能是一个像商标注册的概念,行为艺术是国际的,中国文献是地域的,它只是提供当下在中国发生的中外艺术家的作品用以区别地域差异,中国艺术家的作品只是一部分,它与全是中国艺术家作品的“中国行为艺术文献展”概念是不同的。不同的策展人在对文献的整理和呈现时都会有自己对艺术作品的选择和价值判断,不可能将所有发生的事情都呈现。另外文献展不是严格意义上的行为艺术历史展,它重要的是传播和传承,卡塞尔文献展也不是卡塞尔历史展。文献展也可以有主题,有策展人对作品的选择,对于这次展览三个策展人也各有侧重。

即使是艺术史也需要甄别,因为每个作者都可能会有不同版本的历史,选择的艺术家文献作品也会有重叠和不同,何况是文献展。它只是一个展览所能收集和整理的资料。其实这样不同版本的文献展越多越好,会形成一个文献补充和公共化的意义。

有一些行为艺术家的作品没能参加这次展览有各种原因。一些非常有争议的作品依然在争议中,我们有待选择。有的艺术家说我们不关心宋庄的行为艺术,这也是没有根据的,这次展览宋庄参展的艺术家有31人,宋庄的老中青艺术家都有,并且有的艺术家是不愿意参加这个展览的,这是需要尊重的艺术家的个人选择。有些评论者没有看过展览就妄加评论,是不尊重事实和其他艺术家自我选择的权利。另外这次文献展对于近两年发生的事记相对略些,是考虑这两年发生的事还需要时间的沉淀,因此未能收入更多的作品和事件。总之,展览是对事不对人,需要大家谅解。

针对行为艺术被误读的现象我已在展览前言里写的很详细,文章《被“误读”的行为》中已有介绍。写这段文字的主要目的是行为艺术文献展的价值是什麽,不同的人来整理和展示文献都有不同的价值取向,因人而异才有讨论空间。我们也希望有更多的行为文献展出现,平衡单一的文献展览展示现象,为行为艺术的公共化做出努力,争取更多的自由空间。行为艺术已够艰难,我们应该更尊重艺术家的作品和人格,如果不是这样,那会让人更加心酸。

诚然这次文献展是个尝试,这次展览为行为艺术方面的展览吸收了不少经验,为以后的补充和待续做出点滴铺垫,大家的争议和批评有很好的价值,但我们最好能在探讨中不要存有学术外不客观的人身攻击,这也是彼此相互的尊重。展览不是话语权和代表谁的问题,当下而言是能不能提出对行为艺术展览有建设性的意见,希望大家不是狭隘的看待这个展览。“谁代表谁”的提法里已加进入了意识形态的东西,“行为艺术中国文献”展只是一个版本的文献展览,不是代表整体艺术家盖棺定论的展览,这只能算是在前人基础上向前开始的一点推进,有人没参加也不需要看的这么重,未来才是长期的。我们现在需要做的是使行为艺术能发出自己应有的声音,建立起一个良性而有效的行为艺术生态,这样应该需要很多人更多的合作,而不是四分五裂,加深公众对我们误读的现象。

2011年1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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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CAT上海馆︱重新聚焦媒介:东亚录像艺术的兴起

2020-12-24 17:13:30.105 来源: 创想华侨城 作者:OCAT上海馆

2020年12月27日至2021年3月21日,OCAT上海馆即将呈现一场全新的研究型展览“重新聚焦媒介:东亚录像艺术的兴起”(Refocusing on the Medium: The Rise of East Asia Video Art)。

重新聚焦媒介:东亚录像艺术的兴起”
Refocusing on the Medium: The Rise of East Asia Video Art

策展人:金曼(Kim Machan)
展期:2020年12月27日——2021年3月21日
地址:上海市静安区曲阜路9弄下沉庭院负一层
展览主办:OCAT上海馆
展览协办:华侨城(上海)置地有限公司


关于展览

此次展览将首次汇集来自日本、韩国和中国,开创了录像艺术实验之先河的重量级艺术家,旨在重新审视艺术家在东亚录像艺术兴起之时对于这一媒介的处理方式,并以期为跨国性当代艺术媒介的录像艺术在全球范围内的历史梳理做出贡献。

艺术家:山口胜弘、白南准、小野洋子、山本圭吾、金丘林、饭村隆彦、久保田成子、朴铉基、金顺基、王功新、鲍蔼伦、陈劭雄、耿建翌、朱加、袁广鸣

自1965年可携式摄影机索尼Portapak在日本发明以来,各大洲的艺术家都获得了接触这一全球性媒介的机会,并为其发展做出了贡献。在过去的十年中,有关录像艺术历史的展览在亚洲各地举办。当这些材料逐渐积累到一定程度,特定国家录像艺术史的深度和细节逐而浮现;更值得赞赏的是,这些展览和相关的研究材料亦扩充了既有的全球录像艺术之历史,并对录像媒介的实验性实践和国际交流进行了学术性阐释,激起人们更彻底地反思录像艺术的解读方式。

本次展览将展现东亚录像艺术是如何在后媒介的当代艺术实践之背景下,成为一种以录像艺术之媒介特殊性为条件的全球混合艺术形式。作为一种特征鲜明的新技术和实验性艺术媒介,录像艺术的到来没有文化传统的先行铺路,也没有重要的艺术惯例或历史前提——但它却成为了一种全新的全球性当代艺术工具。

这种媒介观使我们有理由来重新调整思路,重新评估东亚艺术家对这段仍有争议的历史的贡献。东亚艺术家是如何举起录像设备、并对这一新兴的全球媒介展开实验的?这是否会改变我们看待录像艺术史的方式?

本次展览将从早期东亚艺术家的部分作品中重新审视录像艺术的兴起,这些作品在后媒介的当代艺术实践语境下,对由录像艺术之特殊处境所激发的特殊媒介性展开实验。


OCAT上海馆

白南准(Nam June Paik)所牵涉的韩国、日本、欧洲和美国的全球艺术网络开始,东亚艺术家便开始利用这种文化非特定性的媒介,进入到新的交流点和同样复杂的跨区域、跨国界网络中。在二十多年的时间里,录像艺术将全球的艺术家勾连起来,特别是1968年以来的日本、1978年以来的韩国、1983年以来的台湾地区、1985年以来的香港地区和1988年以来的中国大陆。在很短的时间内,前所未有的录像艺术实验跨越了各大洲和文化领土,在工业化和发展中经济体中出现,使录像艺术成为第一个全球性的当代艺术媒介。

通过与韩国白南准艺术中心的合作,白南准最具代表性的录像装置作品《电视佛》[TV Buddha, 1974 (2020)]将在本次展览的入口大厅处现场直播。

在展览的语境下, 这种投影方式颇具挑衅姿态地质疑了录像媒介的种种特性,包括在场性,对时间和空间的扭变,以及幻象、现实和真实体验之间的紧张关系,同时颠覆着这一媒介的观念策略,并连接起本地和全球期待的动态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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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口胜弘,《宫娥》,1974-1975,闭路电视录像装置。图片由山口裕康提供。

*静帧画面为山口胜弘在作品前接受采访,出自1995年影片《山口胜弘的录像装置与录像雕塑的记录》。


尽管展品很少在日本以外展出,但山口胜弘(Katsuhiro Yamaguchi)自1972年开始的闭路电视互动录像装置,足以证明他对于新兴的国际当代艺术对话的积极贡献。在本次展览中,《宫娥》(Las Meninas,1974-1975)将为大众提供一次复杂的艺术实验体验。作品包含闭路电视、六台视频显示器、以及两幅迭戈·委拉斯开兹(Diego Velázquez)17世纪的同名绘画的全尺寸复制品,继而使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在《事物的秩序》(The Order of Things,1966)中对这幅画作进行的分析成为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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朴铉基,《无题(电视石塔)》,1975,图片由Estate of Park Hyunki和现代画廊提供。

*展场画面摄于1979年,韩国大邱Lee Gallery展览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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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功新,《破的凳》(局部),1995-2020,图片由艺术家提供。


本次展览中的其他艺术家,如小野洋子(Yoko Ono)在《天空电视》(Sky TV,1966-2020)中利用闭路电视将崇高的空间概念转化;朴铉基(Park Hyunki)将自然元素和最新的技术并置在录像装置《无题(电视石塔)》[Untitled(TV Stone Tower),1982]的两件重要作品中,提出了关于存在的哲学问题;

王功新的闭路电视录像装置《有效的空间》(Effective Space, 1995-2020),通过颠覆和打乱雕塑空间,挑战了传统的透视和感知规则;金顺基(Kim Soungui)的作品利用录像设备的便携性、录制和重录功能,以唯有录像才能做到的方式,对线性时间进行了干扰和解构。之所以选择这些作品,是因为它们在后媒介的当代艺术实践背景下,对录像艺术独特的可能性及媒介特质进行了堪称典范的探索。

金丘林(Kim Kulim)、饭村隆彦(Takahiko Iimura)和袁广鸣(Yuan Goang-Ming)等艺术家在解构了屏幕空间的同时,将物质载体的现实和录像媒介的幻象强行结合起来,以颠覆“再现”的确定性并强调当下。在大多数作品中,对材料和观念的雕塑性处理占据了主导地位,特别是山本圭吾(Keigo Yamamoto)、久保田成子(Shigeko Kubota)、陈劭雄、朱加、耿建翌和鲍蔼伦(Ellen Pau)的作品,对于观念性的屏幕和显示器空间给予了特殊关注。


关于策展人

金曼是亚太媒体艺术(Media Art Asia Pacific)的创始人,曾在澳大利亚及亚洲地区开展一系列策展项目,其中包括在2014-2015年于上海、广州、首尔、布里斯班和悉尼多地巡回性展览——“海陆空:重访录像艺术的空间性”;并曾策划包括张培力、王功新、席帕·古普塔、郑然斗、张怡和大卫·凯利等艺术家的个展。2016年,她联合策划了展览“张培力:从绘画到录像”,同时作为撰稿人参与了展览同名出版物的出版,该出版物由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出版社发行。金曼目前在澳大利亚昆士兰大学进行东亚录像艺术兴起方向的博士论文研究。


关于艺术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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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馨提示:
观众须出示本人有效身份证件、本人实时绿色“随申码”;入馆前须接受体温测量;参观过程中皆需全程佩戴口罩;排队和观展时请保持1.5米以上距离;展厅将实施限流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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