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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恺︱记录与实验:DV影像前史(一)

2016-06-24 01:02:49 来源: 南艺当代视觉艺术研究中心 作者:曹恺

注:本文原载于曹恺先生的著作《记录与实验》一书,该书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本文所发为原稿,出版时曾有删改。

▲ 张元/肖全摄/1993

曹恺︱著

DV入侵中国的前夜

中国独立制片运动

中国独立制片运动确切地说是一场由多个领域,在不同的时间,由不同的理由,分别发起的一场文化载体权力的争夺运动。

多年来中国的文化艺术被意识形态强奸,政治对思想、对一切的控制,后果就是人们思想的僵化、被替代以及虚假与谎言的充斥。一些独立电影人的初衷就是希望在这些方面作出努力。

在许多方面,影视界的独立制作是与总体上国家计划的社会主义机制内越来越广泛地出现的市场部门相对应的,社会主义机制下的市场是中国后社会主义的定义性特征。市场不仅要由国家审批,而且作为社会经济总结构的一个小部分,还必须和国有部门合作,尽管关系紧张,有磨擦和分裂。

中国独立制片运动发韧于1980年代后期,成长于1990年代的,到1990年代的末期达到一个新的高度。

中国独立制片运动从内容上,可以分为叙事影像、纪实影像、实验影像三个相对分离的部分。

第一个部分是剧情片(即传统概念上的故事片)的独立制片,它以第六代导演群体为核心,以为主体,亦包括少数海归派的独立导演和制片人。它的起源地是北京电影学院。

第二个部分是纪录片的独立制片,这是一个相对独立的运动,后来被称之为“新纪录片运动”。它包括两个关联又分离的群体,其一是在官方体制内生存的、具有独立思考行为方式的纪录片作者;其二是完全脱离体制的自由个体纪录片作者。1990年代早期的纪录片作者,大都有在电视台工作经历的背景,他们无法在体制内进行真实纪录,被剥夺了自由影像言说的权力,才选择了独立制片的方式。它的起源地是北京广播学院。

第三个部分是实验影片和录像艺术的独立制片,它的作者群主要是当代艺术领域的艺术家。它的起源地是中国美术学院(原浙江美术学院)。

体制外的、非官方化的独立制片在1990年代的中国大陆,得到了长足得发展。

第六代和禁片

第六代导演群体

“第六代”是一个电影剧情片创作群体的称谓,其广义范畴包括所有活跃在1990年代,并以独立制片方式工作的青年导演群体。“第六代”的导演群体的主体是北京电影学院89届、91届导演系的毕业生,其中包括:张元、娄烨、王小帅、路学长、管虎等,其他的也都和电影学院有关,如何建军出自导演进修班、王全安出自表演系、章明则是导演系教师等等。

“第六代”的命名,最早来源于青年导演胡雪杨,1992年,他第一个在体制内拍出了处女作《留守女士》,为了和“第五代”电影创作群区别开来,他对自身给予新的定位,提出了“中国电影的第六代工作者”的概念。

“第六代”一词被创作者自身确认后,媒体将之当作一个宣传词大加炒作。这一名称后来受到戴锦华、郝建等文化学者和电影理论家的再度阐释,其语意变得更为宽泛,定位变得更为模糊。并由此衍生出“新生代电影”、“城市电影”等概念。

这以创作群体之中很多人并不完全同意自己被冠上“第六代”的称谓,但他们影片的内容与风格完全不同于第五代导演的影片。他们的影片多数以都市为故事背景,以极其个人化的叙事风格,客观描绘在1990年代社会转型期的都市边缘生活状况。城市边缘人是他们的主要描述对象,以摇滚文化为背景的摇滚乐手成为不少影片的叛逆象征。

第六代的制片方式

在“第六代”这个名词之后,被广泛涉及的是“地下电影”、“体制外操作”、“禁片”等这样一些概念。这主要和“第六代”导演群体的制片方式有关。

“第六代”的第一部作品,是1990年由张元导演的黑白电影《妈妈》,张元和他的同学王小帅共同策划了这个剧本。但他在剧本未经审查、未获得电影生产指标的情况下,从私营企业筹集到了很少的摄制经费开机拍摄。这部片子采取实景拍摄,全部使用业余演员,编剧秦燕出演了片中主角。影片全部采用黑白胶片拍摄,完全是为了节省经费,其中甚至包括少量彩色磁转胶的录像段落。直到影片全部摄制完成,他们才向西安电影制片厂购到厂标,并由西影厂送审发行。

1993年,张元与摇滚歌手崔健合作制作了彩色故事片《北京杂种》,断断续续地自筹资金,独立制作,彻底放弃了进入体制或与之在某种程度上妥协的努力。影片的拍摄过程与张元的MTV、广告、纪录片的制作交替进行。他的MTV作品在海外播出,其中崔健的《快让我在雪地上撒点野》还获得了美国MTV大奖。

▲《北京杂种》/张元/16mm彩色/1993

同年,王小帅自筹了十万元人民币,摄制了黑白故事片《冬春的日子》。何建军以同样的自筹资金方式摄制了黑白故事片《悬恋》,此后他在欧洲文化基金会的资助下拍摄的彩色故事片《邮差》。

▲《冬春的日子》/王小帅/16mm黑白

▲《头发乱了》/管虎/35mm彩色/1995

1994年,管虎拍摄了彩色故事片《头发乱了》,这部影片的资金主要是由该片的女主演孔琳通过私人关系,获得的私人企业的资助,最后再购买了内蒙古电影制片厂的厂标。

“第六代”导演与中国电影体制的关系十分复杂,在体制内外徘徊进出的导演在第六代中占了很大一部分,他们很多人都拥有体制内的身份,或者曾经拥有体制内的身份,后来放弃。他们给人的印象是一直在拍地下电影。其实自1990年代中期以后,娄烨的《周末情人》和《危情少女》、章明的《巫山云雨》、路学长的《长大成人》和《非常夏日》、王小帅的《扁担·姑娘》和《17岁的单车》、张元的《过年回家》等,这些片子都通过了电影审查,并取得了电影厂得厂标。但是因为各种原因,通过后至今没公映。

▲《长大成人》/路学长/35mm彩色/

七君子事件和禁片

独立制片方式下的电影作品由于难于被国内体制所容纳,审查难于通过、拷贝卖不出去,但却在国际电影节上获得至高声誉。张元的《妈妈》未经官方许可便私自参赛三大洲电影节,并获得评委会奖和公众大奖,参加了二十几个国际电影节。他的《儿子》获得了荷兰鹿特丹电影节的金虎奖,《东宫西宫》获得了阿根廷马格帕罗塔电影节的最佳编剧奖,直到现在的《过年回家》。

▲ 《东宫西宫》/张元/35mm彩色/94min/1996

王小帅《冬春的日子》获纽约现代艺术馆收藏,1994年获希腊塞索斯尼克国际电影节金亚力山大奖,1995年入选英国BBC评选的世界电影史百部影片代表作。胡雪杨的《留守女士》1993年获埃及国际电影节最佳影片金字塔大奖。何建军《悬恋》1994年获荷兰鹿特丹电影节影评人奖 ,《邮差》1995年获影评人奖和最佳影片奖。

虽然“第六代”屡次在国外电影节获奖,他们在1990年代获奖的数量,已经远远超过了过去半个多世纪中国电影在世界电影节上获奖的总和,但是,他们未获准拍证的独立制片行为、未经许可便私自参加国外电影节得的行为,违反了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的有关规定。

1994年3月12日,国家广电部下文《关于不得支持、协助张元等人拍摄影视片及后期加工的通知》,处罚名单如下:田壮壮、张元、王小帅、吴文光、何建军、宁岱,其中《我毕业了》一片主创人员待查后通报(即王光利)。

▲ 田壮壮/1990s

此事后来被称为“七君子事件”。处罚事件的导火索,是一批导演未经国家许可,私自参加了鹿特丹电影节举办的中国电影专题展。

事件当时影响到八一电影制片厂把已经借给张元拍摄《广场》的摄影机收回去,后来更影响到王光利在《处女作》中有比较激烈的情绪。

▲ 张献民在《巫山云雨》(章明导演)中饰麦强

电影批评家张献民在其文本《90后禁片史》中,罗列了1990年代及1990年代之后的禁片不完全目录 :
1992 《冬春的日子》(王小帅)
1993〈黄金鱼〉(乌迪)、蓝风筝》(田壮壮)、《北京杂种》(张元)、《儿子》(张元)、 《悬恋》(何建军)、《极度寒冷》(王小帅)
1994《广场》(纪录片,段锦川、张元)、《活着》(张艺谋)
1995《米》(黄建中)、《爸爸》(王朔)、《东宫西宫》(张元)、《邮差》(何建军)
1996 《迷岸》(于小洋)
1997《小武》(贾樟柯)、〈处女作〉(王光利)
1998〈赵先生〉(吕乐)、《谁见过野生动物的节日》(康峰)、《纸》(丁建成)1998 、《都市天堂》(唐大年)
1999《苏州河》(娄烨)、《鬼子来了》(姜文)、《男男女女》(刘冰鉴、崔子恩)
2000《十七岁的单车》(王小帅)、《动词变位》(唐晓白)、《站台》(贾樟柯)、《海鲜》(朱文)、《安阳婴儿》(王超)、《旧约》(崔子恩)
2001《今年夏天》(李玉)、《我们害怕》(程裕书)、《丑角登场》(崔子恩)、《哭泣的女人》(刘冰鉴)、《任逍遥》(贾樟柯)、
2002《心心》(盛志民) 、《陈默与美婷》(刘浩)、《陌生天堂》(杨福东)1997-2002 、〈山青水秀〉(甘小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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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振华:录像艺术的消逝

2012-05-22 02:37:22 来源: 北京艺术实验室 作者:李振华

录像艺术的消逝The Disappearance of video art

在这里我想引用尼尔波兹曼《童年的消逝》(1)一书中对童年的渊源及其消逝的原因的细致分析,因为这可能正好可以被引申到中国录像艺术的问题上来,但并非因为论及这些就真的导致了消逝或是存在,而是通过论及这些我们才能发现其根源和消逝的诱因,才能区别其存在和消逝的视觉呈现的关系。

1988年张培力的作品《30X30》被看作是录像艺术在中国的开始,这一作品延续了出现于60年代的西方录像艺术的历史,同时成为这一历史的例证。并且折射着同样的关于录像艺术的问题,如作为媒介的问题,作为纪录的问题,还有作为行动、雕塑等等方面的问题,还有涉及到电影和录像的问题,行为和录像的问题,以及种种问题之外,公众传媒的问题。

录像艺术的起源,好像永远和上述问题分不开,那么我们也就没有 一个单纯的录像艺术产生,而是一个关系、关联的录像艺术出现在西方和中国。理解录像艺术的产生,会让我们接近一个艺术史就媒介衍生的类型化现象。在这个无法被完全解释清楚的艺术类型,因为某种需要,我们必须确认一个存在的值,然后是才能谈及这个值所衍生的值,如录像装置、录像表演或是其他。在这里我们假定了一个值的存在,顺理就衍生出了就这个值所产生的其他的值。

如何认清这一媒介,从技术的角度和从关系、现场来判断,还有就是其存在的文化联系上,都成为解释这个既存的值的附庸,那么是否有录像艺术呢?录像艺术借着媒材上的关系,成为电视机的传播内容,或是作为被投射的影像信息,这一纪录方式和信息传递,都涉及了这一媒介的不稳定性和易变性,很多学者引入时间这一概念,将其接 续到电影的理念中。是否录像扮演了这一接续着电影媒介出现以来的,对所谓图像起到延伸的作用呢?如果是模拟的技术,这一点可能还容易理解一些,而如果是数字技术的时候,这显然已经涉及到另外的一个层面,数字图像的编码和解码,都已经不再是之前的图像所能够达成的在技术和文化双重层面的意义,而是产生了加入时间和空间深度的,自由组合的图像、影像逻辑。(这不是蒙太奇可以完成的)

所以1988年录像的起源,很快被混淆到录像艺术、实验电影、动画等等领域中,从模拟技术的角度,这一对图像的解释和回望,可以说是对过去的致敬和告别,那么之后出现的所谓录像艺术,已经和这个时代的技术、生活、文化完全的结合在一起,从这里也就不难理解那些动态影像,都可以被划定为录像艺术的范畴,而来 自不同领域的尝试正在构建一个完全不属于任何领域的影像的知识系统,可以以录像艺术、实验电影或是任何名义出现在空间中。

在2006年我撰写的《中国实验短片的类型分析》(2)中,已经从技术和文化倾向来分析不同短片的类型,而没有使用录像艺术这一名称的主要原因,就在于这个名称的不确定性,以及它可能带来的狭义的对非录像领域的侵扰和误读。都让我转而分析这一基于单屏幕出现的媒介艺术的类型,而不是去探讨录像艺术这一庞大的,有着时间线索的领域。

中国的录像艺术经历了从录像到动态影像的过程,在2011年的《中国影像艺术1988-2011》中,除了类型上混淆的阐述,其实应该发现的是录像和当代艺术之间的某种联系。这不再是媒介上的简单的转化和延伸,而是在观念上的置换。如果认真的看待录像 艺术这个领域,其实很多问题是可以被说清楚的,而如果观念被置换,那么我们就失去了看清这一领域的可能性。如同新媒体一词在中国出现的情况一致,现在都在强调跨媒体或是使用其他名词替代这一称谓,而不是从其根源考虑和回望什么是新媒体。这在我的文章《新媒体的几种构成》(2006年)(3)也有所阐述,这也是一个动态的概念和逻辑来看待当代文化的特性。深入的反思和回望,可能可以帮助我们解决来源问题,也就是找到一种可能解释为什么会出现新媒体和跨媒介现象,就必须要知道为什么有录像艺术和变迁,而不是将录像和变迁都纳入到一个新的名词和词义之下,我不是说这完全不可以,而是这样确实导致了太多的误认。

所以录像艺术的消逝,并非录像艺术已经死亡,替代它的媒材也还没有出现,它就 已经成为了经典。录像艺术的消逝并非媒材上的,而是在观念上,它被超前或是滞后的观念所替代,成为这些超前或是滞后观念的附庸,如新媒体艺术、跨媒体艺术、动态影像、电影装置、图片摄影等等。还有就是当不同领域的艺术试图加入录像艺术的同时,也几乎可以加入到动画、网络等等门类的艺术中,如邱黯雄的《新山海经》就是这一情况最好的写照,它可以被看作是录像装置、录像、动画和新媒体。

在我和杨福东的讨论中,我试图将他的作品《离信之雾》(2009年)看作是电影装置,最根本的原因还是媒介,他使用了35毫米胶片拍摄和最终由35毫米胶片机呈现这一作品,在影像的美学上,他也尽量避免录像美学,语言完全来自电影和剪辑,以及蒙太奇的使用。
当然谈到录像艺术的消逝,并非好事或是坏事,也不 用过度的阐释录像艺术的作用和其引申的寓意,这之前我曾撰写了结合上述两文的《新媒体中国》(2006年)(4)。如同我在阅读丹尼尔•毕尔鲍曼(DanielBirnbaum)的《年代学》Chronology(5)一书时,我发现他为录像艺术的引申寓意给出了特殊的视角和想像,但是这终归是一个评论家对作品的妄想。如果抛开录像,如果是图片,还是一样的结果吗?人们通常愿意在图像之前设定意义,或是在看到图像的时候与某种意义和意识残留拼合,这很难让我们发现录像艺术的出现,其重大意义并不仅仅是媒材上的变化,和对文化的引申作用,它的出现可以被看作是一次权利的革命,因为它赋予了作品拷贝、传播的某种自由,当然它自身就是一种独立于作品之外的美学形态和主体。它作为一种介质很难被遮蔽。

录像艺术该不该消逝?那么绘画消逝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