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本文原载于《画刊》2019年第12期，参考文献从略。
东亚实验媒体源流考古
文︱曹恺
一
米歇尔·福柯早在1972年就以其著作《知识考古学》奠定了一种全新的研究方法，即借用传统考古学的概念，对既往各类文化形态进行再度发掘，追溯各类知识产生的历史渊源和过程，并获取其背景脉络和外在系统，在所有这些知识系统上构建一种知识的新镜像体系。
以这种方法投射到媒体艺术领域，由此产生了“媒体考古学”（media archaeology）的概念。在这里，媒体被视为既往历史情境下被生产并被消费的物化形态，媒体本身具备了“档案库”的性质，储存有多种情境——如知识情境、感知情境、回忆情境等。由此，媒体考古学成了一种研究媒体在各个历史阶段存在状态的方法，因而受到学界的广泛重视。
媒体考古学的另一理论来源与“电影考古学”（archaeology of cinema）有关，这一名词在1981年由法国理论家雅各·佩里奥（Jacques Perriault）在其著作《影子和声音的记忆：视听考古学》（Mémoires de l’ombre et du son：Une archéologie de l’audio-visuel，1981年）中提及，并在之后更多的研究过程中得到了极大的理论丰富。研究者通过发掘被电影史遗忘和湮没的无名作品，重新考察其语言形式的构成与语言体系的变异，从而梳理出一条有悖于主流电影史话语的新历史线索。
媒体考古学延续了电影考古学的意图，并将此意图延伸到科技基础、媒介本体、传播形态的研究上，对其作出了更为广泛的社会政治脉络的梳理。芬兰学者尤西·帕里卡（Jussi Parikka）在《何谓媒介考古学》（What is Media Archaeology?）一书中论述了从电影考古学到媒介考古学的发展：“媒介考古的思路即考察前电影技术及其实践，借此重绘当代视觉及媒介版图。”
对旧媒体的区域性源头探究、源流探寻是一件漫长而艰险的文化考古工作。本文是基于我自2009年以来，以东亚版图内的实验媒体为考察对象，与韩国、日本以及中国港澳台地区的部分研究学者、策展人、艺术家共同探讨东亚地区实验影像起源的一篇阶段性笔记。根据媒介的历史发展过程，本文以胶片介质的电影为论述主体，亦涉及磁带介质的录像，故本文论及的“实验媒体”内涵将限定在“实验影像”（电影与录像）范畴内。
在过去的半个世纪里，实验电影（Experimental Film）与录像艺术（Video Art）以其不同的历史源流与不同的实践人群，在东亚大部分国家和地区呈现着分离的独立生态——虽然在某些历史结点上会有交集、甚至在当下数字时代走向合流的趋势。这对研究者来说，也往往要跨越电影与当代艺术的不同历史谱系，全方位地审视与判断一些具体作品与作者的越界归结与分类。
本文的撰写仅仅是我的这一工作方向在最初10年的基本总结。因为篇幅问题，所以本文将分为上下两个部分呈现，上篇简述日本和韩国的实验影像起源状况，下篇主要探寻中国大陆以及港、澳、台地区的实验影像历史源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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