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元谋，云南，中国，2008。（右）纽约，美国，2007
吕力（Adam Lui）：摄影家，美籍华人
时间：2011年4月1日早上10点
地点：昆明TCG诺地卡画廊
罗菲（以下简称罗）：你在1987年底去了香港5年，1992年底去了美国13年，但在国内的时候就开始做装置艺术，那时在国内是非常前卫的，能谈谈当时的状况吗？
吕力（以下简称吕）：最早学画的时候是从印象派开始，82年到中央工艺美院后接受包豪斯体系、表现主义、超现实主义、维也纳分离派，因此比较超前体验这些新颖的西方艺术样式。我最早的装置展览是90年在深圳博物馆和王川做的，我的装置展叫“视界•生灵”，王川做的装置展叫“墨点”，香港汉雅轩出资，我当时对空间特别感兴趣，做了许多装置艺术的尝试。
去美国是因为兄弟在那边很孤独，我去陪他。美国对我而言是一个新大陆，比较好奇。93年我拿着自己的作品去找画廊，遇到美籍意大利画家白尼尼，他说与其找画廊，不如自己做工作室，因为工作室才能够真正展现你的艺术面貌和精神状态，工作室是艺术家的精神教堂，后来我和兄弟创立了吕氏兄弟艺术工作室，和当地艺术界交流很多，也学到很多。
（左）芝加哥，伊利诺伊，美国2010。（右）大理，云南，中国，2009
罗：到美国后开始转向了摄影，从哪里来的影响？还是一种自觉？
吕：是一种直觉的体验吧！80年代的时候我认为摄影只是采风的手段，后来发现它其实可以是独立的。后来对数码摄影十分着迷，97年以后逐渐抛弃了胶片，开始玩数码，当时数码相机只有六百万像素，主要记录在美国生活中的琐碎事物，像日记一样。因此画册里《镜像系列》大部分是早期在美国的纪实摄影。之后也尝试过回到绘画，但发现摄影更适合我。
罗：留意到你在美国的摄影中有许多对建筑、同性恋群体、朋克群体的关注，是基于怎样的考虑？
吕：无论一个人是同性恋还是朋克，我都关注，因为人都有各自的价值和思想。中国的传统价值观和社会里没有出现过这些，我觉得很有意思，记录下来也是一种基于人类学的考虑。
我觉得西方建筑是很值得借鉴的，我在香港时就特别意识到建筑的重要性。加上我兄弟是学建筑的，无形中也受其影响。在昆明TCG诺地卡画廊展览“消失的地平线”（2006年5月）的作品中很多就是对城市规划的看法，觉得中国文化被拆了，特别痛心，这是城市个性丧失的表现。
罗：美国对你最大的影响是什么？
吕：思想的包容性、开放性，和不断尝试。美国教育是鼓励不断提问，而不是只接受，却不反思，是启发式的，这是创作中很重要的灵感来源。就是通过作品提出问题和观念，提出对社会的质问。
迷失系列－芭芘 中国 2009
罗：《镜像系列》是你从无数纪实摄影的素材中选取出来所做的后期蒙太奇创作，试图在两个图像间寻找第三层含义，比如美国与香港的车厢，美国和中国街头的女孩，美国的一棵枯树和中国的一棵树，美国高楼间的云雾和中国山腰里的一朵云，看到他们之间不同的处境。是基于怎样的思考？
吕：我觉得文化是需要对比与比较的，找到价值观的存在和差异。无论是通过我们的中庸之道，还是其他什么方式，找到更好的适合人类共处的方式。无论中方文化还是西方文化，都有缺陷，都有美好的，对比之后可以找到一种价值取向。在距离里产生对比，这是视觉的力量。
罗：也就是说你把摄影当作采集生活素材的方式，然后让它们在一起自己对话。
吕：对，摄影是生活的思考方式，就像吃饭一样日常。每个人都看这个世界，但看完之后，艺术家通过点滴积累，会把记忆和历史定格，产生反思。摄影像电影一样，把现实记录下来。艺术家创作历史，历史也创造艺术家。
罗：在《迷失系列》中，你像画家那样反复敲打一种个人符号和图式来完成你的观念，这和经典摄影中强调单幅照片的决定性瞬间等理念有所不同。并且你主要采用摆拍手法和大量的后期数码技术处理。
吕：《镜像系列》相对比较客观，而《迷失系列》相对比较主观。我回到中国后感到很迷失，过去的家园很多都找不到了，很荒诞。在60年代的建筑里也找不到当年的记忆，因此我把80后90后少女放在在其中，表现出一种迷失，断根文化，虽然我们有五千年文化，但我们在废墟里显得十分迷茫。我们来自哪里，我们要去哪里，这是永恒的命题。
通过后期制作，达到我想要的效果，就是时空的荒诞感，文化断根的荒诞感。人类历史应该是完整的，像榕树一样延绵生长，版纳的榕树独树成林的现象给我很大启发。
我使用女孩主要是象征时尚，物质生活，但我们是否需要保留精神的东西？因为精神是我们保留文化非常重要的方面。
迷失系列－行为 中国 2009
采访现场：罗菲，吕力
罗：《迷失系列》都以废墟为背景，这种废墟美学让我想起中国当代艺术90年代以来的大量作品，如张大力的涂鸦，展望清洗废墟的计划等等。一方面废墟美学让我们有浓郁的怀旧情结，另一方面，我们又如何从废墟中展开建设呢？
吕：对，重新建设很重要，不只是怀旧。我们看二战中的德国就是个例子，如何从废墟里站起来，如何重新表现出德意志强大的精神力量。当时德国被摧毁得一塌糊涂，现在却重新站起来了。我们可能会很怀旧，但我们也盼望有一种新的开始，虽然背景都是废墟，我们将来的生活是否会更有意思。我们能否为文化注入新的血液，记住历史的连续性、完整性。
罗：新的血液是什么？
吕：人文文化的真正回归和关爱的到来！需要参照西方城市规划，老城和新城如何分开，而非拆了建新的。这城里有爷爷辈的文化、有父辈的文化、有儿子孙子的文化。城市应该充满个性，昆明就是昆明，每个地方都有自己的元素和土壤，城市间需要差异。
罗：“迷失”是你近几年重要的创作主题，是否跟你的多年的旅美经历有关？你觉得在美国和在中国哪里更让你感到迷失？
吕：我觉得在中国更迷失。我很惊讶美国历史只有200年，但所有的城市、历史很完整，对文化很重视，你可以看到英殖民的文化、西班牙的文化、印第安人的文化，都完整保留下来。城市规划里看到老城和新城是分开的，这是一个完整的脉搏。无论去英国还是法国，他们对文化的保留都很科学和民主。他们懂得尊重文化传承。
罗：迷失不仅是城市规划问题，更是人的存在问题，你认为人为何会迷失？
吕：因为丧失了对宗教的信仰。无论是敦煌文化还是西方基督教，没有宗教人就会无意识的遗忘，就有拜金主义的疯狂欲望。什么是商人？专门伤害人的就是“商人”。我们也需要尊重自然，人与自然和谐同样需要宗教的思想，这是生命的终极问题。
罗：你说摄影是“带有狂妄的发现癖；好奇的偷窃癖。它像一挺为所欲为疯狂扫射目标的机关枪……”，这段话让我想起诗人于坚在《暗盒笔记》里写道，摄影者要为自己的镜头忏悔，因为他惊扰了现实中的安静和陌生人的心灵。这涉及到摄影的伦理问题，一方面是纪实摄影，比如前段时间打捞见义勇为大学生遗体的《挟尸要价》获最高新闻摄影奖所引发的争议，另一方面是数码技术，比如“周老虎案¡±中利用数码技术对华南虎造假的事件。你怎么看摄影的伦理问题？它有没有边界？在哪里？
吕：确实有伦理问题。是艺术家哗众取宠，还是说真话。这是艺术家责任问题，是做人的基本道德。艺术家的道德标准非常重要。我在云艺代课的时候，很多年轻学生也在关注这个问题，就是摄影师的修养。只有这样，才能创造出感人的作品。当然，每个人按自己的理解去看图片所获得的信息也不一样，解读的角度不一样，因此需要审视作品背后真正要说的话是什么，通过艺术评论、访谈或者其他方式来证明和澄清一些或正面或反面的动机。
罗：摄影领域中有哪些大师对你有过影响？
吕：早期我比较喜欢美国亚当斯（Ansel Adams）的风光摄影，当时我去敦煌，看到人与天地间唯美的东西十分崇高，自然的美让人无法拒绝。在城市里我又喜欢法国的布列松（Henri Cartiter-Bresson），记录每天生活的点滴，却拍出了经典的东西，正如他著名的 “决定性瞬间”理念。中国的有吕楠拍的精神病院三部曲，天主教和西藏都很不错。云南的吴家林我也很喜欢，记录云南本土的人文。在《迷失系列》中我受到上海马良的影响，作品里带有超现实主义的表现倾向。还有德国赫尔慕特·牛顿（Helmut Newton）的女性时尚摄影，拍摄《布拉格之春》的捷克人寇德卡（Josef Koudelka）的纪实摄影，日本荒木经惟（Arakinobuyoshi）的私摄影，他们都给我很多启示，他们具有强烈个性化的执着和追求，让我很感动，因此向他们致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