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为期五天的“LATENTO”隐谕工作坊，让跨媒体学院的地下影棚真正成为一个生产车间。墙上留下了各位嘉宾和参与者思绪的片断，整个工作坊期间循环播放的沉默影像来自爱森斯坦的《十月》和跨媒体学院开放媒体系的《诡触》。各种概念和词句在现场不断被激发、碰撞又或被误解。被召返的图像、正在进行或还未完成的计划 ，都成为往返游荡的“幽灵”。
未来在历史和当下的缠绕中流动，等待再次触发。
作为跨媒体艺术学院未来媒体宣言项目的序篇，“Latento”的源料和能量依然在流转。工作坊结束后的一个月里，嘉宾们陆续发来各自的工作坊手记，关于工作坊的影像和文字资料也逐渐被整理出来。
我们不断重返过去的某一刻，不断连结一个没有预设的未来，当下是充满潜能的不断生产。
“我们没有什么未来
我们为此奋斗。”
工作坊现场资料汇总：
链接: http://pan.baidu.com/s/1jHAsXeu
密码: z3wa
嘉宾中英文手记：
链接: http://pan.baidu.com/s/1eSvkNom
密码: o5qv
嘉宾手记
Prasad Shetty:
后大学的教育制度已经出现了。数字技术、新媒体、新型世界和社会结构已然成为这一变革的中心。尚未为人所知的是，传统的大学会如何回应这一新型的教育体系——什么是新型教室？什么是新型图书馆和档案馆？什么是所谓的新兴领域？什么是新的工作？什么又是新演员？哪一个才是其中的根基？教育需要寻求用新的知识评估和生产形式来进行实验。Latento工作坊的模式或许可以成为这一领域的一次有趣尝试。
Latento工作坊的模式——每天所有参与者之间会发生简短的交流、间歇性的讨论、正式的圆桌会议、策展方面的激发、漫步城市以及参观机构，漫长的聚餐又使得想法能够碰撞、形成长久的智性友谊。实践以温和的强度发生碰撞，并产生概念上紧张的环境。我认为，这种模式具有巨大的潜力，可以取代传统的知识共享和创造模型。这次工作坊创造了巨大的机会，使得参与者可以接触并参与到新奇的实践、空间、机构形式与构想中去。
在杭州的日子里，我们对机构的形式及其追求有了重要的了解。我体会到一种极具条理性的分工模式，所有参与者之间具有一种不可思议的信任、团结以及责任感。除此以外，这一组织模式还受一种智性的追求所驱动，不仅是为了了解和接触新兴世界，还希望对此进行推进以及复制。学院的教学精神似乎也是由这些机构形式及其追求所塑造的。
（我）对机构的忧虑在于，追求很快就会转变成焦虑，这会趋向于结束（关于新兴世界的）争论并渴望获得明确的解决方式。这就好比在教育机构中普遍存在的关于“教什么”的问题。教育机构面临的挑战在于，对新兴环境保持开放，为手脑并用的学习提供空间，使学生能以多种方式学习、参与和推动新世界，同时保持提问。这将使得机构空间处于不断演化的状态。
Rakhee Balaram:
过速进化回归：昆虫、幽灵，和围观者／旁观者（the Badaud，or Bystander）
注意（小心）：扮演幽灵，就会变成它！
——凯洛斯（Caillois）
在隐谕工作坊中，我通过对昆虫、幽灵和围观者（旁观者）这三个对象展开历史与哲学的探讨，来思考当下。我以高士明的笔记作为灵感，在工作坊中逐一介绍昆虫，幽灵，围观者（旁观者）这三位主角，并在科学、哲学与历史的学科基础之上，思考他们在自然界、艺术以及社会科学中所扮演的角色。我的研究兴趣在于昆虫拟态，幽灵形象（在本次工作坊中，曾以不同形态反复出现，包括电影《十月》的放映）以及围观者（旁观者），这三种形象将被置于当代的立场中来进行考量。随后，我又进一步思考了如何在展览空间中考量这三种立场，并以第十一届上海双年展作为探究的核心。
作为昆虫爱好的一部分，我研究了“过速进化”现象。我将这一兴趣扩展到人类在空间（实际的或虚拟的）中栖居的可能方式上，以及人体的形态将如何变化以适应空间。在中国美术学院研究生展示的数字作品中，也出现了类昆虫形态的人体，就像是在虚拟空间中进行的超速度进化。在对幽灵的关注中，我也参考了德里达的幽灵学理论。我延展了这一分析，以思考展览参观者的影子如何以幽灵存在的符号展现在展览空间中，这或许会改变作品原本的内容。最后，我将对围观者（旁观者）的立场进行考量，这与“闲荡者”（flâneur）的立场不同。我考量了围观者（旁观者）在展览空间中所扮演的角色，他/她的存在或许可以补充或改变作品/装置的内容。未来，我希望可以通过思考围观者（旁观者）在虚拟世界中的作用方式来推进这一分析。
Santhosh Sadanandan：
补充宣言的简短说明（以及共同体的生产和分配）
这不是“存在”的回归，而是回归本身只要肯定生成和流逝就构成“存在”。也并非某件事件的回归，而是回归本身就是由差异性和多样性确认的事件。换句话说，永恒回归中的同一性描述的不是回归之物的本质，相反地，它描述的是不同之物回归的事实。
吉尔·德勒兹，《尼采与哲学》
我喜欢“有待完成的宣言”这个想法——某些事物还没过去，也尚未到来；但是它们在当下存在着。所有创造活动都无法彻底完善自身，这也是我们努力争取的潜在能力。那些不断向我们提出关于生活其他可能性的创造过程值得我们去思考。这些长期的问题是开启我们生活新领域的唯一方式。
斯宾诺莎说，“我们甚至不知道一个人的身体有什么能力。”
我们不应该屈服于内外部的生活世界的二元性，从而拒绝成为问题答案的可能性。也许，那些将成为问题答案可能性的事物正是存在于我们的沉默之外，这些沉默妨碍了我们提出问题。是什么让这些问题和我们相互远离，包括社会结构的问题，历史的体现以及最重要的语言的遗留问题。简言之，我们的顺从并不单是个人懦弱的结果，而是我们所生存的世界之中固有的产物。
我们需要更加认真地思考从工业到非物质或者说生命政治的生产模式／形式的转变所带来的意义。重要的是，这些转变需要被理解，不在于说是数量（或者说是定量措施），而是质（关系）的差异。换句话说，这个提议并不是说，我们要去削弱劳动力的重要性；尽管工厂中工人的地位已从主导地位迅速地转变到了从属部分，但他们的数量不会减少，甚至只会更多。这些新的主导型的生产形式（我们称之为非物质或生命政治）带来了更为严重的剥削和痛苦，需要我们寻求新的词汇表达。同样的，关于疏离感的旧观念不足以理解劳工的困境，因为新秩序使得工作与非工作之间的区分变得模糊。它带来了一种新的强烈的危险劳工关系，削弱了工作和生活的分区。也许，要牢记这个更大的背景，一个宣言需要新鲜的分析和有组织的抵御策略。
我的观点是，对权力的伦理解读的旧模式无法给我们应对这种新形势提供帮助。同样的，旧真实体制的文字游戏也已失效。宣言语言（即使它意味着是现在语境下的过去的未来）的问题在于它塑造了某些重要的领域。关键领域的危险在于，它们总是尝试围绕着一系列二元对立的结构，比如无产阶级所对立的资产阶级，抵抗组织所对立的霸权主义等等。我认为对权力的道德认识（如善恶）具有道德政治的对立结构，每次我们用一种语言就某类问题思考发言时，实际上我们就是被迫在强调一个人如何生活的问题。对抗那些限制的唯一路径并非一定是来自于我们有限的认知，或是我们对历史遗存的把控，也可以通过语言创造出一种微妙而不确定的途径。
我们可以将资本视为一件事物，而不是从商品角度去考虑资本主义的终点；这迫使我们把资本视为一种社会关系，正如马克思所提出的，认为资本主义生产是社会关系的（再）生产。
（隐谕）的宣言应该考虑到由无形的或生命政治生产，以及不断变化的共性所开辟出的可能性和不可能性。
在这个问题中的无形的产物，首先它不像有形商品一样根据稀缺的逻辑来操作。不同于实物性质的物件、商品或是财产，其中的“所有者”可以阻止某人使用它们，在无形的语境下，如观念或图片，这种排除是不可能的。事实上，它们是有生产力的，分享是它们存在、相关性和价值的根基。只有通过站在一个无尽的资源生产及创造更多想法和图片的生产链中，它们才是有生产力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就非物质性的角度而言，有一种关于共性的对偶关系——作为基础和结果。如果我们将物质/工业生产中的共性的意义与情感和语言生产（非物质）的意义进行比较，我们就能够理解共性在非物质生产中的核心地位。它们在本质上（如果有人这样说）是生产的社会形式并依靠共同体的建立。私人的概念实际上与其功效是相对立的。
政治的开始不仅仅是分配（朗西埃），也包括共性的生产（哈特，奈格里，拉克洛）——也就是，社会关系和生命形式的生产与再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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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tento实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