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同时拥有艺术家和女性主义者两个身份的人中，朱迪·芝加哥（Judy Chicago）可能是全球最知名的一个。在各种当代艺术史教科书的女性主义艺术部分，芝加哥和她的《晚宴》（The Dinner Party）几乎从不缺席。
如果我们将“女性主义艺术”视为一种特定的艺术类型或风格，那么它大概可以被描述为“发端于上世纪60年代末的美国，以女性主义作为主题或方法论指导的艺术作品”。然而，作为一种思潮，女性主义参与艺术的方式要丰富得多。在性别已成为艺术界热门议题的今天，重要的问题在于，如何让更多艺术界中的女性摆脱被贬低和污名化的二元结构，呈现在历史中长期缺席的女性。
事实上，虽然《晚宴》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但艺术家芝加哥在此后的目标远远超出了创作个人性艺术作品。她在加州艺术学院（California Institute of the Arts）领导了一个为期四年的、实验性的、以表演为基础的工作室，这是一个孵化器，培养着一些最著名的女性主义艺术家，正如现在正在展出的展览“女性主义艺术计划（1970-1975）：集体的循环”所指出的那样，这也是一个多元化的第三波女性主义运动。
▲ 安德里亚·鲍尔斯（Andrea Bowers）缎带上的丝网印刷墨水；“一代又一代（朱迪·芝加哥和安德里亚·鲍尔斯讨论女权主义艺术计划）”（2023），单频视频（彩色、有声），43：16分钟（所有照片：Renée Reizman/Hyperallergic）
展览在洛杉矶市中心由加州艺术学院运营的场地 REDCAT 举办，现场充满了照片、作品、信件和教学大纲。通过这种隶属关系，展览将艺术项目的短暂历史浪漫化，但并未能解决为什么它在仅仅四年后就关闭了。
1970 年，朱迪·芝加哥 与她在弗雷斯诺州立学院 （Fresno State College） 的学生一起开创了艺术和教育的女性主义模式。1971 年，米里亚姆·夏皮罗 （Miriam Schapiro） 邀请芝加哥在加州艺术学院合作扩展该计划，在那里他们持续开发激进的、极具影响力的艺术、教学方法和表演形式。该计划在众多学生、教师、艺术家和设计师的贡献下开始了集体活动的循环，其中许多人现在被认为是女性主义艺术史上的关键艺术家。
▲ 苏珊娜·莱西、朱迪·芝加哥、桑德拉·奥格尔和英杰瓦·拉赫马尼，“洗礼”（1972），表演文档
苏珊娜·莱西（Suzanne Lacy）、费斯·怀尔丁（Faith Wilding）和苏珊·莫加尔（Susan Mogal）是其中三位著名的女性主义艺术家，她们在这个展览中也发出了自己的声音。这场展览展现出一种隆重的气氛，这也在苏珊娜·莱西（Suzanne Lacy）的《汽车翻新》（1972年）的作品照片中渗透出来，艺术家邀请她的同学破坏她在162号高速公路上发现的一辆废弃汽车。这辆车以崭新的、鲜艳的粉红色和红色色调从泥土中“发射”而出。鲜花从引擎盖上洒落，天鹅绒般的心在树干上跳动。像这个工作室的大多数项目一样，芝加哥只坚持一个要求——作品必须“女性化”。莱西的车在山沟里生锈了几个月，终于在它成为少女意象的灯塔后被拖走了。
1972 年，芝加哥和夏皮罗以及他们的学生和客座艺术家组织了开创性的女权主义集体装置《女人之屋》，并与女性设计计划合作，支持了许多变革性和关键性的表演和出版物。在加州艺术学院，这是一个复杂而富有成效的时刻，这些充满活力的岁月鼓励了新的女权主义教学法在学院内外同时开花结果。本次展览表彰了通过教学、存档和实验管理这些历史的几代女性、跨性别者、酷儿和非二元性别教师、学生和艺术家。《女性主义艺术计划（1970-1975）：集体的循环》通过多样化的女性主义、性别理论和跨女性主义，将这些历史融合在一起，同时也与随后的贡献建立联系。
▲ 米拉·肖尔，《再见加州艺术学院》（1972），纸本水粉，21.5 x 29.5英寸
虽然当时加州艺术学院的大多数学生都是白人女性，但女性主义艺术项目通过将该项目与在加州艺术学院学习的后代有色人种女性联系起来，解决了对第二波女性主义的普遍批评——即缺乏多样性和交叉批判性。展览重点介绍了在少数族裔经营的艺术空间中应用加州艺术学院教学法的艺术家。例如，琳达·瓦列霍（Linda Vallejo）是一位奇卡纳艺术家，也是为数不多的创办拉丁裔版画工作室的女性之一。她深入参与了由芝加哥、希拉·德·布雷特维尔（Sheila de Bretteville）和阿琳·雷文（Arlene Raven）于1973年创立的女性主义艺术空间“女子大厦”（Woman's Building）的表演策划。虽然在某种程度上，女子大厦是一个独立的机构，但加州艺术学院的学生依旧可以离开他们在瓦伦西亚所陷入的泡沫，并扰乱 40 英里外洛杉矶的艺术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