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几天，平遥国际摄影节参展摄影师刘劲勋在为一个事情郁闷，本来已经做得很完美的展览，由于到现在还不能确定的原因，在最后官方出版的画册里没有出现他和另外一名策展人的名字，而且两个参展摄影师的作品也被拉掉了。对于首次大规模代表西部摄影师组团参加平遥摄影节的他们来说，这是一个比较遗憾的经历。到现在，主办方并没有给他一个合理的答复。据策展人马静坡介绍，这样的事情在平遥是个司空见惯的事，不必在意。马静坡即是画册里“向西向西”联展唯一留在策展名单上的人。

　　对于像刘劲勋这样的带着策展人和参展摄影师双重身份的人来说，在平遥遇到的问题，或许也是所有摄影节都要解决的问题。

　　“最凄凉”摄影展考问摄影节执行力

　　本届平遥国际摄影节上，由那日松策展的《三峡三峡》引出了许多话题，参展的三个摄影师黎明、木格、李伟的摄影作品，本应该因作品本身引起关注，但是由于被搁置在柴油机场的露天展区，恰好在开展第一天即遭遇了雨水的洗刷，高墙上的泥水蔓延了所有的参展作品，看起来不像是展览，反倒像是三峡新一次蓄水后的痕迹现场。

　　“这是本次摄影节上最凄凉的摄影展”。来自广州的摄影师严明说。而他所说的这个“最凄凉”的摄影展在随后的时间里被作者们改造成了一件装置和行为作品，门口放置的标有三峡175米蓄水水位线的石碑，院子里积满了雨水，中间被摄影师用与三峡有关的和无关的一些照片和纸片铺成了一条通往里面展区的路。

　　“没办法，只能这样。”参展摄影师黎明说，这是一个不得已的招，要不是三峡主题的展览，会怎么样?“挺能说明摄影节的执行力和对国内摄影师的重视程度的”，一位现场观看展览的策展人说。

　　与此同时，首次参加中国摄影节的俄罗斯摄影师们带来了更为耐看的作品，即便是这样，摄影节的执行力还是让俄罗斯人不由得摇头，“我们本来是跟组委会签订了作品展示协议的，但没有完全执行”俄罗斯参展方策展人伊琳娜•契梅瑞娃对记者说。她所说的就是部分作品铺在大理石地板上，作品上面盖上后玻璃，观众可以踩过去，并且墙上的不要用玻璃的框子框住，但观众看到的地上的作品并没有简单地摆放在破损的转头上，墙上的作品装上了鲜亮的玻璃框。

是摄影节，还是庙会?

　　关于平遥国际摄影节，这么多年来，舆论里经常出现两个词：“超市”、“庙会”，主要的意思就是杂乱和喧闹。而从事摄影批评的鲍昆则把平遥国际摄影节称为“草根的节日”，散发着狂欢的味道。

　　作为国内最大的一个摄影节，平遥国际摄影节已经9年了，有人预言：明年10周年庆上肯定是一个大庙会。甚至在参展的年轻摄影师中间流行一句话：今年观展的人，明年就能参展。意思是门槛很低。

　　“还是文化庙会，我以前这么说，现在也这么说”。参加本平遥国际摄影节的鲍昆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平遥摄影节越来越空洞，乏味，我倒不是觉得作品少了，而是看的人少了，按理说，作品少了就更精致了，但平遥并没有精致。我曾经说过它的走向，现在看来，它证明了我的判断。”他所说的走向，就是：观众越来越少，颓势在所难免。在他看来，摄影节的瓶颈问题就是摄影节自身的形态问题，要提升，要总结，不能老那样下去。“平遥是最早的，瘦死的骆驼比马大。但是它老是这种没有门槛，没有理念的做法，恐怕我觉得什么事都有到头的一天，这是一个自然法则”。

　　对于鲍昆的部分说法，参加过几届平遥摄影节的摄影师兼策展人莫毅持反对意见。“我觉得这个观点不对。今年比原来做得要好一些，2007年做得很差。”莫毅说。这个“很差”主要是展厅的布置和作品的分类上，“没有想法，很混乱。能看出操办者不懂，展场做得像一个批发市场，鸽子窝似的。”而“要好一些”则是这次分类清楚，比较大气，国外的部分作品质量要高很多。

　　但“国内部分相对要弱一些”，作为平遥国际摄影节艺术总监的张国田觉得本次平遥摄影节的唯一的遗憾就在这里，在他看来这样的状况的出现可能是不是金融危机导致的，另一方面，一年办一次，有的作者不知道拍什么，作品没有跟上，没有更多的更新的东西过来。

　　张国田坐在锅炉房酒吧外面的板凳上，过一会儿，他要和志愿者们一起庆祝平遥国际摄影节的顺利闭幕。“过去平遥挨骂也多，什么泥沙俱下，鱼龙混杂，什么又是超市，又是庙会，为什么大家还都要来呢?”张国田提高了声调说。在他今年听到的声音里，多数是觉得平遥变了，“变得像展览了，因为这需要一个过程。我们要解决很多矛盾，专业的和大众的，我们策划部和政府之间的，今年差不多都解决了，奠定了一个基础。”

　　“晕船”效应是否在扩大?

　　近一段时间，大河画廊艺术总监姜健在忙一个事情，那就是关于大河画廊策划的80年代摄影提名展和一场关于80年代中国摄影的讨论。这个一结束，他就得去河南参加一个摄影节。“摄影节太多了，像赶场。”姜健坐在由注册中心到柴油机厂展区的三轮车上，有些疲倦，前不久，他从大理国际影会回来。

　　目前国内摄影节不下10个，光带有“国际”字样的摄影节就不下5家，其中较为突出的就是平遥国际摄影大展、连州国际摄影节、丽水国际摄影文化节、大理国际影会。大部分摄影节都是政府以摄影为龙头带动旅游经济的一个手段。所以每年都会有新的摄影节出现。

　　但坚持下来的并不多，“他们的摄影节更像去办一件什么事情，我是在做一个事业。”张国田说，他所说的“他们”指的是连州摄影节和丽水摄影节。对于平遥国际摄影节，张国田似乎很有底气，“这些年，换了两个市长，县长也换了两个，省委宣传部长换了三个，但平遥摄影节依然在往下走。”

　　平遥摄影节办了9年，而很多摄影节办了一届就没有了。在张国田看来，是“因为目标不明确，他们可能是满足一个需求。”

　　“我们社会全面地出现了一种晕船化状态。”鲍昆依旧带着警示的语气强调。他说的这种晕船化状态是指：很多事情都很容易开始，不像以前，事情开头总是很困难的，现在技术和财富都不成问题。比如中国，明年又有30个摄影节出现，前几天他在河南平顶山市，听见几个领导很轻松地说：“那就办一个吧，不就几百万嘛!”

要“平遥模式”，还是要“连州模式”?

　　早在今年平遥摄影节开始之前，坊间流传着平遥摄影节政府减少资金注入，摄影节难以为继的消息，后来部分机构参展时面临的问题就是平遥摄影节组委会提高展场费用额度，这更加加重了这一消息的可信度。

　　而注册证制度，让很多人在平遥摄影节没法进入一些展场和讨论会现场，200元一张的注册证使很多人望而却步，鲍昆所说的看展览的人数少，也是指向这个注册证的，“商业化的结果”。

　　对于注册证，张国田的解释是：“注册证不会影响摄影节的开放度，注册不意味着买了一张门票，它还有许多优惠以及秩序册，国外其他的一些摄影节也是这样做”。

　　众多摄影节里，在鲍昆看来，丽水摄影节强烈地被官方控制，但也还在坚持办，很多地方的摄影节都是昙花一现，丽水摄影节今要有改观，而连州因为偏远，定位比较清晰，所以日渐成熟。

　　位于广东的连州国际摄影节已经举办了四届，这个摄影节在摄影较为强势的南方因其浓厚的学术性备受专业人士的青睐，“这是国内最好的一个摄影节”中国传媒大学国际传播学院副院长陈卫星说，他所说的“最好”是指学术性最强。

　　“学术性和纯粹性是必须的。”曾多次参加平遥摄影节和连州摄影节的著名摄影师颜长江说，在此意义上，他更推崇“连州模式”。

　　“但也面临一个问题”，作为连州策展人之一的鲍昆说，“那就是连州在学术上阳春白雪，对它来说，面临着巨大的问题，就是如何普及化，只有普及化才能盈利，才能更稳固地一直做下去。”

　　与连州相比，平遥则差不多定型了。“跟以往相比，今年在展览水准上和学术上把平遥更加推向了一个新高度。”张国田这样评价本届平遥摄影节，因为，他聘用了很多像光圈基金会和澳大利亚悉尼摄影中心这样一些机构的国外策展人

“连州模式”和“平遥模式”代表了国内摄影节较为典型的两种模式，但是学术与资本在摄影节上如何并行不悖，还是个有待解决的问题。
　　国际化能否 “买”回来?

　　国际化的进程近几年不断加强，摄影节也不例外，每年的国内摄影节，都会多多少少地请一些国外著名摄影师和机构来参展，以此加强国内摄影节的国际化，同时也为国内的摄影师提供了对话平台。光本届平遥摄影节的国际部分就有100多个展览。

　　对中国摄影节国际化的问题，在一向以批评著称的鲍昆看来，是花钱买面子的事，因为按照国际惯例，有足够影响力的摄影节只发一个邀请，最多落地接待。“但我们中国全包，人家完全可以当这十几天是一次免费旅游。事实上，我们的国际化是买来的。”

　　本届平遥国际摄影节，主办方花了不少钱来邀请国外的优秀作品做展览，“来的100多个展览中，付费的有十几个”，张国田介绍，不仅这样，明年，他们还会邀请一些国外的专家学者做平遥国际摄影节的顾问，以此将平遥国际摄影节向国际化、多元化、专业化和市场化的方向发展，“国际化是个很好的对话平台”张国田强调。

　　对于国内摄影节国际化，颜长江很肯定地认为“是好事”，但“很多策展人水平不够， 往往也就无法看到高水平所在，无法享受艺术的乐趣，不自觉地以至有意地将摄影节变成个人兴趣和个人利益的工具了”。
摄影节的利益博弈

　　平遥摄影节结束的前一天晚上，“向西向西”西部摄影联展的策展人刘劲勋和另外一个策展人马静坡进行了一次长谈，长谈的焦点便是本届平遥摄影节画册上无故去掉两个策展人名字一事。“这种事在平遥已经司空见惯了”马静坡说，她一再劝导刘劲勋“别太在乎这事”，但对于刘劲勋来说，最棘手的事，就是没法回去向本次“向西向西”联展的支持单位交代，因为展览是他和另一策展人王莲一手操办的，由于马静坡帮助“向西向西”联展获得了一个展位，所以被参展方邀请为策展人，但画册的策展名单里最终没有写进刘劲勋和王莲的名字，整个展览，与平遥对接的则是马静坡，刘劲勋所需要的是一张策展证明，但马静坡觉得这事有些不合情理。当晚的长谈没有结果。“我事后跟组委会协调过这事，但他们太忙了。”马静坡这样向记者表示。

　　本届平遥摄影节启动不久，就出现了展览收费之说， 对于这些状况，张国田表示了自己焦虑和担忧，“我们的摄影师参展是不收费的，这个你一定要给我们澄清，我们现在发现有好多号称是策展人的，收了一些摄影师的费用，然后由于和我们熟了，来要个展场，这个我听了很难受。”

　　而参展摄影师们评议最多的，莫过于本届平遥摄影节大奖的归属问题，山西摄影师马卓凭一组纪实作品《空村》摘得头奖。作者的身份和地域引发的地域文化保护主义议论更是甚嚣尘上。

　　对于大奖的评奖标准问题，张国田给出的答案是，这次获奖不是因为作品多少，而是利用平遥的空间元素，把他们的作品呈现出来，如果把马卓的作品一张张摆放在那里的时候，每个人都能拍得出来，但它给作品注入了一种思想，这是摄影师对于生活的理解，把现实生活中的问题给呈现出来。“这就是平遥所要的东西”，张国田肯定地说。

　　在颜长江看来，“之所以非议这么多，就在于做事不公平，有个人的集体的私利，导致最专业的最好的策展人没掌握权力，这是一个普遍现象”。

　　如何在专业范围内做事，对于平遥来说，也存在着难度，让组织工作和奖项服众，在利益权衡上一再考验着摄影节的透明度和可信度。

　　市场化运作的路有多长

　　8月初，大理国际影会在云南大理隆重举办，据了解，该影会最终成交量150多万，这在摄影界是个比较大的数目。政府最初的大笔资金注入让大理国际影会畅通无阻，但是往后会怎么样，担心的人不在少数。

　　办了9年的平遥摄影节当初是也政府资金支持，据张国田介绍，政府的资金投入没有减少多少，“但在慢慢地向市场化的方向走”，在他看来，办了9年的平遥国际摄影节已具备市场运作的条件。今年就有市场化的运作，部分展场和机构以及旅游景点需要做宣传的话，组委会会得到部分收入，再加上有一些赞助也加入进来。

　　与大理国际影会的高成交量不同的是，本届平遥国际摄影节没有更多具体的成交数额。张国田表示，金融危机影响了好多画廊，但平遥摄影节受到的影响不大，今年在邀请国外展览和策展之初，组委会就表明了向对方推荐摄影师的愿望，本次有意向达成的是光圈基金会和80年代摄影的作者们的合作，俄罗斯展出作品与国内几个画廊和美术馆有进展。张国田透露，明年3月份，他也会带从平遥选出的六七个人的展去澳大利亚展出。

　　作为市场化的一部分，展览空间的后续利用工作，也是摄影节面临的一大问题，丽水摄影节有政府背景，而大理国际影会的展场大多是在公共场所和租用部分私人空间，所以不存在空间后续利用的问题。而平遥国际摄影节利用的更多是一些废弃的厂房。

　　“棉织厂已经改造了，成为一个艺术中心，柴油机厂，平遥政府将作为永久保留基地存在。”张国田介绍，他们会合理利用空间，哪些空间是收费的。但张国田最失落的事情是，“我花了很多钱改造了锅炉房酒吧，在这里设置了对话平台，但我们国内的部分参展摄影师整天只管在别处喝酒拉圈子，而放弃了与国外策展人对话的机会。”

　　如果说空间只是作为摄影节解决后续展览问题的话，那么市场化意味着很多东西需要多次开发，而这些空间的开发是否意味着摄影节属性的改变，或者说空间的开发与摄影节存在着哪些必然的联系，都是需要思考的。

　　关于中国摄影节，每个人都有话要说，经济大潮下的政绩工程也好，以摄影为龙头的旅游经济大戏也罢，或者如摄影人所希望的那样：让摄影的成为摄影的。

　　但必须要解决的一个根本问题是，摄影节的出路在哪里?要找出路，首先得找到症结所在。本文仅提出案例和问题，以供思考，而貌似繁华的国内摄影节能否在众声喧哗中拨开迷雾，找出一条适合自己的路，可能不仅仅是时间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