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佳和
拉丁语中“文本”的原意是“编织”，对中国当代艺术三十年文本的多角度、多种方式的解读，纷乱繁杂，岔路丛生，矛盾重重一如博尔赫斯的小说《交岔小径的花园》，但同时又提供给人以各种发展、言说的可能。
新潮美术与官方美术从八十年代的互相对立，到九十年代中期，民间资本搅动之后的互相穿插，人员界限渐趋模糊。随着意识形态之间的对抗被逐渐削弱，新潮美术和官方美术在2000年之后终于汇合，同时开花，并为争取市场份额明争暗斗。
随着八十年代文化理想主义的破灭，“大灵魂”被淹没在商业主义的汪洋大海，曾经在中国前卫艺术界颇具影响力的资深批评家、美术新思潮的领军人物栗宪庭于是调转方向将真实可爱的“小灵魂”——王广义们命名为“政治波普”，将方力钧们命名为“玩世现实主义”，将沉迷于农民暴发趣味的“庸俗艺术”家们命名为“艳俗艺术”……被命名者或走向世界，或脱贫致富。张晓刚说，1992、1993年的时候大家谈起钱仍然有点羞涩，到1993年底的时候对钱已经比较坦然了。
然而，九十年代中后期以来，后政治社会的结构、心理、美学趣味的改变，越来越多的交流机会、全球化的横切入手，包括对视觉影像资源的重新取用，使越来越多的年轻策展人、批评家、艺术家涉足前卫试验领域，越来越多的年轻艺术家走出了期待权威接见、期待权威命名的焦虑。层出不穷的艺术现象根源自西方的拷贝，抑或真正发自肺腑的灵光一闪，也越来越难以做出总结性判断。某个人一言九鼎的时代已经过去。随之而来的是费耶阿本德宣告的“怎么都可以”的后现代福音。
群雄逐鹿，众语喧哗。在如此复杂的现实与文化的森林泥沼中勇猛行进的中国当代艺术如同一头大象，谁又能真正摸遍这头大象，说清这头大象的真面目呢？
人们终于发现，重要的不是艺术，而是艺术的“生效”。艺术的背后是金钱，是动力，是手段，更是目的。85新潮的狂飙和精神至上，到头来最终都可以在类似财富排行榜的花名册上找到落脚点。
2007年，栗宪庭在宋庄美术馆的开馆致词中告诉大家：体制化和商业化已经是当代艺术的主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