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的表达与表达的艺术

文︱王健

艺术表达的形式多种多样，比如诗歌、电影、绘画、音乐、戏剧、舞蹈、表演、甚至摄影等种种方式，而选择如何使用最恰当的方式表达你最满意的意图，则是一个难题。传统的绘画样式似乎是视觉表达的一贯方式。但当画家们不满足于这唯一的方式时，他们就“发明”了例如现成品艺术、地景艺术、多媒体艺术、或者使用最小成本的身体艺术、行为艺术等等。当今，所谓多元化的艺术形式反而使许多艺术家手足无措，有人甚至抱怨这种“竞赛”规则的尺度混乱与无标准。可是，最终每个艺术家还是使用了一种自己认为最适合自己的艺术样式来表达自己的思想了。

记得1985年时，我在那时的《中国美术报》上看到工艺美院的几名学生在长城上的艺术表现报道及北大校园里的身体行为艺术，当时感觉很振奋，觉得这似乎比绘画的表现性更加直接，过瘾。还有当时浙江美院古文达的水墨抽象画的大场景与艺术家本人身体共同组成的作品。后来我到浙江美院读书时，才知原来古早就是万曼壁挂研究所的参与者，也明白了古文达作品与壁挂研究所的关联。那时吴山专在浙美与后来舟山搞的大字报场景作品，和古文达的东西有些相似（指都使用了文字），皆为现场与作者身体的介入，组成了一种新的的场景艺术。

80年代末，我的大学同学颜磊和刘彦做了用宽胶带互相缠裹对方的身体艺术，整个过程感觉压抑但态度认真，他俩很投入，在场的张培力评价说二人的身体与木版墙壁的背景很协调，我当时没有评论。1989年我在杭州做了一件将《易经》放在电锯里锯成碎片的作品，表达工业对传统的一种反动，还用巨大的黑布把整排的自来水管包封了，题为“无水”。后来和邱志杰在浙美旁边租画室时，他每日狂写大字，很棒！有一天，邱终于将这画室的墙壁用报纸全贴满了，好象也包括他练字的宣纸，我记得。1991年我在大荔县做了三件作品：一是把一个书店用好多对联贴封掉了；一是把无数朵玫瑰花献给了街上一个孤零零的大垃圾箱；再是把一音乐学校的风琴全部缠死了，使所有的琴都无法演奏。

后来，在北京颜磊又想与我做一件两个人背对背各坐一把椅子用绳子相互捆绑，然后挣脱掉对方的行为作品，我俩去了电影学院找摄影系的雷再兴，打算让他拍一下，但这件作品由于各种没能实施。而91年的冬天，刘安平与颜磊在大寨做了一个作品：就是把大寨的草运到广州去卖，安平到师大找我时叙说了这件事，而且他俩确实把草从大寨拿回来了，还拍了照片，至于有没有卖去广州，那也许只是他们的一个概念。颜磊那时还用一块白布擦了纪念碑，然后把这块白布挂在他的画室，给我看，我觉得这件作品很有意思。92年夏天，我和齐中华在西安的一幢大楼的顶上搞了一把行动绘画，就是用中国墨在楼顶的巨大画布上狂草了一番，出现了好多无限的形。1993年我还在洛阳做了推手推车上街的行为，车里面放着旗帜包裹的婴儿，哪天天气很阴沉；另外一个概念作品是：弹棉花---艺术家在弹由旧书籍、报纸与旧棉花组成的东西，然后把它们重新弹出来。记起1990年在王府井中央美院，陈彤说了他在天安门做的某某行为，可记不来作品的内容是什么，只听他描述说声势如何浩大云云，他好象也因此受到学校的处分，后来再也没有关于陈彤做行为的消息了。1994年，庄辉从北京给我寄来了《黑皮书》让我在西安帮忙销售，可惜没有书号，街上的书店都不接受，可书上里面不少作品我觉得很不错，现在应该称为地下艺术刊物，反而有特殊意义。

有一年冬天，刘安平带着德国女朋友从北京回到西安，半年后刘去了德国，从此便消失了似的，只知道在此之前他和赵少若在北京的泼墨事件等等。97年香港回归前，我和里非雪一道在老栗家里聊天，也知道颜磊准备去香港。随后我、非雪及非雪的美国老婆一起和王劲松吃了顿饭，聊聊生活、朋友、人品之类、然后分手，鸟兽散。

我回到了西安，保守而顽固的怀抱，回来后过了一段日子，我把唐代天坛上的土用白布口袋装满了三袋子藏到自己的画室，准备将其永远保存下去，或者以后做展览时每次都把它们展示一把。之后我开始转入绘画，选择一种较休闲的方式进行艺术创作，当时，在西安谈观念艺术我感觉真有点像是电脑的黑屏状态，无法下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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