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士明（Gao Shiming）
高士明，中国美术学院跨媒体学院常务副院长，展示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副教授，研究领域包括视觉文化研究、当代艺术研究以及策展实践。作为一位具有学院背景的青年策展人，自2002年起，他参与策划了许多大型学术性展览，包括“地之缘：亚洲当代艺术的迁徙与地缘政治”系列研究计划（2002-2004）、“影像生存：第五届上海双年展”（2004）、“显微学：中国当代艺术展”（2005）、“黄盒子：中国空间里的当代艺术与建筑”学术邀请展（2006）、“第六届圣保罗建筑双年展”中国特展、“地轴转移：艺术家对香港回归十周年的回想”（2007）、“影子的炼金术：第三届连州国际摄影年展”（2007）、“与后殖民说再见：第三届广州三年展”（2008）以及“巡回排演：第八届上海双年展”（2010）等。高士明出版的学术书籍包括：《视觉的思想》（2002）、《地之缘：亚洲当代艺术与地缘政治视觉报告》（2003）、《与后殖民说再见》（2009）、《巡回排演》（2010）、《胡志明小道》（2010）、《一切致命的事物都难以言说》（2011）以及《行动的书：关于策展写作》（2002）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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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士明：当代艺术怎样能做到国际化
以现在上海民生现代美术馆所做的这些事情来说，您觉得怎么样-与其他民营美术馆相比它有哪些自身突出的特点？
除上海美术馆之外，民生现代美术馆算是最大的空间了。虽然开馆时间并不长，但它做了很多上海美术馆不能做的事情。包括很多国外的展览项目，吸引了英国文化协会、法国领事馆来做项目，上海馆已自然而然成为对外交流的一个窗口。而相比其他的民营美术馆，民生似乎更有学术野心，做事更有系统。抛开它的开馆展做的如何不谈，它能把开馆展定成“当代艺术三十年”来试图进行历史论述，本身就体现出一种很大的雄心，这是一般私人美术馆根本不可能去做的。同时它也在努力的梳理自己的一些艺术家个案的序列(比如张培力、刘伟等艺术家个案序列)。似乎也在呈现它对中国当代艺术的理解，能够有自己的理解和阐释的角度，这一点难能可贵，我认为很棒，现在艺术家就需要做深度而有力的个案来推动艺术家自身的发展。
对北京馆有什么样的期许？
北京馆体量更大，算现有当代艺术展馆中最大的一个，这显然让人感觉雄心壮志。对北京馆我希望它成为中国当代艺术进行自我论述和自我解释的一个空间，能够对于中国当代社会史和艺术史进行一些有长远意义、有深度的学术梳理和研究。它会是一个价值生成的空间，而不仅仅是一个硬体空间。同时希望它能够多做一些有分量的展览，因为这种有分量的展览其实是能够建立起一种展览的学术标准的。
民生现代美术馆希望做到“国际化”，您认为当代艺术怎样能做到国际化？
今天我们该把国际化作为一个目标其实是很值得质疑的，自90年代初开始，中国看起来是在经历一个国际化的过程，而实际上只是中国在经历进入到一个国际的话语圈和论述系统的过程。单纯强调国际化会不会造成叙述主体本身的丧失-我认为只有充分的自觉性、自反性和批判精神本身才是最重要的，更需要的是以当代艺术本身所持有的那种批判、怀疑以及独立的意识和姿态来看待中国当代艺术在国际语境中怎样被接受和被解释，以及中国当代艺术的成功与失败。所灌注在当代艺术中的精神是不是真正为社会的人群、民众所感知和经验到才是最关键所在。
那作为美术馆应该从哪些方面着手让民众感知当代艺术精神？
美术馆既是一个公共空间又是一个体制空间，最重要的是能够进行一些相对长远、深入的规划和研究，这样才能对当代艺术有实质性的推动作用。系统的搭建、完善以及精神力量的保持很关键。就如同我和我的艺术家朋友常常自我提醒的一点就是：不要忘记你的初衷。社会太丰富，诱惑太多，我们走着走着就会忘了我们当时为什么走上这条路。能够有一种有深度的当代艺术是我的期望。因此要守住初衷，保持精神的能量，以艺术作为通道给社会灌注能量，抑或能够从社会中汲取能量来升华中国当代艺术的研究和创作。其实当代艺术最个人的意义是不断改变我们，使我们的精神能够独立起来，当代艺术就是一股不断建构这种独立性的力量，是一种自我的工程。当代艺术存在于社会之中，希望能真正凝聚起民众思想的力量来建立批判性的精神空间。
您怎样看待民生作为一个金融机构所做的公益文化事业？
公益性机构是非常有价值的，民生只要守住“民生”这两个字就好了。民生反过来就是生民，以民众为本的意识。这样的意识贯穿在当代艺术中，也贯穿在社会思想中。如果能守住这个本质性的内涵，相信民生美术馆一定能做得非常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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