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庆伟（Lan Qingwei）
简历
策展人、美术史与理论博士、美术馆学与艺术史学者。一直从事美术馆管理及美术馆学研究、现当代美术研究、当代艺术评论与策展实践的工作。
西南民族大学艺术学院客座研究员，四川美术学院特聘教师，“壹平方阅读”公益图书馆发起人，新星星艺术奖评委。曾任成都当代美术馆副馆长、执行馆长，现任广汇美术馆副馆长。
著有《岳敏君：狂喜的现代镜头》、《艺术与操作——“广州双年展”历史考察》、《贵阳叙事：贵阳当代艺术的发展史1978—2012》、《美术馆的秩序》
蓝庆伟：艺术家造就艺术史，而科技造就艺术家
蓝庆伟作为具有艺术史论专业背景的青年策展人、评论家，他一直致力于艺术史研究和美术馆的管理；同时他也关注科技与时代的发展变化，曾策划过一些艺术与科技等跨界展览活动，并在成都当代美术馆任执行馆长期间，创建“艺术科研室”项目，致力于艺术与科技项目的支持与展示，因此对于新媒体艺术与传统艺术，以及艺术的未来发展都有自己的独到见解与理性观察。在他看来，当下的科技与信息发达，对于艺术而言，无论新媒体艺术还是传统艺术都存在各自的优缺点，“新媒体艺术最大的优势在于形式的可塑性；传统艺术的优势是人文温度。对于新媒体艺术本体来讲，今天很容易陷入或者是停留在视觉感官的层面；而对于传统艺术来讲，它们保留着艺术史语境下作品的崇高感，但在当下的视觉呈现上显然要落后于新媒体艺术。”说到高科技手段，其实每个时代的艺术家都在了解和努力运用当时的高科技。本期特别策划特邀他一同讨论艺术在时代、科技等因素影响下的各种可能性。
ART ABSOLUTE与蓝庆伟的对话
ART ABSOLUTE: 你曾任成都当代美术馆的执行馆长，同时也是较为活跃的年轻一代策展人，你曾策划过哪些新媒体艺术方面，或者与科技有关的艺术展览？
蓝庆伟：2014 年8月策划了“转译的脑震荡——2000年以来中国新媒体艺术的方法与实践”；2015 年策划了“空中楼阁：艺术+与3D打印+”、“数字艺术背后的故事”。2015 年在成都当代美术馆设立“艺术科研室”项目，致力于艺术与科技项目的支持与展示，并策划其中的子项目“和科学家聊天Talk with Scientists”；2016 年策划多媒体装置展“行走-曾家寨子杨千个展”。
ART ABSOLUTE: 你认为新媒体艺术与传统艺术（绘画、雕塑等）相比，各自的优势是什么，以及各自存在的问题？就你对艺术史的了解，它们未来的趋势将如何？
蓝庆伟：新媒体艺术最大的优势在于形式的可塑性；传统艺术的优势是人文温度。对于新媒体艺术本体来讲，今天很容易陷入或者是停留在视觉感官的层面；而从观看的角度也同样存在视觉多样性下的思考问题。尤其是在屏幕时代，信息与感官刺激往往川流不息，令人应接不暇。而对于传统艺术来讲，它们保留着艺术史语境下作品的崇高感，但在当下的视觉呈现上显然要落后于新媒体艺术。从艺术史的角度来看，从古典到现代，我们的视角与思考方式，转向于“人”，而从传统艺术到新媒体艺术或者是科技艺术，则从“人”转向“非人”。而这背后的逻辑及思想值得关注与探讨。
ART ABSOLUTE: 目前，新媒体艺术都是通过高科技手段，对人的视觉、听觉等感官带来新鲜、刺激等感受，除了这些表层和形式的改变，较传统艺术，新媒体艺术是否在精神层面有大的改变和影响？
蓝庆伟：就目前而言，新媒体艺术还没有充分发挥在精神层面的影响。说到高科技手段，其实每个时代的艺术家都在了解和努力运用当时的高科技，你看油画史上每次大的变革，都与当时的化学材料新发现和观看方式的革新有关。这些变化积累到今天，都不是“表层”的改变，而是去芜存菁，一代代保留下来，从“革命”成为“传统”，而艺术本身为人类带来的精神享受和启发是不变的。从这一点来说，新媒体艺术并不是一种前无古人的全新概念，只是今天我们对新媒体艺术采用的手段的关注超过了对作品精神层面的关注，这只能说明新媒体艺术作品还太少，科技手段不够普遍，公众对科学进步的认知还没追上这个时代应有的水平。当科技不再是噱头，大多数人才能真正沉下心来，重新在作品中获得感动、启迪。
ART ABSOLUTE: 你接触的从事新媒体方向的艺术家与传统艺术家在思想性上有哪些不同？
蓝庆伟：新媒体方向的艺术家更向前看，追逐前沿与未来，传统艺术家则更追求经典。
ART ABSOLUTE: 随着时代的发展，科技已经渗透到现实生活的各个层面，你如何看待艺术与科技之间的关系？
蓝庆伟：艺术来自生活，而科技的进步构成了当下艺术家的生活。
ART ABSOLUTE: 在科技和技术的影响下，未来将会衍生出更多新的艺术形式，你认为这对传统的美术馆和艺术场馆有哪些影响？又将朝着怎样的方向改变？
蓝庆伟：不断变化的新的艺术形式对传统美术馆的影响有限，在白盒子概念下的美术馆，需要做的更多的是空间再造，这种再造已经不仅仅是针对科技艺术，而是对不同的展览都有着空间再造的要求。反而我觉得，美术馆在面对新艺术形式时，有着信息时代所不具备的空间感，这是今天屏幕时代终端所无法呈现的。未来人们将会从简单的信息、视觉获取朝向信息、视觉感受。
ART ABSOLUTE: 信息、互联网、共享经济、大数据时代，是时下热门的社会话题，信息、互联网、大数据这些因素或多或少都会对艺术产生影响，你如何看待它们对艺术的影响？
蓝庆伟：如前所述，这些具体的概念不能影响艺术，而只能影响到某一位、某一些具体的艺术家的创作。科技进步带来的变化构成了当下艺术家生活的大背景，对后人来说，这是我们时代艺术的历史语境。能影响艺术史的，并不是某个现象、某个概念，而是整个时代最杰出艺术家的作品，如果作品中运用到了你所说的这几个概念，那么这些概念才能进入艺术史。
ART ABSOLUTE: 人工智能也是近两年讨论最多的社会热点，而人工智能也逐渐从“概念炒作”转向了“实际应用”，人们都开始产生一种危机感，你如何看待未来人工智能对艺术产生的影响？
蓝庆伟：人工智能影响的是全人类，艺术只是人类历史进程中的一个方面罢了，这是我们不能预测的，只能假想——我假想未来人工智能可以取代艺术家，但也许到时艺术家们又找到了能超越人工智能的另一种形式也说不定。
ART ABSOLUTE: 在当下飞速发展和变革的时代，你认为对策展人这个职业有哪些影响？又提出了怎样的新要求？
蓝庆伟：前几天碰到李振华，他说他现在越来越坚定“策展人消失”这个概念，他认为策展人在当下所发挥的作用将会越来越小。然而从策展人的领域来说，李振华又同时坚称自己是新媒体策展人。这一看似矛盾的行为反而给了我们启发，传统策展人行业的高融合性逐渐要走向专业性、领域性，而新媒体策展人所需要了解掌握的东西变得更前沿，这就打破了当下策展专业学科上的滞后性。从学科的角度，策展人不仅走向细分，还需要具备对新媒体艺术的敏感与解读。
蓝庆伟：美术馆的秩序
按：这篇同题发在《中国文化报》上的文章，因内容问题未能全部发表，现网络补发以弥补缺失。
文︱蓝庆伟
“掠夺”这个罪名是我们所学课本中扣在“西方列强”头上的帽子，我们也同样能在课本中读到掠夺的主体是物质财富，财富可以简单地区分为物质财富与精神财富，精神财富的“掠夺”常常是被我们忽略的，从拿破仑开始的战争故事里我们不断读到不惜重金将掠夺的文物运回国内，最终将储藏这些文物的卢浮宫公开在世人面前的轶事。大英博物馆的文物也有着相似的“掠夺”史，同时，这些曾经被“掠夺”的文物安然地接受观众的阅读。如果我们抛却道德审判，换个角度我们可以将这种“掠夺”理解为是获得的方式之一，它并不比用金钱获得的方式而更卑劣，我们大可不必充满狭隘民族主义地怒吼宁肯玉碎不为瓦全——这恰恰是我们最大的问题症结所在，对文明的态度与方式远比在乎文明的物理形态而更有意义与价值。全球市场经济肇始，曾经的西方列强用同样的方式方法来获取艺术品，他们没有因为自己房间充斥着别人的物品而大发雷霆，没有因为房间不够大而抛弃这些别人的物品，在大部分情况下，也没有因为这些物品的来源地的不同而贴上非对等的标签，他们在对待人类的文明时是相对平等的，这也是唯一的标准。20世纪日本、台湾分别建立完善了以西洋美术为收藏的国立西洋博物馆与奇美博物馆，在这样的博物馆内你可以在本土完成关于西方艺术史原作的参观学习。身处亚洲的日本与台湾为什么要建立以西洋艺术为主的博物馆？这在今天都让很多中国人费解，简直是钱多得没处花。即便有如此之多西方艺术的藏品，他们也没有停止继续获取藏品的努力。
福冈在地理上处于日本的南端，或许是因为地理位置的辐射原因，在福冈有一间专门专注于亚洲艺术收藏与研究的美术馆——福冈亚洲美术馆，收集的作品涉及的地区范围为：巴基斯坦以东，蒙古以南，印尼以北以西的23个国家和地区。截至2010年，已收藏了约2400件作品，在2012年末该馆正在展出以中国当代艺术史收藏为线索的作品展。在福冈亚洲美术馆咨询台对面贴有一张亚洲地图来图示该馆的收藏研究所涉及的地理范围，左下角用世界地图来告知亚洲在世界的位置，一张图便把自己的特点完整地交代给了观众，同时也时刻提醒着美术馆的管理者自己的美术馆得以立足的特色之处。
反观中国，我们难以找到一家以研究收藏西方艺术、亚洲艺术为主要定位的美术馆存在，这种现状没有被给予足够的关注，不仅如此，我们又如何能从诸多的美术馆中轻松分辨出每家美术馆的特色？闭关锁国是近几代人从课本中得到的对1840年前中国社会概述最为直观的词汇，我将这一种闭关锁国称之为疆域上（地理上）的闭关锁国，其中有一重要的原因在于信息化的程度在多大程度上起到了打破边界的作用。让大多数人难以想象的是，在疆域上闭关锁国已经完全不存在的今天，如何在全球化语境下保持另外一种闭关锁国，不错，我们做到了——内心的（主观性）闭关锁国，我们可以将这样的一种心态称之为主观性选择，怀疑论者不免会认为全球化仅仅是一种主观选择的游戏——开放让我们更加增添炫耀自己的机会，而问题像沉入河底的细沙被深深地埋在底层，不被认为是问题。这便是摸着石头过河的今天，只能做摸石头的河边嬉水者却无法做到触摸沙子的善泳者。从世界至中国的距离很近，但从中国到世界的距离却很远，这也是文章开篇所叙述闭关锁国的体现，我们在“地大物博，资源丰富”的大中国找寻不到自己的位置，找寻不到世界的位置——中国就是世界。丢失了位置，美术馆又在做什么样的工作？让我们回到没有博物馆、美术馆的时代，文物、艺术品便是记录一个时代的佐证，是文明的轨迹，有了博物馆、美术馆，文明的轨迹有了展陈研究的空间，文明不分种族地域、文物不分伯仲优劣，而这种对待文明的态度以及由文明所延伸出来的平等概念是我们所缺失的。“天朝上邦，四方来贺”的心态无疑在遮蔽着作为个体存在的普遍性而非唯一性。如果用一种态度来衡量这个国家如何对待自己的文物、艺术，那就看它如何对待其他国家民族的艺术；如果用一种标准来衡量这个国家的开放以及自我认识的能力，那需要看它是否收藏其他国家民族的艺术以及收藏自己艺术的能力与方法。
在中国大陆有博物馆、美术馆名称之分，博物馆的发展有其固定的道路，以陈列古代艺术为基准，这是公认的标准和秩序。但20世纪的美术馆似乎很难找到自己的秩序，这种秩序应该是从藏品与研究开始，并基于藏品、研究、教育而展开，作为美术展览馆的美术馆如何回归本位首先解决的问题应该是放下临时展览的重担，侧重美术馆自身收藏、研究、教育的体系化建设，而美术馆的展示功能与空间应该在大比例上是基于自身的收藏研究而开展。我们应该将美术馆定义为服务性的公共空间，服务的主要对象为观众、学者，而非艺术家与上级机构，更不是自娱自乐的机构，从受众出发进行思路调整显得更容易接受。不论是博物馆还是美术馆都存在着展品展示的主观强势与政治性，观众被迫接受展示的分类与顺序——哪怕是不合理的顺序，向观众传递什么和如何传递是美术馆展览的出发点，甚至要听取观众的反馈，同时也应该更多地关注作品展品的平等性与个性。
“正义”在圣经中的描述与我们惯常理解的英雄主义、侠客精神有着比较大的出入，我们恰恰可以通过这样的出入来体会我们在美术馆经营上和认识论上的思想偏差。“圣经所说的正义，指符合上帝标准的正直公正，是按上帝的标准来衡量、体现于跟上帝标准一致的行为的，这种正义主要环绕上帝，跟人在上帝面前如何行事有关。”让我们再回到美术馆的秩序，这里的秩序更多地应该是基于一种普世价值观的行事守则与工作方法。
2013年3月20
部分发表于《中国文化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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