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仿”的失控和“拟像”的危机

 当代艺术史学始终是在“语言转向” 与“图像转向”的张力之间摸索化解“形式与内容”、“文本与情境”间的复杂关系。把形式分析与图像学研究结合起来，被美国艺术史家萨默森（David Summers）称之为“后形式主义”。一件艺术作品被视作一个集合了很多符号的“文本”，由“解读/阅读”（reading）取代“观看” （seeing），也就改变了艺术的表述方式。对应于语言“再现”的阐释功能，就需要用“上下文”来读取艺术的情境，而视觉图像的再现阐释则主要是模仿和 象征。 

“模仿”的历史

“模仿”来自于希腊语 mimesis，这个词有时也被译为“再现”，可见“模仿”与“再现”（representation）的亲密关系。最古老的艺术学说就认为艺术的本质就在于“模仿”。

柏拉图说艺术的模仿是“模仿之模仿”，“与真理隔了三层”。柏拉图害怕图像削弱人的心志，或混淆现实甚至取代现实，因此批判模仿，贬抑表象的美感，同时也置不实的“拟像”（simulation）于真理的阴影之中。

到了亚理斯多德时代，开始揭示自然的现象和本质，肯定艺术模仿自然的真实性再现。以此，现象与本质、形式与内容的传统再现方式具有了合理性。所谓三种模仿方 式：（一）照自然事物本来的样子去模仿；（二）照自然事物为人所说的样子去模仿；（三）照自然事物应当有的样子去模仿。亚里士多德推崇的是第三种方式。以 此，事物无论是“可感知的”或“超感知的”、“可见的”或“不可见的”，也无论它们之间的关系如何，都统统归到“模仿”的名义之下。

在漫长的中世纪，模仿论受到压制。基督教思想认为模仿是真理的“沐猴而冠，相信上帝会禁止对这个世界的任何模仿”。文艺复兴让人认识到人的自身就是一个能反映 大自然的小自然，从而进入了人文主义与基督教妥协的折衷时代。主观及物质感官的介入，视觉感官产生的“符号” 开始阐示想像力及记忆的幻影，但视觉仍离不开心灵的统摄，“拟像”仍然居于劣势。

十七世纪西方思想史发生重大转变，笛卡儿（René Descartes）强调是由心灵“看”到符号，而不是必须与视觉有关。以此，“再现”就不再以视觉形式为依据，而是由内因性生成的感觉来作为代表。由此 模仿由“本体论”向“认识论”转化。从“艺术作为反映自然的镜子”，转而反映作为思维主体的内省的人。艺术家开始从人的理性思想去寻找真理的根据。 如康德（Immanuel Kant）说：“ 想像力有强大的力量，能根据自然现实所提供的材料，创造出彷佛是一种第二自然，即超自然的东西。” 黑格尔（Hegel）更进了一步，说艺术的发展并非通过模仿自然，而是观念的表现。具体的感性形象仅是显现精神理念的载体；而精神最终要摆脱物质形式的依 赖，获得精神的最後解放，（但换来的将是“艺术的消亡”）。

进入20世纪的现代主义，艺术不但要再现自己的视觉经验，更重要的是找到再现 的形式和属於自己的语言。加上尼采主体的参与，“再现”就成为“如何产生”，而不是“像什么”的问题了。艺术经过不断的“简化”和“抽离” （Abstraction），到了抽象绘画，已除净了任何自然参照，剩下的只是色彩符号构成的形式之美。

当形式主义的抽象艺术被视作符号时，“再现”就并不仅仅是关涉视觉表象的意指行为，不再仅仅在于再现的对象，还可以转过身来关心自身的象征和思想传达，抽象形式和观念符号，也就此一变而为超越事物表象的“非具象” （拟像）再现了。 

失控的“模仿”

对于当代艺术，艺术是形象的还是非形象的可能已经无关紧要。重要的是，艺术是否仍然继续承担著某种“精神性的秩序化力量”？ 人们还未来得及去验证现代艺术的此种承诺，就已经面临了当代社会的再现形式危机。

新表现主义绘画的再现方式就被称做“拟像”。艺术家将文化产物如摄影图片、广告形象，历史图像，等当作自然来加以模仿凑合，旨在模拟一种并不存在，但比真实还要真实的虚构世界。

“拟像”促进并摇动了现代主义的基础，影像的复数性及可再复制性不但挑战原本具有“独特氛围”的艺术品，也质疑了艺术相关的权威，客观，原创，独一等人文立 场，导致了传统精致文化的衰败。在数位网路时代，无孔不入的媒介本身比其所传递的内容更加重要。作为感官的一种延伸，瞬息万变地营造虚拟世界，使其具备了 完整和谐的情景。几乎可以超越具像使世界迈向同一。鲍德里亚 （Jean Baudrillard）将此种现象称为“超真实”（hyperreality）。他说：“现在的问题不再是模仿，复制或抄袭现成品，而是如何用‘真的’ 符号去取代真实事物”。

以此，人类的经验出现了另一种被意识创造性支配的虚拟世界（virtual world）。就其现实性而言, 虚拟有三种不同的表现形式：一是对现实事物的虚拟，即对象性的虚拟，这是一种正向虚拟；二是超越现实性的虚拟，即对现实的不可能性的虚拟，如超现实主义， 是一种高层次的，具现实意义的正向虚拟；三是对与现实相背离的虚拟，这是一种违背人类发展规律的虚拟，是对人的主体性价值产生扭曲的反向虚拟。

虚 拟与现实的关系，主要问题在于虚拟与现实的分裂或对立，无论社会或个人，如在虚拟与现实方面发生了脱节、分离甚至冲突，就会面临很多严重问题。如虚拟经济 与现实的分裂引发“金融危机”；虚拟政治与现实的分裂会误导政治走向，或引发政治不安；虚拟文化与现实的分裂将会引发文化冲突；虚拟人格与现实的分裂将会 引发社会整体或个人的人格分裂等；而整个社会的虚拟部分与现实的分裂则必然会引发整个社会的动荡，这些都实实在在的存在于当代的社会生活之中。

虚拟的价值在于它能够实现远程显现。“用远程显现定义，却无需亲自出场”，社会存在不再仅仅意味着是物理性的，也是主体感觉性的。“虚拟就是真实”。问题不 再是区分本质与表象，典型与复制，而是完全消除这些区分。没有模仿的问题，问题只在于取代真实本身的真实的“符号”。虚拟像幽灵一样无处不在，成为社会生 活的一部分。虚拟之所能以与现实世界平行不悖，在于它不是现实的但却是实际的、功能的。人类不仅可以生活在一个现实的世界里，也可以生活在一个符号化的世 界里。虚拟让我们看到物质性的技术在当代社会可以渗透到人的心灵，成为人类精神状态的一部分。

对于“拟像”理论，法国哲学家布希亚 （Jean Baudrillard）说：“符号可以指出深处的意义，符号可以与意义互相交换取代----不是非真实，而只是虚拟物，在一个失去了参考的氛围，不再是 与真实之间的交换，而是自己与自己交换”。布希亚的预言式宣告不仅仅是在视觉领域，也完全转变了传统的社会沟通方式。什么是现实中存在或感觉得到的真实不 再重要，无处不在的视听屏幕渐渐模糊了什么是真正发生的，什么只是在视网膜上被刺激的。更有趣的事实是，如果 “异化是假装没有拥有自己其实已经拥有的东西，那么虚拟则是编造自己拥有事实上并不拥有之物”。

“拟像”的真正危机，正是它作为一种再现形式，模糊了真实世界的存在与虚构世界的界限。真实的世界渐渐的消隐和被遗忘。 

“拟像”的再现和危机

让我们回到帕拉图，柏拉图在《理想国》中如是说：“有一种说故事的人，他什么都说。他的品质愈坏、就愈无顾忌，他什么东西都模仿，他觉得什么东西都值得模 仿。他所以想尽方法，一本正经，在大庭广众之间什么东西都模仿，包括我刚才所提到的雷声、风声、雹声、滑轮声、喇叭声、长笛声、哨子声、各种的乐器声，他 还会狗吠羊咪鸟鸣。所以他的整个体裁完全是声音姿态的模仿，至于叙述那就很少” 。《理想国》给这万恶之源的一类人起了个名字，称之为“模仿者”。他们用自己的声音歌唱别人的事，因为模仿停不下脚步，它不断唤起新的模仿，把主体多重分 解，这个连锁反应下产生的就是一种社会的无次序状态

帕拉图的预想是不是今天的现实呢？

艺术终于了结了一场与现代主义的热 烈拥抱，今天是电信传播媒体图像压倒了我们，由新的“虚拟审美”来完成这个世界的“再现”。于是，事实不必在场，“拟像”与大众媒体和消费社会共舞，一步 步的侵蚀所有传统中再现的真实与信念。一直以来所相信的真实与虚幻之别，过去，现在，未来的历史感，记忆，期许以及关于理想和希望，都散失在拟像的虚无之 中。

然而，“再现”在很大程度上又取决于人类对其形式关系的反应，这既是视觉反应，也是情感反应，当触及含义时，更成为思维反应。这一切 正是符号在往返的意指过程中所具有的无限推进能力。“符号”的意义就在于它的表意能够涉及那些隐喻、类比、蕴意、传播、反馈、交流等环节，因此它的所指就 常常具有文化，社会和政治意义。重要的是，它同样也能使虚拟场景获得意指的递进和含义的深入。因此，“拟像论”带来的不只是哲学上的跃进，包括种种的“终 结”理论，还带来严重的社会后果。当虚拟的“物”主宰了现实的“人”，社会的发展在整体上就陷入一种无序状态，为此付出代价的是社会冲突，金融危机、两极 分化、社会病态等等过程。由于真实和影像的区别已无意义。更使传统的“意识型态批判”失去用武之地。因为后者正是著力于现实进行意识型态的解密，以揭发隐 藏的或是扭曲的真实。

英国文化学者斯图亚特霍尔（Stuart Hall）为此提出了“建构论”。在他那里，“再现”被理解为一种“象征性实践”，是积极的建构（construction），而不再是消极的反映 （reflection）。也就是说，再现并不需要如实反映真实，而是给我们建构出一种“真实的效果”。借此，虚拟被赋予的意义也就可以参与社会、政治、 经济力量在符号建构意义过程中的作用，因此也有了批判的空间。

然而，如此小心翼翼地去趟一个充满怀疑的虚拟世界，为什么不去接触“真正的真实的现实”呢。艺术真理不在于感性世界的模仿，或者静态的感性表达，而在于一种与真实社会互动中的正向的感性关联。艺术回归社会，有助于实现人的主体性价值，有助于形成虚拟与现实的正向运动。但虚拟与现实的和谐不是一种与生俱来的先验状态，也不是一种一劳永逸的永久状态，因此，正向的或反向的虚拟，虚拟与现实之间动态和谐的实现，仍然取决于每个个体的自身选择。

“模仿”的失控和“拟像”的危机

 当代艺术史学始终是在“语言转向” 与“图像转向”的张力之间摸索化解“形式与内容”、“文本与情境”间的复杂关系。把形式分析与图像学研究结合起来，被美国艺术史家萨默森（David Summers）称之为“后形式主义”。一件艺术作品被视作一个集合了很多符号的“文本”，由“解读/阅读”（reading）取代“观看” （seeing），也就改变了艺术的表述方式。对应于语言“再现”的阐释功能，就需要用“上下文”来读取艺术的情境，而视觉图像的再现阐释则主要是模仿和 象征。 

“模仿”的历史

“模仿”来自于希腊语 mimesis，这个词有时也被译为“再现”，可见“模仿”与“再现”（representation）的亲密关系。最古老的艺术学说就认为艺术的本质就在于“模仿”。

柏拉图说艺术的模仿是“模仿之模仿”，“与真理隔了三层”。柏拉图害怕图像削弱人的心志，或混淆现实甚至取代现实，因此批判模仿，贬抑表象的美感，同时也置不实的“拟像”（simulation）于真理的阴影之中。

到了亚理斯多德时代，开始揭示自然的现象和本质，肯定艺术模仿自然的真实性再现。以此，现象与本质、形式与内容的传统再现方式具有了合理性。所谓三种模仿方 式：（一）照自然事物本来的样子去模仿；（二）照自然事物为人所说的样子去模仿；（三）照自然事物应当有的样子去模仿。亚里士多德推崇的是第三种方式。以 此，事物无论是“可感知的”或“超感知的”、“可见的”或“不可见的”，也无论它们之间的关系如何，都统统归到“模仿”的名义之下。

在漫长的中世纪，模仿论受到压制。基督教思想认为模仿是真理的“沐猴而冠，相信上帝会禁止对这个世界的任何模仿”。文艺复兴让人认识到人的自身就是一个能反映 大自然的小自然，从而进入了人文主义与基督教妥协的折衷时代。主观及物质感官的介入，视觉感官产生的“符号” 开始阐示想像力及记忆的幻影，但视觉仍离不开心灵的统摄，“拟像”仍然居于劣势。

十七世纪西方思想史发生重大转变，笛卡儿（René Descartes）强调是由心灵“看”到符号，而不是必须与视觉有关。以此，“再现”就不再以视觉形式为依据，而是由内因性生成的感觉来作为代表。由此 模仿由“本体论”向“认识论”转化。从“艺术作为反映自然的镜子”，转而反映作为思维主体的内省的人。艺术家开始从人的理性思想去寻找真理的根据。 如康德（Immanuel Kant）说：“ 想像力有强大的力量，能根据自然现实所提供的材料，创造出彷佛是一种第二自然，即超自然的东西。” 黑格尔（Hegel）更进了一步，说艺术的发展并非通过模仿自然，而是观念的表现。具体的感性形象仅是显现精神理念的载体；而精神最终要摆脱物质形式的依 赖，获得精神的最後解放，（但换来的将是“艺术的消亡”）。

进入20世纪的现代主义，艺术不但要再现自己的视觉经验，更重要的是找到再现 的形式和属於自己的语言。加上尼采主体的参与，“再现”就成为“如何产生”，而不是“像什么”的问题了。艺术经过不断的“简化”和“抽离” （Abstraction），到了抽象绘画，已除净了任何自然参照，剩下的只是色彩符号构成的形式之美。

当形式主义的抽象艺术被视作符号时，“再现”就并不仅仅是关涉视觉表象的意指行为，不再仅仅在于再现的对象，还可以转过身来关心自身的象征和思想传达，抽象形式和观念符号，也就此一变而为超越事物表象的“非具象” （拟像）再现了。 

失控的“模仿”

对于当代艺术，艺术是形象的还是非形象的可能已经无关紧要。重要的是，艺术是否仍然继续承担著某种“精神性的秩序化力量”？ 人们还未来得及去验证现代艺术的此种承诺，就已经面临了当代社会的再现形式危机。

新表现主义绘画的再现方式就被称做“拟像”。艺术家将文化产物如摄影图片、广告形象，历史图像，等当作自然来加以模仿凑合，旨在模拟一种并不存在，但比真实还要真实的虚构世界。

“拟像”促进并摇动了现代主义的基础，影像的复数性及可再复制性不但挑战原本具有“独特氛围”的艺术品，也质疑了艺术相关的权威，客观，原创，独一等人文立 场，导致了传统精致文化的衰败。在数位网路时代，无孔不入的媒介本身比其所传递的内容更加重要。作为感官的一种延伸，瞬息万变地营造虚拟世界，使其具备了 完整和谐的情景。几乎可以超越具像使世界迈向同一。鲍德里亚 （Jean Baudrillard）将此种现象称为“超真实”（hyperreality）。他说：“现在的问题不再是模仿，复制或抄袭现成品，而是如何用‘真的’ 符号去取代真实事物”。

以此，人类的经验出现了另一种被意识创造性支配的虚拟世界（virtual world）。就其现实性而言, 虚拟有三种不同的表现形式：一是对现实事物的虚拟，即对象性的虚拟，这是一种正向虚拟；二是超越现实性的虚拟，即对现实的不可能性的虚拟，如超现实主义， 是一种高层次的，具现实意义的正向虚拟；三是对与现实相背离的虚拟，这是一种违背人类发展规律的虚拟，是对人的主体性价值产生扭曲的反向虚拟。

虚 拟与现实的关系，主要问题在于虚拟与现实的分裂或对立，无论社会或个人，如在虚拟与现实方面发生了脱节、分离甚至冲突，就会面临很多严重问题。如虚拟经济 与现实的分裂引发“金融危机”；虚拟政治与现实的分裂会误导政治走向，或引发政治不安；虚拟文化与现实的分裂将会引发文化冲突；虚拟人格与现实的分裂将会 引发社会整体或个人的人格分裂等；而整个社会的虚拟部分与现实的分裂则必然会引发整个社会的动荡，这些都实实在在的存在于当代的社会生活之中。

虚拟的价值在于它能够实现远程显现。“用远程显现定义，却无需亲自出场”，社会存在不再仅仅意味着是物理性的，也是主体感觉性的。“虚拟就是真实”。问题不 再是区分本质与表象，典型与复制，而是完全消除这些区分。没有模仿的问题，问题只在于取代真实本身的真实的“符号”。虚拟像幽灵一样无处不在，成为社会生 活的一部分。虚拟之所能以与现实世界平行不悖，在于它不是现实的但却是实际的、功能的。人类不仅可以生活在一个现实的世界里，也可以生活在一个符号化的世 界里。虚拟让我们看到物质性的技术在当代社会可以渗透到人的心灵，成为人类精神状态的一部分。

对于“拟像”理论，法国哲学家布希亚 （Jean Baudrillard）说：“符号可以指出深处的意义，符号可以与意义互相交换取代----不是非真实，而只是虚拟物，在一个失去了参考的氛围，不再是 与真实之间的交换，而是自己与自己交换”。布希亚的预言式宣告不仅仅是在视觉领域，也完全转变了传统的社会沟通方式。什么是现实中存在或感觉得到的真实不 再重要，无处不在的视听屏幕渐渐模糊了什么是真正发生的，什么只是在视网膜上被刺激的。更有趣的事实是，如果 “异化是假装没有拥有自己其实已经拥有的东西，那么虚拟则是编造自己拥有事实上并不拥有之物”。

“拟像”的真正危机，正是它作为一种再现形式，模糊了真实世界的存在与虚构世界的界限。真实的世界渐渐的消隐和被遗忘。 

“拟像”的再现和危机

让我们回到帕拉图，柏拉图在《理想国》中如是说：“有一种说故事的人，他什么都说。他的品质愈坏、就愈无顾忌，他什么东西都模仿，他觉得什么东西都值得模 仿。他所以想尽方法，一本正经，在大庭广众之间什么东西都模仿，包括我刚才所提到的雷声、风声、雹声、滑轮声、喇叭声、长笛声、哨子声、各种的乐器声，他 还会狗吠羊咪鸟鸣。所以他的整个体裁完全是声音姿态的模仿，至于叙述那就很少” 。《理想国》给这万恶之源的一类人起了个名字，称之为“模仿者”。他们用自己的声音歌唱别人的事，因为模仿停不下脚步，它不断唤起新的模仿，把主体多重分 解，这个连锁反应下产生的就是一种社会的无次序状态

帕拉图的预想是不是今天的现实呢？

艺术终于了结了一场与现代主义的热 烈拥抱，今天是电信传播媒体图像压倒了我们，由新的“虚拟审美”来完成这个世界的“再现”。于是，事实不必在场，“拟像”与大众媒体和消费社会共舞，一步 步的侵蚀所有传统中再现的真实与信念。一直以来所相信的真实与虚幻之别，过去，现在，未来的历史感，记忆，期许以及关于理想和希望，都散失在拟像的虚无之 中。

然而，“再现”在很大程度上又取决于人类对其形式关系的反应，这既是视觉反应，也是情感反应，当触及含义时，更成为思维反应。这一切 正是符号在往返的意指过程中所具有的无限推进能力。“符号”的意义就在于它的表意能够涉及那些隐喻、类比、蕴意、传播、反馈、交流等环节，因此它的所指就 常常具有文化，社会和政治意义。重要的是，它同样也能使虚拟场景获得意指的递进和含义的深入。因此，“拟像论”带来的不只是哲学上的跃进，包括种种的“终 结”理论，还带来严重的社会后果。当虚拟的“物”主宰了现实的“人”，社会的发展在整体上就陷入一种无序状态，为此付出代价的是社会冲突，金融危机、两极 分化、社会病态等等过程。由于真实和影像的区别已无意义。更使传统的“意识型态批判”失去用武之地。因为后者正是著力于现实进行意识型态的解密，以揭发隐 藏的或是扭曲的真实。

英国文化学者斯图亚特霍尔（Stuart Hall）为此提出了“建构论”。在他那里，“再现”被理解为一种“象征性实践”，是积极的建构（construction），而不再是消极的反映 （reflection）。也就是说，再现并不需要如实反映真实，而是给我们建构出一种“真实的效果”。借此，虚拟被赋予的意义也就可以参与社会、政治、 经济力量在符号建构意义过程中的作用，因此也有了批判的空间。

然而，如此小心翼翼地去趟一个充满怀疑的虚拟世界，为什么不去接触“真正的真实的现实”呢。艺术真理不在于感性世界的模仿，或者静态的感性表达，而在于一种与真实社会互动中的正向的感性关联。艺术回归社会，有助于实现人的主体性价值，有助于形成虚拟与现实的正向运动。但虚拟与现实的和谐不是一种与生俱来的先验状态，也不是一种一劳永逸的永久状态，因此，正向的或反向的虚拟，虚拟与现实之间动态和谐的实现，仍然取决于每个个体的自身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