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年来，我一直在思考能否专门为一个相对直白的问题策划一期《艺术论坛》：当今，艺术是什么？当然这只是一个计划而已。这个问题既简单又复杂，既具体又宽泛，而且十分抽象，很难把握。更重要的是这个问题本身就引起了极大的困窘。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就需要放弃那些对于艺术及其运行的成见，例如工作室、课堂、会议室、博物馆，以及画廊。我们必须刻意单纯起来，尽管我们知道批评界的讨论和艺术运动似乎与这些成见相去甚远，或者说固定了这些成见，无论如何，这些成见都会重新出现，其实就是以大量其他的姿态和词语作掩饰来重复我们的先入之见。总之，我们需要诚实地去面对这个问题，尽管我们会因此而感到不安，尽管我们的内心想要回避这个问题，但这种姿态却是有价值的（特别是对那些认为“分析的”高于“个人的”模式的人来说）。
然而，令我惊喜的是，这期杂志正好就是关于这个问题的，虽然看起来这些文章、访谈都是关于当代博物馆这个话题的，但这些文章会给人一个总体的感觉：机构和文化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艺术的语境和十年前相比可谓是经历了沧桑之变。这些文章中提到了历史的问题，从中我们发现博物馆在本质上与其时代的城市与经济秩序有着内在的联系，更重要的是，我们也会通过这些文章感到博物馆机构本身也是一个棱镜，反映了我们这个时代的社会现实，在这个时代创造了一种行为方式，公共与个人、工作与闲暇，甚至意识与商业之间的关系都在广义的社会环境中得到了彻底的重新思考。另外，我们还会发现，科技的发展也带动了博物馆的基础设施，随着博物馆机构的全球网络化，随着媒体的剧变而引起的分类措施的改进，艺术的生产和接受也发生了很大变化，而且新的形式也在影响着展览的方式：怎么展、在哪儿展、谁来展、给谁展？
至于当今艺术是什么，或者换言之艺术的本质如如何被各种各样的社会星从所改变——当然，这些思考还远远不够。如果你仔细读完这些关于博物馆的文章，思考一下每篇文章的主题——很多词汇都被以不同的方式使用了，而且在不同的情境中，这些词汇又具有了不同的意义——我们就会发现，艺术领域中的批评语言还没有建立，只能说还处在形成当中（以Diedrich Diederichsen的专栏为例，批评性本身似乎就是众多演员中的一位，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如何才能发现一个批判性的视角呢？）。因此，这些文章并非是要对博物馆及其内部展览进行盖棺定论，毋宁说这些文章作为一个整体可以被当成档案或者不同作者的报告：这些观点告诉我们，我们对于艺术的理解变得多么贫乏，艺术的条件正在迅速变化着，或者更确切地说这些变化已经发生了，只是在最近，在我们思考博物馆机构的结构的时候才感觉到。
我们希望，未来能有一种用来描述这些变化的语言。这也就是《艺术论坛》之类的杂志的目的。在当前的这期杂志中，波士顿当代艺术中心主策展人Helen Molesworth的言论有些令人寻味：“（当代艺术）的生产与分配的范围是如此的宽泛，达成一致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既然是这样，那我们如何才能确定哪些艺术是重要的，哪些不重要？我们如何才能找到一个讨论的标准？”要知道，这永远都是一个矛盾。她的这番话让我想起了汉斯•贝尔廷（Hans Belting）的书《现代主义之后的艺术史》（Art History After Modernism, 2003）。《艺术论坛》对于这本书的导报还是7年前，这也是我主编的第一期。我们的评论作者说“‘艺术史’必须被分开定义，很难说清楚女性主义者、后结构主义者、艺术社会史学家、酷儿理论家、图像学者、鉴赏家等人有什么认同的东西，正是他们之间的争论提供了具有创造性的意见交换。”虽然他们共同认同的东西还很模糊，但是我们需要找出他们能够进行对话的平台，这样才能关照彼此的立场。
也就是说，在当前，不同人对于艺术的看法存在着很大的分歧，但是组织这期专栏的目的却依然是为了不断地追问和探究这个问题：如何创造讨论的可能性，更确切地说是如何传递一种感觉——讨论是有可能的。我们也必须追问的是：我们是如何制造了讨论的标准？尽管文化的语境发生了变化，而且我们必须重新看待艺术的特定思维。
这是我最后一次为《艺术论坛》做主编了，我要永远感谢《艺术论坛》给我的这次机遇，使我成为她的一部分，分享了她的雄心壮志，并且结识了这么多优秀人士。我也要向《艺术论坛》杂志的出版人致以最深的谢意，感谢你们对这份杂志不懈的倾注，这不仅是指我在任期间，而且也是指过去的三十多年来你们的辛勤耕耘。感谢我的编辑们，你们每个月所付出的思考（和时间）是我永远感激不尽的。另外，还要感谢这些年来为我们做出贡献的艺术家和撰稿人，你们不辞辛劳的工作使我受益匪浅。现在我将像更多的读者那样分享你们关于艺术的文字，并希望这份杂志越办越好，想到这些，激动与感激之情顿上心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