展览名称：“第二张脸”刘瑾摄影新作发布展
策 展 人：顾振清
出 品 人：孙永增
展览总监：戴卓群
策展助理：郝丹萌、齐爽言
公共关系：吴蔚
主 办：白盒子艺术馆
开幕酒会：2011年8月9日（周二）下午4点
展览时间：2011年8月9日至2011年8月15日 开放时间：星期二至星期日10:00 – 18:00
展览地点：北京市朝阳区酒仙桥路2号798艺术区白盒子艺术馆
联系方式：+86-10-5978 48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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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ECOND FACE : NEW WORKS OF LIU JIN
CURATOR: Gu Zhenqing
PRESENTED BY: Sun Yongzeng
EXHIBITION DIRECTOR: Dai Zhuoqun
ASSISTANT CURATORS: Hao Danmeng, Qi Shuangyan
PUBLIC RELATIONS: Wu Wei
SPONSOR: WHITE BOX MUSEUM OF ART
OPENING: 16:00, Tuesday, 9th August, 2011
DATES: 9th August, 2011 - 15th August, 2011
MUSEUM OPENING HOURS: 10:00 - 18:00, Tuesday - Sunday
VENUE: WHITE BOX MUSEUM OF ART, 798 Art Dist., NO.2 Jiu Xianqiao Road, Chaoyang Dist., Beijing, China
CONTACT US: +86-10-5978 48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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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nathan Goodman 独立撰稿人 批评家 美国
Melle Hendrikse 画廊老板 荷兰
Matteo Lanetta 无业 意大利
黄锐 艺术家 日本／中国
吴澄 研究生 中国
Uli Sigg 外交官 商人 收藏家 瑞士
张宏 工业造型设计师 中国
展览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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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张脸”刘瑾摄影新作发布
白盒子艺术馆将于2011年8月9日至2011年8月15日举办“第二张脸”刘瑾摄影新作的发布展及学术论坛。展览开幕酒会定于2011年8月9日（周二）下午4点，免费入场。
此次展览中，艺术家刘瑾试图通过拍摄同一个人戴眼镜和摘掉眼镜两种不同的状态，展现人物微妙的面部差别以及更深层的心理变化，为观者提供一个全新的观察“人” 的角度。
眼镜对不同的人具有不同的意义，要么作为弥补视力残缺的工具，要么作为装饰、保护或掩饰自我的工具，在刘瑾的作品中眼镜是一个隐喻，人通过眼镜看到一个清晰的世界，然而这个世界也投射着人的欲望、虚荣、贪婪和嫉妒，更混杂着各种价值标准和前代积累的经验知识，于是便存在这样的疑问：“眼镜”真的能帮人看清真实的世界吗？
当我们拿掉眼镜，眼前的一切变得含混不清，如果这才是人真正看到的东西，那么，是不是我们只能看到一个模糊的世界？而人的认知却是复杂的,比如有的人拿掉眼镜,眼睛反而显得深邃,并不像我们想象中那样的呆滞。
刘瑾的作品便是通过表现各种戴眼镜的人的不同状态，来启发观者探讨和反思有关人类认知的问题。
作为当代艺术体系中的当代摄影，不同于传统摄影，艺术家与不同领域，不同阶层人士的沟通过程本身已经渗入作品层面。一方面，可以从中看到当代艺术介入社会的程度及其可能性；另一方面，有选择地邀请和说服各行业、各阶层不同身份的人参与拍摄也是艺术家的一项重要工作和挑战，对方的接受和拒绝以及艺术家的游说过程都是作品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此次展览的意义之一。
另一张脸
——关于刘瑾摄影新作
文／顾振清
“上帝给了你们一张脸，你们却还要自己另造一张”（莎士比亚在《哈姆雷特》第三章）。英文原文是“God hath given you one face，and you make yourselves another”。 莎士比亚“给脸不要脸”的预言，显然在全球化消费社会的今天更切实地应验了。从古典意义的化妆和功能化面具，到现代科技条件下的整容术和易容术，人们从没停止过对自己另一张脸孜孜以求的理想化塑造。刘瑾2011年摄影作品《第二张脸》以并置的双联肖像摄影图像，展现戴镜者在摘除有形眼镜前后的两张不同的脸孔，凭藉证件肖像式的构图和用光规范，他以放大的图像直呈同一个人的两张不同脸孔之间的微妙差别，从而关注戴镜者常规脸孔之下隐秘、陌生而又难得暴露无遗的那张裸脸。
据称眼镜由13世纪中国人和欧洲人同时发明。但直至1784年美国本杰明•富兰克林发明远近视两用眼镜，眼镜才算完善起来。传统的有形眼镜对人脸的修正、更改不及精彩的戏剧化妆和假面舞会的面具，虽人们熟视无睹，它却是现代社会一种显而易见的视觉风尚。对戴镜者而言，有形眼镜事实上修正、篡改了戴镜者与生俱来的那张裸脸，给出了人的另一张脸。日积月累，周围的人群却看惯了戴镜者的戴镜摸样。甚至，连国家机器和社会组织也以证件肖像的常规性为理由，将戴镜脸孔认同为戴镜者的首要身份和肖像。戴镜者的第二张脸代替裸脸，成为戴镜者自我代言、自我证明的第一表征。于是，戴镜的脸孔成为戴镜者社会角色的常态面相，负担了身份认同、社会辨识系统、安全感等人格符号化所带来一系列关联意义。在现代性、都市化背景下，近五十年来人类个体的社会压力与日俱增，近视眼症的频发催生了一个戴镜者的主流人群。眼镜带来了戴镜者人前、人后的状态差异和戴镜、除镜时的心理差异，从而潜移默化地塑造了戴镜者的个性和人格。眼镜不再是戴镜者的工具、道具或身外之物，它逐渐固化在了戴镜者的裸脸上，成为人身体之生理、心理状态的一部分。不少戴镜者在任何社会性场合、甚至在任何他人面前，眼镜也没有须臾稍离脸孔，便是例证。当然，隐形眼镜的发明，打破了古典意义的眼镜与人的关系，捍卫了戴镜者找回裸脸的权利。
刘瑾作品《第二张脸》通过对戴镜者戴与不戴眼镜两种肖像的拍摄，深入追究人的视觉和思维惯性。拍摄时，自愿参与的众多担当被拍对象的戴镜者在去掉眼镜时，往往有因不习惯模糊视野而心生障碍，易于流露一丝不安、惶恐和迷惘的神情。眼镜是戴眼镜者观察世界的第一视窗，同时也是一层保护系统，让戴眼镜者固守其外表所带来的身份、地位暗示。而眼镜的形式感，更赋予戴镜者一层自我包装色彩。刘瑾的拍摄，既呈现了戴镜者的常态，也捕捉了其除去有形、无形包装后难得的非常态。戴镜者两种状态的肖像的并置，表现出一种物是人非的刹那变化。图像的力量，来自戴镜者不同面貌似与不似之间那种微妙而紧张的关系。
刘瑾的并置肖像照片其实预设了一个观众“找不同”图像游戏的视觉心理圈套。图像比较和真相甄别构成了观众观察、理解作品的切入点。数码摄影技术赋予的高精度图像质量，让戴镜者不同脸孔及表情的真切内容纤毫毕现，提示出更多客观细节，供观众端详、审视和探究。于是，观众在常规观看制度中养成的观看、接受的视觉习惯，被刘瑾作品调整为一种具有主动参与、研判倾向的视觉体验。《第二张脸》作品中人物正眼看人的视线，又跟观众视线形成一种虚拟的对视交流关系。这种作品所催生的观众视觉惯性的改变。势必会让人体验、洞悉凝视机制的更多隐秘内涵。常态与非常态、是状态与不是状态、观自在与观不在，却在戴镜者的两张先后拍摄的脸孔中无声流露、彰显。
通过艺术创作的践行，刘瑾已经为数十个中外艺术圈、文化圈的戴镜者逐个记录了戴镜、不戴镜的双重肖像。藉此，刘瑾审慎嵌入了摄影术的一种工具理性。他的双重肖像照片不动声色地搁置了传统摄影“决定性瞬间”的唯一性，也消解了订件肖像摄影以表现画面主体最佳状态为目的的审美功利性。刘瑾《第二张脸》的每个图像都呈现出一种零情感、零情绪的档案人像的标准化规范，一如表情凝固的身份相片。然而，当刘瑾把同一个人的两张不同的脸孔并置在一起时，两幅肖像的差异性、不确定性，事实上设置了一种辨识、分析、认知客观对象的弹性空间，激发观众主观经验的参与。双重肖像解构日常经验中的视觉惯性，以平行呈现方式重构了一种特殊的视觉真实。肖像照与肖像主体一一对应的排他性，被刘瑾拍摄的戴镜者双重肖像所提供的双重现实所瓦解。刘瑾的《第二张脸》带来一种认知的迷雾，无形中形成对欧洲逻各斯中心主义柏拉图“永恒不变的真实存在”观念的一种质疑、一种屏蔽。戴与不戴眼镜，是戴镜者的双重现实、双重属性。两者孰真孰假？孰是孰非？孰主孰次？孰先孰后？这些问题并不重要。两幅肖像左右并置的排序关系，甚至也可以因时、因地、因人而异，随时可颠倒、逆反。戴镜者这种双重现实并不体现为人们常规经验中的表象与真相的对应关系。由此，刘瑾在作品《第二张脸》中渗透了一种中国佛学传统中的“观自在”观念。两幅并置肖像所构成的视觉陷阱、意义缝隙，诱导的是观众对戴镜者这一特定对象的主动观察、思维和记忆。透过照片，刘瑾试图为观众提示一种观看的主体性，一种强调每个观看者个体自身在场、主观在场的视觉体验。
顾振清 中国当代艺术独立策展人，批评家
真实与虚幻之间
——对刘瑾《第二张脸》系列作品的解读
文／刘国鹏
1981年，当赫尔穆特•纽顿 (Helmut Newton)将“双联画”（diptych）这一表现手法令人惊艳地引入作品——《她们来了》（Elles arrivent）以来，当代摄影领域无疑闯入了一位散发着赫拉克利特气味、擅长视觉辩证法的影像怪杰，这位满怀热情的不速之客，以其一贯的恶作剧心态，使得影像通向现实世界的虚幻之门开始疯狂旋转。
Diptych源自希腊语δίπτυχον，意为中间以铰链固定、可双向对折的双联记事板，有时也喻指两本主题相关的书籍。“双联画”在古希腊、罗马时代曾大行其风，但其真正被作为一种艺术创作形式则始于中古世纪，如“嵌板画” （panel paintings）、和三联、多联大型宗教祭坛画。15-16世纪的尼德兰艺术大师如扬•凡•艾克（Jan Van Eyck）、罗吉尔•凡•德尔•韦登(Rogier van der Weyden) 、汉斯•梅姆林（Hans Memling）和胡斯（Hugo van der Goes）之流对此则尤为偏爱。迨至当代，“双联画”非但没有被抛入古董之林，且大有死灰复燃之势，早在赫尔穆特•纽顿批量“贩卖”这一艺术形式之前，安迪•沃霍尔就已在1962年的丝网印刷作品——《梦露双连画》（Marilyn Diptych)中大胆地激活了这一传统，展露出天赋异禀的卓尔不群。
刘瑾的系列摄影作品《第二张脸》，在形式上巧妙地借用了 “双联画”这一风格，将其针对佩戴眼镜的特殊人群所拍摄的两张半身肖像，以一种具有互补和相互诠释意味的方式进行并置展示：一张佩戴眼镜，一张摘除眼镜，从而将单幅影像所构成的孤立文本扩展为一个双向的互文世界，二者相互阐释互相论证，形成一种既对立又互补、既印证又解构、既描述又分析、既演绎又综合的二元复调关系，并极大地深化和拓展了人们日常观看摄影作品的经验和认知。
就拍摄方式、创作规模与作品数量而言，艺术家似乎雄心勃勃，要为上述特殊群体建立一个储量庞大的心理观察及视觉症候数据库，该创作周期计划持续约2-3年，共覆盖全球各行各业的人士计200名。该项目于2010年开始实施，并于期间陆续展示部分作品。
从艺术家的创作理念，及其对作品呈现方式、拍摄内容和角度的控制来看，《第二张脸》意在聚焦和思考艺术家所关注的如下三个问题：
一、眼镜的事实和隐喻功能？
二、摄影的本质？
三、当代艺术介入社会的程度及其可能性？
首先，从眼镜的发明及其功能来看，眼镜具有弥补视力残缺、保护眼睛安全和临床治疗眼病的作用，如近视镜、远视镜（俗称老花镜）、散光镜、工作用护目镜和防风镜等，不过，随着时代的变化，眼镜还衍生出美容装饰功能，成为与服装并驾齐驱的时尚或奢侈品，如太阳镜（墨镜）、平光镜，以提醒他人佩戴者自身的品味、修养和社会身份等。
然而，无论眼镜的种类如何千差万别，其共同特征均在于佩戴者对于眼镜所产生的深深的依赖感，即佩镜者无法仰赖肉眼独立完成裸视，至少，佩戴眼镜这一习惯本身提示人们，在佩镜者眼里，裸视多少是不完美或有缺陷的。但是，当佩戴者将眼镜作为主动选择的工具和被动的结果时，佩戴者却与眼镜产生了患难与共的依存关系，这一点在近视患者和远视患者那里表现得尤为明显，在后两种状态下，佩戴者借助眼镜实现了对所观看世界的“更逼真”、更清晰的感受，而眼镜则因其为佩戴者提供了上述功能而实现了其自身价值。
但是，这一对眼镜严重依赖的状态，却也不可避免地改变了佩戴者的观看经验、心理状态和面部特征，在某种意义上甚至包括其身体结构。换句话说，佩戴者对所观看世界的观看越“逼真”，其观看本身也就隐藏着更大程度的“不真”，因为，这一观看是通过眼镜而非观看者自己独立完成的，这与通过一枚玻璃球看到弯曲变形的世界只有程度上的差别而无本质上的区分，因为，媒介本身是无法回避其虚幻本质的。但是，很显然，除了时尚装饰的目的之外，佩镜者是无法摆脱眼镜而独立完成“真实”观看的！
这样一来，就出现了一个极具悖论性的逻辑怪圈：佩戴者通过眼镜看到了一个“真实”的世界，从而重新找回了自信，再度建立起对可视世界的安全感，但与此同时，眼镜又提醒佩镜者依赖眼镜完成观看这一行为本身就散发出一种彻头彻尾的虚幻气味，可悲的是，佩镜者是无法回到放弃眼镜、单单仰赖肉眼的原始状态之中的，因为，有缺陷的眼睛看到的只能是一个更加模糊不清的、虚幻朦胧的世界。
而恰恰在这一极其戏剧性的逻辑怪圈中，艺术家发现了眼镜在本体论意义上的隐喻功能，即眼镜本身和人类千百年来发明的各类借以认识和改造世界的其他媒介手段，如书写工具、手表、电脑、交通手段、军事武器等，甚至包括群体性的历史记忆、传统经验、价值标准、族群规范等在内的精神意识与成就，并无实质性的差别；与此同时，就纯粹个体经验而言，眼镜与人与生俱来的各类欲望，如贪婪、好色、征服、报复、放纵、占有等亦可等量齐观，因为，二者均是人借以实现自己，捕捉更“真实”的人生感受的一种途径。但是，既然眼镜提供的是一种令人生疑的“真实”体验，那么，人所仰赖的上述工具和欲望又能帮助我们实现真正的人生价值吗？或者，幻觉和真实只不过是相互依存、相互印证的一种相对状态？当我们热衷于追逐真实，其赖以追逐的手段和途径就不可抑制地提醒我们追逐本身的虚幻不实。
显然，艺术家渴望窥破这一幻觉和真实之间的头尾相衔的辩证游戏，而“双联画”这一平行并置的呈现方式恰恰满足了艺术家对眼镜本身富含辩证性的隐喻功能进行深入思考的需要。而《第二张脸》这一作品命名，则是作者有意抛给观看者的一个“阿里阿德涅线团”，以诱使他们进一步思考，何为“第一张脸”？而两张肖像作品在呈现结果和前后逻辑上的差异则将我们引向一个更深的疑问，即两张肖像何者更真实？何者更虚幻？何者本原？何者派生？何者本质？何者表象？而这恰恰是“双联画”这一作品呈现方式上的巨大优越性，它使我们在单维度观看中所坚守的逻各斯中心主义，被强行分解之后变得无的放矢了。何者真实何者虚幻？或许是一个无解的追问，对其中任何一张肖像投注肯定的目光，在另一张肖像中收获到的则必然是对前者的反诘，反之亦然。
艺术家在某种程度上表现出来的狡黠心理，不可避免地将我们引向艺术家所关心的第二个问题：何为摄影的本质？
首先，自照相机发明以来，摄影就同时具备了两种基本的功能：表现和记录，前者延伸出了带有艺术趣味的、主观表现的作品，以期为现实提供审美功能和主观解释；后者则强调摄影为现实提供客观摹写，以便记录和复制现实。
从摄影的两大基本功能来看，《第二张脸》似乎意在通过凸显“主体间性”的接触与互动，从而探寻一条中间道路。一方面，艺术家在拍摄作品时，往往刻意强调与拍摄者相遇的当下状态，包括拍摄时呈现出差异性的背景、天气、光照、风速以及上述外在因素对被摄者的情绪和心理干扰等，以便记录下被摄者在拍摄当下的真实状态和在场感；与此同时，艺术家并不满足于单纯的、带有客观意味的记录摹写，而是试图通过肖像照而非带有制式特征的证件照，来捕捉被摄者在镜头前一种不由自主的表演，即后者面对镜头时微妙的表情、对身体姿态的强行规制，以及“被迫”摘下眼镜后含蓄微妙的心理变化等，这样一来，艺术家就会在拍摄时采取一种既干涉又不干涉，既介入又不介入的暧昧态度，既创造条件摆拍又突出随机性，既尊重和维护被摄者和被摄场景的客观性，又强调拍摄者和被拍者之间基于主体间性的互动，事实上，这一互动反映出艺术家对摄影两大功能既兼顾又超越的深层动机。
就表现功能而言，《第二张脸》系列作品之作为摄影类型学中的肖像摄影范畴，其自身必然携带有艺术家对被摄者在镜头前不自觉的、矫饰状态的揭露和呈现，尤其是当眼镜这一作为弥补视力残缺与装饰的媒介，被“强行”剥离之后，被摄者的内心就很难不表现出一种遭受侵害的感觉，无论是镜头强行推移、聚焦所造成的“视觉强奸”，还是丧失眼镜这一保护屏障之后所面临的“心理强奸”，均反映出被摄者在被动状态下所不得不表现出的一种虚弱与无力、惶恐与掩饰，安全感丧失后的微妙复杂的处境与心理。
而就记录功能而言，《第二张脸》可视为艺术家基于摄影人类学意义上的图像志建构，在此，配镜者这一特殊群体被作为人类学意义上的认识对象而予以深入观察，既是体质人类学意义上的，也是文化人类学意义上的。前者涉及生理意义上的体质表征和性别差异，后者则意在凸显被摄者不同的文化身份、种族特征、阶级差别和职业习惯等，尤其是“佩镜者”这一庞大而特殊的族群背后所折射出的后工业社会经由过度城市化和知识经济对人类生活所造成的深层改变，总之，这一自觉不自觉地将被摄者置于类似显微镜下生物切片的状态，为观者提供了一个观察“人” 的奇异角度，从而绘制出属于艺术家自己的摄影人类学广域图谱。
事实上，艺术家对第二个问题的思考又顺理成章地将我们引入第三个其所关心的问题：当代艺术介入社会的程度及其可能性？
对这一问题的关注主要表现在艺术家对拍摄主体的选择上。毋庸置疑，艺术家期望拍摄到的个体差异性越大，其表现人类一般状态的说服力就越强。在这里，普通人士和明星显贵一样受到欢迎，卑贱的职业和高尚的职业同样具有价值，但显然，邀请和说服不同行业、背景、性格的拍摄候选人加入到拍摄工作之中，则是艺术家所不得不面对的一项重要工作和挑战，而对方的接受和拒绝，以及艺术家的游说过程均将成为《第二张脸》系列作品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该项目的延伸意义，而在作品展示环节，艺术家往往需要借助动态影像和说明文字来述说一副作品产生的一般程序和特殊情节。
这样一来，就引申出一个当代艺术介入社会的程度与可能性问题。比如，在一个带有浓厚政治禁忌的社会，艺术家是否可以邀请一位佩戴眼镜的国家领导人，如胡锦涛总书记摘下眼镜，参与到《第二张脸》这一当代艺术项目之中。而在国际反恐的热战中，艺术家是否也可邀请一位佩戴眼镜的恐怖主义者接受邀请，成为被摄主体？或者，在依然保留着落后种姓制度的印度，艺术家能否邀请到一位具有“贱民”身份的印度公民，参与到拍摄活动当中？
诸如此类的疑问和构想，有助于艺术家建立一个超越形形色色的政治、经济体制和文化背景之上的，带有“乌托邦”色彩的佩镜者抽样数据库，虽然，现实中的被摄者因其语言、宗教、肤色、性别、文化和身份的不同，处于事实上的不平等地位，但是，这一点也不妨碍他们在面对摄影镜头时的平等，当眼镜被摘下之后，戴镜者对外在世界的无力感和恐惧感无疑使人类退回到了共同的心理起跑线上，而艺术作品中被创造出来的、暂时的“平等”，恰恰也是艺术家试图通过艺术来表达和呼吁人类平等的深层愿望，尽管这一平等或许永远只能停留在对现实的主观摹写和再加工之上。
展览名称：第二张脸 – 刘瑾肖像作品摄影展
肖像作品：戴眼镜的人
项目方案：作品内容形式：拍摄戴眼镜人的肖像， 一张戴眼镜一张不戴眼镜。不同于标准像，作品在不同的环境，光照条件下拍摄。
拍摄对象：选择性的拍摄全球各行各业各阶层戴眼镜的人，包括名人和少部分普通人。
作品展示形式：戴眼镜和不戴眼镜两张照片并置展示。(根据情况结合其他图片，文本等展示)。
作品展示尺寸：180x150cm (根据展览情况调整)
相机： TOYO - FIELD45A相机
说明：在此项目中，有选择的邀请和说服各行各业、各阶层不同身份的人参与是艺术家的一项重要工作和挑战。对方的接受和拒绝以及艺术家的游说过程都是作品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项目的意义之一。
此项目为期4-8年，计划拍摄两百人。项目于2010年开始，期间作品陆续展示。
艺术家个人阐释：
眼镜对不同的人具有不同的意义，是弥补视力残缺的工具，或是装饰，或是保护、掩饰的内心的工具。作品想通过镜头来展现人戴眼镜与不戴眼镜时的不同状态和微妙的面部差别及更深的心理变化。
在某种程度上，肖像照片呈现的是对象在镜头前的一种表演，面对机器，面对拍摄者，面对将来的观看者含蓄微妙的表演。
通过拍摄不同国家,不同职业,不同社会阶层戴眼睛的人,作品也通过摄影类型学的方式,展现出各国,各领域,各阶层人的精神特点。
总之，通过拍摄戴眼镜的人，想给大家提供一个观察“人” 的新角度。
另一方面， 眼镜在这个作品里可以说是个隐喻，人通过眼镜看到了一个清晰的世界，现实中，人也总是通过各种各样的工具、前代积累的经验知识、各种价值标准来认识了解这个世界，也总是在自己的欲望，虚荣，贪婪，嫉妒中来认识周围的一切。但是“眼镜”能帮人看到世界的真实吗？
现在越来越强烈的感觉到，这个世界却越来越奇怪。人的欲望越是强烈，经济发展越是好，人类用各种科学的方式开掘人类自己所有的，最深层的种种欲望。似乎撒旦用最冷静，理性的方式赢得了胜利。人的欲望从来没有像今天一样无止无尽，没有一种生命像人一样有如此可怕的欲望。到底是什么让人走到今天，那么多先哲让我们了解 “真理”，看到世界的原理，认识我们自己，可为什么今天的世界会像一个疯长的恶性肿瘤？人类到底是怎么来认识这个世界，曾经“正确”的知识和理论怎么会引导人走到今天这个境地。当我们拿掉眼镜，看到的是一个模糊的世界，是不是这才是人真正看到的东西？是不是人只能看到一个模糊的世界。但是人的认知是复杂的,就像有的人拿掉眼镜,眼睛反而显得深邃,并不像我们想象中那样的呆滞。
所以,作品通过表现各种戴眼镜的人不同状态来启发大家探讨和反思有关人类认知的问题。
作为当代艺术中的摄影项目，不同于传统的摄影拍摄。和不同领域，不同阶层的人沟通，过程中可以看到当代艺术介入社会的程度及其可能性，例如，我们可不可能邀请说服胡锦涛主席拿下眼镜，参与当代艺术的项目。不同政治经济体制文化背景，不同性格教育背景的人对项目的反应肯定是不同的，这也是通过作品想考察的一方面。
通过拍摄全球不同阶层的人，也是想通过艺术表达人类平等的愿望，也许现实中永远不可能实现人类的平等。
当然，这些只是创作过程中个人的思考，希望通过画面可以引发观众各种维度的思考和讨论。
【档案】
刘瑾，1971年生于江苏连云港，就读于徐州工程学院艺术设计专业。1996年定居北京，开始职业艺术家生涯。刘瑾的创作涉及行为、摄影、录像、雕塑，通过多种媒介的创作方式对人类理性文明进行反思，作品通过个体生命表现了在当下现实社会中的人类生存境遇，对人类精神家园的乌托邦质寻。代表作品有：行为艺术作品《大酱缸》、《可乐浴》、《柏林墙》等，当代摄影作品《青春残酷》、《受伤天使》、《戴眼镜的人》等。参加的主要展览有：“叙事中国”第四届成都双年展，“亚洲工厂”意大利 Bologna现代美术馆， “看真D.com”第三届广州国际摄影双年展、西班牙Artium美术馆“注意”-中国当代摄影展、美国威斯康星美术馆“来自中国的新摄影和录相艺术”、德国埃森美术馆 “绝对的真实--摄影与现实的承诺”、“当边缘成为中心”-布拉格双年展，“走出红色”意大利 Flash Art 美术馆， 美国丹佛美术馆“为亿万人民服务”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