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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的终极问题是什么?

2022-05-02 12:03:12.301 来源: 《哲学家》 作者:威尔·杜兰特


注:本文选自威尔·杜兰特《哲学家》刘军 译,中信出版社,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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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的终极问题是什么?是人类的苦难

文︱威尔·杜兰特

一、作为粉碎机的哲学

哲学的兴起,往往预示着文明的衰败。

思辨源于自然,产生了自然主义;哲学于人而言,先是一种心理奥秘,进而成为一种社会特征,并产生了个人主义。

哲学家并不总是渴望这些结果,但他们确实成就了这些结果。

他们觉得自己是国家不情愿的敌人:他们从人格的角度看待人们,而国家从社会机制的角度看待人们。

有些哲学家可能乐于持重守旧,但智慧会破茧而出。当哲学家发声时,众神和王朝就会崩塌。

大多数国家都根植于神权,并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众神的黄昏,就是各国的午后。

最终,每一种文明都会发展到这样一种程度,个体通过思索意识到,自己本身就是生存的目的,他要求国家从此往后加强而不是利用他的能力,以此为代价,个人将维持国家的持续。

哲学家同情这一要求,但国家总是拒绝这一要求。因此,文明兴起了,文明又衰落了。

哲学史,基本上就是对伟人为避免社会解体所做努力的叙述。哲学家建立了自然的道德法则,以取代他们亲手摧毁的超自然法则。

寻求而不是诉诸天体机制,在不牺牲可塑性和个人独特性的情况下,为其人民赢得社会一致性和持久性的某种方法——这在过去是哲学家的任务,现在仍是哲学家的任务。

我们应该感谢哲学的存在。在我们这个时代,说不定最终它会形成一种有效的自然伦理呢。这一成就,可能正是世界历史上最重大的事件。 


二、哲学的作用

如今,许多人一提到哲学就无精打采,他们宁愿以这个词的出现为借口,中止继续讨论。

在当今繁忙的日子里,没有人敢谈论哲学,除非先致以歉意。

哲学家自己也已经察觉到,他们的思考与实际事务相去甚远,以至在大多数场合,他们已经不再试图把自己的工作与生活中的具体问题联系起来。

在那些实干者看来,哲学不过是先验辩证法迷雾中的一次空中旅行,或是超自然宗教无效的道德化替代品。

哲学曾经是所有思想和探索的主人,如今,哲学已沦落到无人尊重的境地。

除了承认这一指控,别无他法。这是事实,也是中肯的说法。只有带着同样亲密感的哲学爱好者才知道,哲学已经从她古老的神坛重重地跌落。

回顾希腊,我们发现哲学是对智慧的真正追求,是对生活方式的讨论,是为自我批评而做出的非常认真的努力,是对个人和社会福祉及其手段的了解,是为社会制度实现其伦理目的而自觉地指明的方向。

当时的哲学和生活是相互关联的,如同当今的力学跟高效的建设密不可分一样。

即使在中世纪,哲学也意味着协调的生活和综合的行为。

即便经院学者被讽刺为“蜘蛛结网”,他们的思想也比大多数现代哲学家更贴近生活。

哲学从她早先的重要性和生命力中跌落,是现代思想家过于强调认识论的结果。

在很大程度上,这是笛卡儿在努力调和他对机制的信仰和他安抚耶稣会士的愿望时遇到的困难。

在培根、霍布斯和斯宾诺莎明朗的机械主义哲学中,主客体关系、知识的有效性、认识论的现实主义和唯心主义等问题所扮演的角色是微不足道的。(这不是为机械主义或唯物主义辩护,而是为了呼唤更好的哲学远景)

这些人(扣除培根对神学的微妙敬拜)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并说出了自己的意思。

他们自然而然地假定,思想的有效性是由行动而不是理论决定的。他们想当然地认为哲学的终极目的不是分析,而是综合;不是对经验的理性分类,而是对生活的理智重建。

事实上,当一个人在现代投机的曲折、近乎隐蔽的过程中追踪这一线索时,他会发现似乎认识论发展的相当一部分,是由作为痛苦转型的受害者的震撼、妥协和默默无闻构成的。

文明正在从一种智力基础转移到另一种智力基础上。在这些奇怪的认识论拥护者中,宏大的过程令人不安地发展到一种半意识状态。

他们是装满新酒的旧瓶子,而悲剧在于他们对此心知肚明。当新世界正危险地闯入他们的视野时,他们仍然忠于旧世界。

他们从旧的说辞中找到一种可怜的慰藉,那是死亡哲学的旧工具。在重新调整的痛苦中,他们也不可避免地在某种程度上自欺欺人。

这就是他们为何如此令人难以理解。甚至像桑塔亚那这样有洞察力的思想家也觉得难以理解,并怒气冲冲地放弃了他们。

最令人困惑的莫过于自欺欺人:让一个人诚实地面对自己,他可能会有相当的理解力和成就;但让他自欺欺人,他可能会写出一千条评论,永远也不会被人理解。

确实,他们当中有些人并不想被人理解,他们只想被人信任。例如,当发现无人理解自己时,黑格尔一点儿也不吃惊;而有人能理解他时,他反而陷入悲哀中。

晦涩难解,能掩饰累累罪行。

自欺欺人之外,还有骇人听闻的历史主义(欧肯称之为历史主义),即为了自身利益而对过去奇怪的、死板的兴趣,对理论经典的文本和理论细节的细致入微的钻研——对哲学的指控进一步加深了,它被斥为富有的有闲阶层的无用玩物,并因而得到有闲阶层的进一步重视。

我们似乎不能理解,过去在多大程度上已经消亡,又在多大程度上仍然是对想象力的拖累——敢于设想一个不同于过去、更美好的未来。

哲学太执迷于钻研各种陈旧过时的体系的细枝末节,而在对于过去融入现在和奇迹般的未来的研究中,其创造性又是如此稀缺。

大多数人都有对未来置之不理的不屈不挠的习惯,他们喜欢过去,因为未来就是一场冒险。

当今的大多数哲学家亦如此,他们喜欢写关于康德的分析,关于贝克莱的评论,关于柏拉图神话的讨论。他们仍然是死记硬背的学生,并未成为思考者。

他们不知道,哲学的工作既在街头,也在图书馆。他们没有认清也未能理解,哲学的终极问题不是主客体的关系,而是人类的苦难。

因此,哲学家,尤其是当今的大部分哲学家,理所应当被斥为生活在如此繁忙的世界中凑热闹的闲人。

在柏拉图时代,哲学是至关重要的,它是如此有影响力,以至有些哲学家被放逐,另一些哲学家被处死。

今天的人,不会再想着去处死哲学家。这不是因为人们对杀戮比较敏感,而是因为没有必要杀死那些活死人。


三、作为控制手段的哲学

毕竟,这不是一个茶余饭后的话题,而是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为此,我们又回到富丽堂皇的图书馆。

我们坐在这里,经济上有保障,衣食无忧,可分身学习、报告、帮助、陈述和解决问题;在我们之下,数以百万计的人把我们高高举起,以便我们可以为他们窥探他们看不到的东西;千百人牺牲,以便我们可以找到使其他人自由的真相。

那我们做了些什么?

我们创造了些词语,如“存在即被感知”“先验综合判断”“万事皆空”;我们用康德的鸿篇巨制填充哲学世界;我们花了两百年研究认识论。

无疑,唯一需要我们去做的体面事情是:哲学或者对社会极为有用,或者根本无用。

如果哲学无用,我们将抛弃它;如果哲学有用,我们必须寻求并揭示其重要功用。我们一直有幸学习、思考、旅行和了解世界。

现在,我们站在世界面前,仿佛什么都没有做,仿佛什么都不能做,仿佛什么都不应该做。我们是行家里手,被要求指点迷津。

我们报告的却是没有什么是可看的,也没有地方是可去的,甚至我们完全没有意识到智慧的庄严责任。

现在,是我们把知识问题,甚至是知识的有效性问题交到科学手中的时候了。

我们是怎样认识的,什么是知识的过程,什么是“真理”——这些都是事实问题,都是心理学问题,不是哲学问题。

老子曰:“是以圣人方而不割,廉而不刿,直而不肆,光而不耀。”

就像浮士德一样,当他被太阳蒙蔽双眼时,他把脸转向了地球。

所以,我们将不得不忘记我们的认识论天堂,记住地球母亲;我们将不得不放弃令我们沉醉的德国谜题,在社会目标这类问题中扮演鲜活的角色。哲学家必须再次学会生活。

哲学被要求走向生活,这个新方向毕竟只是实用主义的一种发展,行动是思想的验证标准和意义——威廉·詹姆士在个体化方面得心应手。

如果哲学有意义,必将是生命意识到自身的目的和可能性之时,它就必须是为了生活而交叉审视生活的生命,它就必须是对社会运动方向的独特远见,如同有意识进化中的智慧重建一样。

人类发现自己置身于变化之流,他研究这种流变的运作规则,通过研究,他变得清醒了。清醒后,他开始控制,在控制中,他开始直面所有的问题。

这是为了什么?他想去哪里?他想成为什么?

于是,人在综合实验中把他的整个经验放在面前。然后,他探索意义,寻找价值,努力观察和确定他的过程和目标;然后,他成了哲学家。把这些目标问题和过程问题看作社会提出的问题,哲学的社会功能就显现出来。

科学启发手段,哲学启发目的。科学提供信息,哲学必须亲力亲为。哲学家是改造自己的人,哲学的社会功能就是改造社会。

在20世纪的勇敢发现中,我们是否已经感受到了最大的热情——目的不是存在于事物中,而是存在于我们身上?

虽然言简意赅,但这是独立的宣言,它解放了被束缚的思想,并敢于进行一切创造性的努力!人类终于长大了!既然我们已经赢得这项自由,我们该怎么办?这就是自由产生的问题,它常常是科学怪人。

因为,除非自由为生命而创造,否则自由就会消亡。一旦懒惰和懦弱,在一个超越我们无所不能的目标的外在世界之中,我们就只能徒劳地哀号。

现在,我们可以相信神性就在我们自身,相信目的和指导是通过我们来实现的,我们再也不能回避重建的问题了。

人定胜天,改造自然。一旦我们相信了不变的环境——那个继承了绝对主义的新食人魔(后来成为一个自由放任的时代),我们就会认为智慧在于满足它的所有要求。现在,我们知道环境是可以改造的,我们面临一个问题,我们该如何改造自身?

这显然是哲学中的一个问题,是一个价值问题。如果要改造世界,就必须以哲学为指导。


四、作为科学与政治中介的哲学

但有人会问:为什么是哲学?为什么科学不行?

哲学梦想之时,她哺育的科学一个接一个地从她身边溜走,潜入事实和成就的世界之中。为什么不要求科学引导我们进入一个更美好的世界?

因为科学正在日益碎片化,不同学科间越来越缺乏协调,也日益丧失整体性。

我们的工业体系强化了劳动分工,就像手工行业一样,几乎到了愚蠢的地步:让一个人寻求对某件事的一切了解,但他很快就会对其他事情一无所知,效率会吞噬这个人。

由于科学的碎片化,伟大的动物学家会用幼稚的爱国主义谈论战争,而杰出的电气专家则在传感纸上描绘他们去极乐世界的耸人听闻的细节。

我们生活在一个思想破碎、协调衰落的世界,我们陷入仇恨和毁灭的混乱之中,因为综合思维并不流行。

以垄断问题为例。我们向科学征询应该怎么做,而在倾听了经济学家、历史学家、律师和心理学家的意见后,我们的情况几乎一点儿也没好转!

因为这些人全都对其他人的发现一无所知。我们必须想方设法使这些人互相认识,才能使他们真正地为重大的社会目的所用,我们必须把他们的头脑融会贯通。

我们需要更多的部件和协调器,更少的分析器和累加器。专业化正在使哲学家成为头等重要的社会必需品。

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必须把国家交到认识论的手中。一点儿也不。那种必须被培养出来的哲学家,将是非常接近生活的人,他不会花太多时间分析问题。

他能察觉到行动的召唤,并会自动地拒绝所有不指向行动的知识。他的基本特征是:他将为那些与物质重建有关的科学发现,而不是与人类本性的秘密有关的发现而驻足。

他将了解生物学和心理学、社会学和历史学、经济学和政治学的基本知识,在他身上,这些长期分离的科学将再次相遇,并彼此交汇,相互滋养。

他将忙于与孟德尔和弗洛伊德、萨姆纳和维布伦齐头并进,并将愤慨地无视绝对主义。

他将研究他所处时代的需求和迫切需求,他将思考人们创造的乌托邦,他将从中看到政治理论的暗示性伪典,并将从中了解人们的终极渴望。

他将清醒地看待现实,找到立竿见影的着力点。有了这一着力点,他就能协调自己的思想,把科学聚焦于这一目标。

因此,科学不再仅仅是创造性和教育性的,而是预防性和建设性的。如此强大和贯通的他,将传扬他的福音,不是对学生讲神,而是对政治家讲人。

因为我们再一次(一次又一次)来到柏拉图面前:除非智慧和实践能力、哲学和政治才能更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否则人类的苦难是不会减轻的。想一想科学家的学识和政客的无知,你会看到所有这些焦躁自大的人,以每年约一万条的速度制定法律。

在世界各地的实验室里,你会看到那些安安静静、默默无闻、酬劳微薄的探索者。除非能通过协调和指导把这两个群体结合在一起,否则社会将永远停滞不前,不管它如何移动。

哲学必须站稳脚跟,它必须成为科学的社会先导。说来奇怪,哲学必须成为应用科学。

今天,社会科学之于我们,正如自然科学之于培根一样:我们首先寻求一种解释原因的方法,然后根据这一知识,寻求一种改变环境和人的方法。

“我们生活在政治科学的石器时代,”莱斯特·沃德说,“在政治上,我们仍然是野蛮人。”

我们的政治运动是在冲动中构思的,是在情感中发展起来的。它们以分化和分裂告终,因为它们背后没有思想。

谁将为这些本能提供思考,为这种能量指明方向,并照亮这种虚掷的热情?我们的年轻人只会空谈理想,而我们的政治家只会谈论事实。

那么,谁来把一方的语言解释给另一方听?如果不是既创造哲学又来自哲学创造的整体感,那么政治家还需要什么?

我们说,正如没有政治家才能的哲学就是认识论,没有哲学的政治就是美国政治。

哲学家的作用,就是倾听今天的科学,然后思考明天的政治。

“选择使人类适应了昨天而非今天的境遇”,有意识进化的有组织的远见,将使人类适应明天的情势。一盎司的远见,抵得上一吨的道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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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人类纪和艺术,斯蒂格勒说了什么?

2020-08-08 11:38:54.035 来源: 服务器艺术 作者:

据悉 ,法国当代著名哲学家,当今法国文化、艺术界最活跃的人物之一斯蒂格勒因自杀离世。

贝尔纳·斯蒂格勒(Bernard Stiegler 1952-2020.8.6),法国当代著名哲学家,当今法国文化、艺术界最活跃的人物之一,“技术哲学”的代表人物,是著名哲学家德里达的学生与好友,曾任蓬皮杜中心文化发展中心总监。《技术与时间》系列重新确立了技术在哲学领域的地位,被认为是20世纪末法国哲学界最有影响力的著作之一。目前前三卷已由译林出版社在国内出版,其深度令研究者望而却步。

斯蒂格勒在很多方面都可以称得上是正统欧陆哲学家,他是尼采、胡塞尔、海德格尔、福柯和德里达的后裔,深受现象学、精神分析和后现代主义的影响,思考技术和工具是怎样从一开始就镶嵌在人之为人的属性中。

 

关于人类纪和艺术,斯蒂格勒都说了些什么?我们摘选了斯蒂格勒《逃离人类纪》(白轻译)和《关于业务爱好者的争吵》(陆兴华译)这两本书中的20条重要内容。


关于人类纪

1

人类纪,是一个“熵世纪”(Entropocene),也就是,熵因一个事实而得到了大规模生产的时代,这个事实就是知识的清除和自动化,所以,问题其实根本不再是知识,而毋宁是封闭的体系,即熵的体系。知识是一个开放的体系:它总包含一种产生负熵的去自动化的能力。当克里斯•安德森(Chris Anderson)宣布,在大数据时代,也就是,在他所谓的数据泛滥(data deluge)时代,理论终结了的时候,他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因为他忽视了一个事实,即对一个开放体系的关闭以一种系统化的方式导致了它的消失。

2

人类纪是难以为继的:它是一个全球范围内运行的大规模高速毁灭的过程,其当前的方向必须被颠倒过来。所以,人类纪的问题和挑战是“负人类纪”(Neganthtropocene),也就是,找到一条道路能够使我们逃离这个宇宙维度的困境——这要求一种紧随怀特海(Whitehead)的新的思辨宇宙论。

为了在负人类纪的经济中组织重新分配,新的标准,就像我说的,必须被实施,并且,这些标准必须以去自动化的能力为基础,而它的复苏就取决于我们。这必然包含阿马蒂亚•森(Amartya Sen)所谓的各种能力的复苏,而他把这些能力置于人之发展的基础上。也就是,置于人类个体化的基础上。

3

人类纪,就它是一个“熵世纪”而言,等同于一种完成了的虚无主义:它产生了一切价值的一种难以维持的平均化,如此的平均化要求跃向一种能够产生乔治•巴塔耶(Georges Bataille)意义上“普遍经济”(general economy)的“重估”——而我已试着在别处表明,巴塔耶的作品包含了一种对力比多经济(libidinal economy)的重新思考。

我在这里描述的运动无疑不是一种严格的尼采意义上的重估。它毋宁是邀请我们就失序(disorder)和秩序(order)的问题来重读尼采,而失序和秩序会在下面用生成和未来的观念来理解。

4.

知识——作为应变之道(savoir faire,即知道要做什么才不至于让自己崩溃或陷入混沌),作为生存之道(savoir vivre,即知道如何让我所生活的社会组织变得丰富并使之个体化而不摧毁它),作为概念知识(savoir conceptualiser,对这种知识的继承只能通过其转变来实现,并且,它只能在苏格拉底所谓的记忆[anamnesis]的过程中通过重新激活来完成转变,而在西方,记忆的过程结构性地超出了它的位置)——以这一切形式呈现的知识,总是一种在人类生存的这个或那个领域中定义负熵之物的方式。

5.

我们所谓的非人(inhuman)是对人之负熵可能性的一种否认,即对其理性自由的一种否认,因此,是对其行动力的一种否认。森所描述的自由和能力必须从这个宇宙的视角上,和怀特海的“思辨宇宙论”联系起来,被视为建构了一种负熵的潜能——被视为一个定位了的体系的敞开的潜能,而那个体系,总会因为我们所谓的“人”的存在而再次变得封闭,或者,用怀特海的话说,人总会再次堕落,退化为更加简单的形式,也就是,成为非人。

6

自21世纪初以来,作为我音乐学之旅的一个结果,我在音乐与声学协调研究所(IRCAM),将诸旨趣的这一构成呈现为身心有机体(精神的个体)、人造器官(技术的个体)和社会组织(集体的个体化)之间协商的结果。正是通过这一协商的复杂性,普遍器官学的原则被形式化为一种药物学戏剧,也就是,被形式化为一个反复更新并被一再提出的从负熵征服到熵浪费的衰落的问题。

7.

不像纯粹有机的存在者,那些被称为人的存在者是器官学的,也就是,在两个层面上是负熵(和熵)的:既是作为生物,也就是,作为有机存在者,它通过繁衍产生了进化源头处存在的“细微差异”,这种差异因而也处在薛定谔所谓否定的熵的源头处——所以,列维-斯特劳斯说,人“只在生儿育女的时候”不是熵的——也是作为人造的(artificial)存在者,也就是,作为器官学的存在者,它产生了区分,这种区分不再是我们所谓的物种的区分,而是这里作为人类的那“类”区分——这是西蒙多(Simondon)所谓的精神的和集体的个体化进程。

8.

一切理性的分岔,也就是,准因果的分岔,源于一种宇宙的夸富宴(cosmic potlatch),这种夸富宴诚然摧毁了极大数量的差异和秩序,但其方式是在另一个层面上规划一种极为巨大的差异,是建构另一种反对生成性宇宙之混乱的“庞大秩序”,没有这种对未知的尚未到来者的规划,那个生成中的宇宙会被还原为一个无独一性的世界。

9.

就未来无法溶解于生成而言,我们的问题是未来——工作的未来,知识的未来,以及这所引发并产生的所有东西的未来,即一切的未来。不可溶只意味着一个事实,即它不可消解和解决,除非这样的消解也是它的消失,也就是,我们的消失。就未来无法溶解于生成而言,我们的问题是未来——工作的未来,知识的未来,以及这所引发并产生的所有东西的未来,即一切的未来。不可溶只意味着一个事实,即它不可消解和解决,除非这样的消解也是它的消失,也就是,我们的消失。这可能的消解事实上不可能有任何的法则:我们无权仅仅接受这个并服从它。

10.

资本主义精神的丧失导致了心灵本身的完全的无产阶级化。为恢复一种法理的状态而反抗这一事实的状态,就是为那种让这一事实状态得以可能的数字药物(digital pharmakon),规定一种承认这一药物学境况的新的法理状态,那新的法理状态会规定治疗和治疗学,以便形成一个新的知识时代。


关于艺术

1.

在人们只对艺术有兴趣、却并不爱,甚至也不喜欢的时代里,下面的做法就很流行了:一个批判式势利者,一个多少是有教养的人,或者说,多少是有点没教养的人,会将自己的判断当作准则,强加给自己。这里,批评不再分析。他再也找不到别的东西来分析,而只分析他自己的“兴趣”了。但在这个超分析的伪-批评中,这种“消息灵通”和“善于分析”的批评家,这样的一个很势利的批评家,在二十一世纪是很容易就会回来的。这是亨利.詹姆斯在达达和杜尚之前好些年前,就已看出来的。

2.

至于我们,二十一世纪的阐释者,可能我们所有人,也都有点势利了,被势利化了,容我这么说吧,全都是玩神秘者了,将别的东西神秘化,也将自己神秘化,不再相信神知或脱神话化了:我们现在知道,我们将不得不去学到一种新的势利,一种非常没教养的势利,不论我们多么地相信自己有教养,但一定会比过去时代那些小资产阶级更糟,成为我们时代的势利派:一种BOBO 式势利(波希米亚式的小资产阶级情怀),靠自己嚷嚷着,营造口碑,来给自己制蜜,并开发这种口碑,靠它自己玩出高大上,来获利。

3.

十九世纪从一开始就卷入了感性的机械转向,这一器官变移是继之前的一种新的跨个人化过程的建立而发生的。这个跨个人化过程构成了(审美)判断条件的革命,现代人也正是在这一基础之上,发明了公众这一现代角色。这一巨大的转变开始于普通人在政治上的显身时刻,也就是说,出于那些被称作资产阶级的交易式心智(negotium)的中介者得到了政治和经济的权力之时。

要理解这一阶级,要理解其权力的利比多经济的复杂性—杜尚和达达发起人特里斯坦.扎拉(Tristan Tzara)一起并不同地攻击的这一经济,而这一经济在今天已完全被毁。我们因此就有必要检测一个著名的平民,也就是狄德罗与那个大写的业余爱好者,也就是那个握有判断的官方权力的人之间的那一争吵。这是平民与皇家利比多经济之代表人物之间的一次争吵。

4

关于业余爱好者争吵的要害,在于“写”到底是什么意思。这个字,γραφειν (graphein),在古希腊语中同时也指“绘”。这种叫做graphein的能力,允许个人既形成其判断,在心理上使自己个人化,又使这一判断得以循环:使它公开、公共,因而通过对跨个人化过程的循环之书写作出贡献,来加入集体的个人化过程。

5.

至于我们这个时代,这个公众趣味已被苏联的未来主义者们狠狠地抽过一记耳光的时代里,已成了一个需要网上点赞来作口碑营销的时代,上面说到的需要乐器来演奏着来阅读和阐释的问题,已在一种新的器官学上下文里被重播,这种新的器官学上下文强加给我们一种全新的建构:这一新的工具化,是一架巨大的打字机,已成为技术式和工业式的了。在这儿就涉及一种使书写清晰化和复制一切运动的 graphein了。这构成了杜尚的新神秘学带到我们面前的一个全新的书写化阶段。

6.

业余爱好者共同体已移民了。在《去古芒家的路上》之后,然后是《去斯旺家的路上之后》,也就是维尔杜罕(Verdurin)太太家之后,和其他的或多或少受过培训的势利者的家人里—通过这些人,那一激活有时还点燃了业余爱好者,使他们自己开始玩神秘(这是《追忆》的那个巨大的话题)之后,它走向了年青人那里—走到了它的“反文化(counterculture)”里,提升、利用和最终宽免哪怕音乐营销和文化工业。

7.

业余爱好者是一个心理个人,她的心理装置一直被一种批判装置加强,通过工具和那一个支持着那一装置使之可能的跨个人化循环的社会装置,而器官学式地给她配备了一种实践知识。不过,在二十世纪已完全重组的心理和集体的个人化过程所具有的那个模拟式复制性,已短路了那一心理装置,通过打破那一构成训练着业余爱好者的跨个人化循环的技术和社会装置,而使之失去功能。

8.

至于我们,在二十一世纪的开端处,也就是这些不再生活于资产阶级社会,而更像是生活于黑帮社会的人,正面临大规模的器官学式改造。一种新的书写阶段正在形成,在跨个人化循环的构成和工具化中,又打开了至今从未见过的可能性。实现于数码构架中的最近的书写化,形成了一种正在深刻地重划工业劳动分工及其相关的社会关系也就是跨个人化循环的某种技术上的“毛细吸管性(capillarity)”。它责疑着我们那一生产者-消费者之间的对立,逆转了确立于几乎一百年前杜尚通过在小便池上签上R. Mutt这个假名就算作作品时代里的情形。

9.

在1917年,杜尚处于工业资本主义时代的最前线。在这个时代里,对生产者的身体和姿势的书写化已发生。它起自十八世纪的Vaucanson 和Jacquard (织机的机杼发明者),由亚当.斯密在1776年加以理论化,既后又由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67年将其理论化—也只是刚刚在杜尚的《泉》的展出前的四十年,那是很知的一段时间,短到什么程度呢?短到德里达的《论书写学》、福柯的《事物的秩序》与我们之间的距离,而德勒兹和瓜塔里的《反-俄狄浦斯》离我们则更近了。在1917年,杜尚刚好处于这一刻:通过心理技术的扭曲而开始的对消费者和身体的姿势的书写化刚刚开始,这一发展是马克思没有思考到的,也多半被葛兰西低估了,而这书写化将彻底瓦解整个资产阶级。

10.

世界被工人的姿势的书写化所改造,于是被无产阶级化,同样也被艺术家们的姿势的书写化所改造。而正是艺术家使这一平常的世界的发展变得非同寻常的,而最后,艺术家们却被机器和装置开除出了对于可视性的再生产。正是在这个世界中,那些将变成消费者的人的行为,也同样地被书写化了—被剥夺了他们的生活技巧,失去了杜尚仍在号召、巴尔特仍在迎合的资产阶级的个人化过程。这些资产阶级最张望将被吸收到中产阶级之中。而正是在这一世界中,《泉》才能通过制造出丑闻,来使它的时代震惊,也就是说通过那一可怕的后果来将它跨个人化:钉一个回马枪(après-co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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