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斯·贝尔廷继续在《现代主义之后的艺术史》一书的第四章中叩问现有的艺术史，通过检验艺术史对于风格演变史的依附性和一致性来反思艺术史所具有的普遍的权威性和昭示性。将风格或形式作为内容，并以新旧更替和演变的逻辑来形成一种坐标，这种坐标被上升为艺术史学科，并以科学知识般的权威性和确定性来定义曾经发生的、正在发生的，甚至是即将发生的艺术地表运动。而事实上，作为现代性产物的艺术史与现代性本身作为一种认识世界的意识形态都同样是不确定的，也并非是唯一的，它们只是提供了一种命名的规则和组织我们认识和理解这个世界的知识的方式罢了。正如贝尔廷在文章的开篇所指明的：连我们是否仍然生活在“现代性”之中也是不确定的。艺术史“极富侵略性”地把艺术创作规范在风格的范畴进行讨论，一边歌颂潮流，一边为推翻前一个潮流的新潮流喝彩，这种轻易移情别恋的艺术史简单化地描述、分析和归纳了艺术的生态，往往图谋不轨地有意排除和忽略不符合这种价值取向的创作和事件。更大的问题存在于在艺术的学科中，现代性的主题不仅深植于我们的现在和周围，它也将继续在未来左右我们的判断，并以各种形式弥漫、寄居和塑造着我们思考和工作，成为不假思索的惯性和理所当然。它几乎像一种统治着艺术学科的专制制度，狭隘而暴力。艺术史作为现代性意识中产生的思维惯性和现代性意识一样成为一种专业的普遍标准，是压迫和排挤马克斯·拉法埃尔以及其所倡导的艺术自治美学的罪魁祸首。
“恢宏的政治运动用自身的方式设计了未来的图景，艺术则采取了另一种方式。 乌托邦是这两种运动都脱离不了的陪伴，是二者意图为未来加载的现实。社会的行为意志与美学的行为意志密不可分。”贝尔廷继续指出，“这种乌托邦实际上并不适用于艺术。”更是呼唤我们不要忘却伴随着我们所目睹的艺术中产生的结果的主导思想，历史的书写往往承载着错综复杂的权力和利益的诉求，它不具备开放性，或者是对于艺术本体的绝对尊重，不要过于天真地看待被一再复述引用的艺术史。艺术史的书写让艺术的发展显得有序而规矩地，这本身就剥夺了艺术的自主性。
进一步认识艺术史的本质有助于我们更清醒地看待现代性以及在现代性意识中我们业已经形成的知识系统和价值判断。上个世纪80年代的中国艺术界曾经在懵懂中追随过现代主义艺术史，迷恋过在这部长篇巨著中轮流上演的各种风格和形式，在缺乏充分了解现代主义艺术史收录其中的风格更替所赖以生存的时代精神的前提下把艺术创作简单化地理解成为一种风格的确立，并付诸实施。90年代中国当代艺术的崛起以及2000年以来艺术市场的蓬勃实际上只是在收获着80年代各种风格实践之后逐步明确和形成的个人风格的简单的胜利。这种个人风格的暂时得利只是利用了其站在了5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极端的革命集体主义趣味的对立面而已。这种个人风格仅仅是个人视觉符号的确立，却被书写者、评论者和市场的操控者上升到了意义的层面，这实际上也是现代主义的遗风，将视觉风格粗暴地等同于思想和内容，为这些皮囊中加塞了大量名不副实的填充物，大量的关于作品的社会政治意义的阐释不绝于耳，恨不得把每个艺术家都书写成为具有政治自觉意识和社会关怀的布道者和活动家。
这些泛滥于各种展览媒体的、摒弃了对艺术本身的研究、而对艺术家创作的社会性外延夸夸其谈的言论不仅迷惑了大众、收藏家，也误导着创作者本身以及官方，使创作者和官方一度关系紧张，彼此对立。创作者为了维护支撑其创作的阐释而曾经试图扮演官方的异己，却从未能够真正地了解他们所批判或反对的官方。一再被转述的阐释被艺术家吸收并误认为是其自身创作的原动力，以至于他们有的死死地抓住他们已经创造出来的法宝，可被识别的个人符号不放手，不断地、空洞地、心虚地复制着自己；有的试图创造新的符号以寻求他们所谓的突破，刻舟求剑，却发现往往不得法，得不到他们曾经享受过的追捧和利益。现代性逻辑崇尚的是“新艺术”，曾经被识别过的艺术家也更容易被遗忘和被替代。曾经创立并得益于个人风格的艺术家们已经无法破解促使他们成功的谜团，是形式还是意义？更加困惑于他们的创作的能量可以来自何方，心甘情愿或无可奈何地扮演艺术史的棋子。官方一旦识别了这些曾经是所谓的“异己的”艺术家们的真面目，他们和生活在这个国度的大多数人一样对于权威有着潜意识的奴性，对于利益有着无限的贪婪，轻易就把他们收入囊中，让他们成为该政党自身世界观的理想的艺术典范。
今天中国的当代艺术界充斥着现代性的种种坏习惯，却从根本上缺失自己的立足点和现代性所同时赋予的危机感和反省的精神（随时可能被更新的认识所取代）。艺术的自主性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困境，看不到任何光明，却尤为迫切。一方面，艺术界的工作者和媒体盲目地追捧“新艺术”，挖掘年轻的艺术家，提倡所谓的“青年文化”，渴望新形式，新刺激，延续着现代性的惯性，并常用“推出一批人”这样的词汇，往往又不负责地、快速地将他们抛弃并试图寻找更新的人，却始终体会不到激动和满足；另一方面他们又继续手持艺术史的旧规则来理解和介定新的艺术，把无法被这套语汇和方法论所识别和归类的创作排除在外。这个环境给于每个年轻的艺术家以被暴光的机会，却不给于他们开放、持续和坚定的关注。
一个个体的视觉符号的建立很可能在瞬间抓住眼球，取得胜利，相比之下，一个个体思想体系，以及艺术系统的建立需要更长的时间来得以丰富和深化。个体思想体系很难在短的时间内被传播、被识别、被大众化，它甚至是拒绝分享的，因为它不是为了娱乐大众和符合主流而存在的。它强调个体的自我叩问，自我认识，自我建设，并通过自我完善和自我的充盈承担起建立一个丰富而非单一、合乎规矩发展的艺术生态的责任，它不为实现一种现代性的集体理想担负责任。现代性本身并没有过错，错的是把现代性当成唯一的、命令性的法则的实践者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