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撰文：钟刚

DBL：这届广州三年展的策展人是怎样选出来的？

王绍强：广州三年展作为一个有国际影响的大型展览和广东美术馆的展览品牌，对策展人的选择非常慎重，我们建立了一个严肃、开放的甄选机制，开过了很多次筹备会议，最终选择了目前的三位主题展的策展人——安琪莉可·斯班尼克 （Angelique Spaninks）、张尕、菲利普·齐格勒（Philipp Ziegler）——这是我们是基于他们的学术背景以及策展经历，进行综合考量的结果。

这是一个很棒的团队，他们的分工和配合也非常默契，来自德国的菲利普·齐格勒是德国卡尔斯鲁厄艺术与媒体中心（ZKM）的策展部主任，他对技术伦理有非常深入的研究；张尕关注的是机器和人的交互与数字转换，是国内在这个领域相当重要的学者；安琪莉可·斯班尼克则会通过趣味性的策展方式和观众互动，将大家带入到思考的情景当中。相比前面两个部分的冷峻思考，安琪莉可·斯班尼克的策划单元会给大家带来些许欢乐。

三个策展人共同完成的主题展，是一个很好的组合，这是一个从问题出发的展览，探讨的是技术加速变革时代人类的处境问题，科技继续发展下去，机器人可能会有情感，我们又该如何面对这个全新的、扑朔迷离的未来，成为一个非常紧急的问题。这届广州三年展会给大家提供很多探索性的艺术形态和反思性的界面。

DBL：这届广州三年展怎样选择艺术家？有什么标准上的考量？

王绍强：首先我们给予了策展人相当大的空间去选择他们认为在主题框架当中最合适的艺术家。但我们也提出了美术馆的立场，我们不希望参展艺术家是一个朋友圈，是一个社交网络的结果，在年龄结构上，我们提出了要求，希望是一个多龄化的面貌；另外我们对参展艺术家中的中国艺术家和广东艺术家的比例提出了要求，当然这是非常宽松的要求，占比并不高，但一定要有。

DBL：你希望这届三年展呈现出怎样的面貌和影响？

王绍强：它应该具备思想的厚度，能够前沿性地呈现艺术现场最鲜活的状态。广州三年展的历史是很多新的展览不可替代的，我们希望通过这一届以及连续几届的努力，使它成为一个地区文化自信的支撑点，具有艺术生产的引领性。尤其在当前这个瞬息万变的信息科技交织的时代，我们要有自己的判断和立场，不能做得不清不楚，也不能只图皆大欢喜，摆在我们面前的是危机和紧迫感。

上次我在《打边炉》上谈到这届三年展可能是苦涩的，冷峻的，我们要有对时代和社会进行思辨性观察，美术馆可以说是一个城市或一个地区的精神高地，我们应该始终保持一种引领性，切实成为地区精神的支撑点。我们不仅需要对现实问题保持一定的敏锐度，还要持续不断的积累和越来越多社会智力资源的注入，这需要时间，也需要不断地进行沉淀。

DBL：在7月份的采访中，你提出广州三年展不走网红路线，但你应该不会拒绝它受到更多人群的欢迎吧？

王绍强：我本人不是网红或网络现象的追随者，但作为一个公立机构，我们的展览受到不同趣味的观众的喜爱，当然是一件好事情，我们不会抗拒网络传播或网红现象所带来的关注度，甚至我们还要作出积极的回应。

但在展览的策划中，我们出发点并不是要去迎合，要去做一个网红现象式的展览。我们还是希望在学理上进行展览的建构，着眼的是艺术的观念和学术的激荡，它希望带来思想上的启迪，如果这样的启迪性会催生出某种社会影响力，那我们觉得所做的事情是超值的。

DBL：这届广州三年展为什么要进行空间联动和跨地区展览？

王绍强：这次我们把珠三角接近10家美术馆和艺术空间联合在一起，其中既有高校美术馆，也有利用珠三角闲置厂房改建的艺术空间，还有由地产企业发起创立的华侨城盒子美术馆，这次联动不是为了做一个临时性的串联，而是希望建构一种生态，形成一个区域的合力。

珠三角文化的特点是各自埋头做自己的事情，每个人都很忙，每个机构都很忙，始终缺乏一个连接彼此的平台。正是因为缺少这个平台，整个区域的文化力量就没有叠加效应。我们希望广州三年展能够成为一个区域的支撑，形塑一个区域的艺术力量，从而形成一种更具有活力和张力的艺术生态。

DBL：广州三年展才做到第六届， 你为什么要做一个文献展？

王绍强：广州三年展当前的所面对的时代背景和社会现实，和第一届时的情况有巨大的差异，可见中国社会也是一种加速发展的状态。当我们接手来做广州三年展，我认为它很大的一个意义是一个新的开始，当我在开始一个事情的时候，喜欢回顾和梳理它的历史。这届广州三年展专门拿出了400多平方来做过去五届的文献梳理，这是一个非常冷静的展陈，我们以尊重历史的态度来进行客观的展示。严肃对待过去，正是为了找到未来道路的支撑点。

当然我所说的“新的开始”，不是另辟蹊径，而是在历史的脉络和逻辑当中，找到应对未来现实的方法论和理论框架。

DBL：你希望广州三年展和广州这个城市形成怎样的一种关系？

王绍强：广州三年展占用了“广州”这两个字，这是城市的公共资源。为什么我们在做广州三年展时要主动去做一些空间的联合和城市资源的调动，因为这个展览不只是广东美术馆的一个品牌展览或品牌资产，它是这个城市的文化事件和精神资产。

广州三年展应该考虑和建立的高度，就是广州这个城市的精神文化生活的高度，它是城市竞争力的一部分，是一座城市接近精神天花板的地方。我们是有公共责任和社会使命去做好这个展览，并且在大湾区范围内，香港和深圳在艺术文化事业上的动静非常大，我们在广州还是有很强的紧迫感，从硬件到机制的建立，都很紧迫，都需要进一步去努力。

DBL：你的视觉经验在广州三年展和广东美术馆工作中，发挥着怎样的作用？

王绍强：我们在展览的视觉上做了很多尝试，这样的视觉探索其实贯穿了最近的很多展览，当然也包括这一届广州三年展。美术馆的工作是综合性的立体的体系，有很多对外的面向，但对于观众而言，他们首先感知到的是视觉，这不意味着我们要去通过视觉愉悦大家，而是视觉本身具有观念传达的可能，比如空间中的灯光和色彩，比如在社交网络上的视觉表达，在这些细微的工作上我们都投入了很多精力。

我认为美术馆工作除了要有艺术史的视野，还有有视觉的修养以及行政的能力。中国的美术馆界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很多美术馆的馆长都做过编辑，比如我们的老馆长王璜生曾经是《画廊》杂志的主编，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馆长张子康和湖北美术馆馆长冀少峰也是做出版出身。做美术馆馆长和做编辑有很多相似的地方，做一个展览，定一个框架，寻找艺术家，选择作品，然后进行空间的呈现，这个和编辑去做一本书的结构，有很多相似的地方。

DBL：对一个好展览，你如何评判，标准有哪些？

王绍强：无论我们今天去做当代艺术展，还是去做近现代美术展，我们都是在当下这个此时此刻去做，我们都需要重视当代的眼光和它的当代表达。不管你是做展览的策划，还是文本的编辑，视觉的呈现，都需要有当代感。比如我们去做一个传统的书画展，我们能不能借助新的媒体技术把它生动化地呈现出来，这个就是我们美术馆应该去干的事情，不会干，或做不好，就要去补课。

一个好的展览，不仅有学术上的推动性，是否也能做到老人看了不想走，年轻人看了也想拍照打卡，小朋友也喜欢在那临摹，这里面就需要我们要用当代的眼光去面对过去和未来。我们要做到在做当代艺术家的展览的时候有一些未来的面向，在做未来主义的展览时，又能激发出当代的观众的想象力。做美术馆，做展览，都是非常辛苦的工作，美术馆不是一个简单的地方。可能我们的生活过得很简单，但是我们在做美术馆工作的时候需要全力以赴，因为这个事情不只是影响自己，还会影响到所在的城市和不断延伸和扩充的观众群。

DBL：广州摄影双年展和广州三年展相继都完成了重启，未来，你希望广东美术馆成为一个怎样的地方？

王绍强：我希望广东美术馆首先是一个严肃的地方，嘻嘻哈哈是做不好美术馆的，它需要你非常认真，去投入，去一点点抠；它还是一个包容的地方，不同的意见，不同的人才，不同的文化，都能在这里发声和交融；它应该有自己的标准，有底线；美术馆通过展览和研究，也是在书写历史，它应该有自己的历史观，应该在艺术史的脉络当中工作；最后，美术馆一定是一个美的地方，大家能够在当中受到熏染，在当中沉思，获得生命的启迪。

【声明】以上内容只代表原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artda.cn艺术档案网的立场和价值判断。

采访、撰文：钟刚

DBL：这届广州三年展的策展人是怎样选出来的？

王绍强：广州三年展作为一个有国际影响的大型展览和广东美术馆的展览品牌，对策展人的选择非常慎重，我们建立了一个严肃、开放的甄选机制，开过了很多次筹备会议，最终选择了目前的三位主题展的策展人——安琪莉可·斯班尼克 （Angelique Spaninks）、张尕、菲利普·齐格勒（Philipp Ziegler）——这是我们是基于他们的学术背景以及策展经历，进行综合考量的结果。

这是一个很棒的团队，他们的分工和配合也非常默契，来自德国的菲利普·齐格勒是德国卡尔斯鲁厄艺术与媒体中心（ZKM）的策展部主任，他对技术伦理有非常深入的研究；张尕关注的是机器和人的交互与数字转换，是国内在这个领域相当重要的学者；安琪莉可·斯班尼克则会通过趣味性的策展方式和观众互动，将大家带入到思考的情景当中。相比前面两个部分的冷峻思考，安琪莉可·斯班尼克的策划单元会给大家带来些许欢乐。

三个策展人共同完成的主题展，是一个很好的组合，这是一个从问题出发的展览，探讨的是技术加速变革时代人类的处境问题，科技继续发展下去，机器人可能会有情感，我们又该如何面对这个全新的、扑朔迷离的未来，成为一个非常紧急的问题。这届广州三年展会给大家提供很多探索性的艺术形态和反思性的界面。

DBL：这届广州三年展怎样选择艺术家？有什么标准上的考量？

王绍强：首先我们给予了策展人相当大的空间去选择他们认为在主题框架当中最合适的艺术家。但我们也提出了美术馆的立场，我们不希望参展艺术家是一个朋友圈，是一个社交网络的结果，在年龄结构上，我们提出了要求，希望是一个多龄化的面貌；另外我们对参展艺术家中的中国艺术家和广东艺术家的比例提出了要求，当然这是非常宽松的要求，占比并不高，但一定要有。

DBL：你希望这届三年展呈现出怎样的面貌和影响？

王绍强：它应该具备思想的厚度，能够前沿性地呈现艺术现场最鲜活的状态。广州三年展的历史是很多新的展览不可替代的，我们希望通过这一届以及连续几届的努力，使它成为一个地区文化自信的支撑点，具有艺术生产的引领性。尤其在当前这个瞬息万变的信息科技交织的时代，我们要有自己的判断和立场，不能做得不清不楚，也不能只图皆大欢喜，摆在我们面前的是危机和紧迫感。

上次我在《打边炉》上谈到这届三年展可能是苦涩的，冷峻的，我们要有对时代和社会进行思辨性观察，美术馆可以说是一个城市或一个地区的精神高地，我们应该始终保持一种引领性，切实成为地区精神的支撑点。我们不仅需要对现实问题保持一定的敏锐度，还要持续不断的积累和越来越多社会智力资源的注入，这需要时间，也需要不断地进行沉淀。

DBL：在7月份的采访中，你提出广州三年展不走网红路线，但你应该不会拒绝它受到更多人群的欢迎吧？

王绍强：我本人不是网红或网络现象的追随者，但作为一个公立机构，我们的展览受到不同趣味的观众的喜爱，当然是一件好事情，我们不会抗拒网络传播或网红现象所带来的关注度，甚至我们还要作出积极的回应。

但在展览的策划中，我们出发点并不是要去迎合，要去做一个网红现象式的展览。我们还是希望在学理上进行展览的建构，着眼的是艺术的观念和学术的激荡，它希望带来思想上的启迪，如果这样的启迪性会催生出某种社会影响力，那我们觉得所做的事情是超值的。

DBL：这届广州三年展为什么要进行空间联动和跨地区展览？

王绍强：这次我们把珠三角接近10家美术馆和艺术空间联合在一起，其中既有高校美术馆，也有利用珠三角闲置厂房改建的艺术空间，还有由地产企业发起创立的华侨城盒子美术馆，这次联动不是为了做一个临时性的串联，而是希望建构一种生态，形成一个区域的合力。

珠三角文化的特点是各自埋头做自己的事情，每个人都很忙，每个机构都很忙，始终缺乏一个连接彼此的平台。正是因为缺少这个平台，整个区域的文化力量就没有叠加效应。我们希望广州三年展能够成为一个区域的支撑，形塑一个区域的艺术力量，从而形成一种更具有活力和张力的艺术生态。

DBL：广州三年展才做到第六届， 你为什么要做一个文献展？

王绍强：广州三年展当前的所面对的时代背景和社会现实，和第一届时的情况有巨大的差异，可见中国社会也是一种加速发展的状态。当我们接手来做广州三年展，我认为它很大的一个意义是一个新的开始，当我在开始一个事情的时候，喜欢回顾和梳理它的历史。这届广州三年展专门拿出了400多平方来做过去五届的文献梳理，这是一个非常冷静的展陈，我们以尊重历史的态度来进行客观的展示。严肃对待过去，正是为了找到未来道路的支撑点。

当然我所说的“新的开始”，不是另辟蹊径，而是在历史的脉络和逻辑当中，找到应对未来现实的方法论和理论框架。

DBL：你希望广州三年展和广州这个城市形成怎样的一种关系？

王绍强：广州三年展占用了“广州”这两个字，这是城市的公共资源。为什么我们在做广州三年展时要主动去做一些空间的联合和城市资源的调动，因为这个展览不只是广东美术馆的一个品牌展览或品牌资产，它是这个城市的文化事件和精神资产。

广州三年展应该考虑和建立的高度，就是广州这个城市的精神文化生活的高度，它是城市竞争力的一部分，是一座城市接近精神天花板的地方。我们是有公共责任和社会使命去做好这个展览，并且在大湾区范围内，香港和深圳在艺术文化事业上的动静非常大，我们在广州还是有很强的紧迫感，从硬件到机制的建立，都很紧迫，都需要进一步去努力。

DBL：你的视觉经验在广州三年展和广东美术馆工作中，发挥着怎样的作用？

王绍强：我们在展览的视觉上做了很多尝试，这样的视觉探索其实贯穿了最近的很多展览，当然也包括这一届广州三年展。美术馆的工作是综合性的立体的体系，有很多对外的面向，但对于观众而言，他们首先感知到的是视觉，这不意味着我们要去通过视觉愉悦大家，而是视觉本身具有观念传达的可能，比如空间中的灯光和色彩，比如在社交网络上的视觉表达，在这些细微的工作上我们都投入了很多精力。

我认为美术馆工作除了要有艺术史的视野，还有有视觉的修养以及行政的能力。中国的美术馆界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很多美术馆的馆长都做过编辑，比如我们的老馆长王璜生曾经是《画廊》杂志的主编，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馆长张子康和湖北美术馆馆长冀少峰也是做出版出身。做美术馆馆长和做编辑有很多相似的地方，做一个展览，定一个框架，寻找艺术家，选择作品，然后进行空间的呈现，这个和编辑去做一本书的结构，有很多相似的地方。

DBL：对一个好展览，你如何评判，标准有哪些？

王绍强：无论我们今天去做当代艺术展，还是去做近现代美术展，我们都是在当下这个此时此刻去做，我们都需要重视当代的眼光和它的当代表达。不管你是做展览的策划，还是文本的编辑，视觉的呈现，都需要有当代感。比如我们去做一个传统的书画展，我们能不能借助新的媒体技术把它生动化地呈现出来，这个就是我们美术馆应该去干的事情，不会干，或做不好，就要去补课。

一个好的展览，不仅有学术上的推动性，是否也能做到老人看了不想走，年轻人看了也想拍照打卡，小朋友也喜欢在那临摹，这里面就需要我们要用当代的眼光去面对过去和未来。我们要做到在做当代艺术家的展览的时候有一些未来的面向，在做未来主义的展览时，又能激发出当代的观众的想象力。做美术馆，做展览，都是非常辛苦的工作，美术馆不是一个简单的地方。可能我们的生活过得很简单，但是我们在做美术馆工作的时候需要全力以赴，因为这个事情不只是影响自己，还会影响到所在的城市和不断延伸和扩充的观众群。

DBL：广州摄影双年展和广州三年展相继都完成了重启，未来，你希望广东美术馆成为一个怎样的地方？

王绍强：我希望广东美术馆首先是一个严肃的地方，嘻嘻哈哈是做不好美术馆的，它需要你非常认真，去投入，去一点点抠；它还是一个包容的地方，不同的意见，不同的人才，不同的文化，都能在这里发声和交融；它应该有自己的标准，有底线；美术馆通过展览和研究，也是在书写历史，它应该有自己的历史观，应该在艺术史的脉络当中工作；最后，美术馆一定是一个美的地方，大家能够在当中受到熏染，在当中沉思，获得生命的启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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