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钧
2000年9月4日《中国青年报》刊登的《修改婚姻法热门话题再聚焦》中提到了同性恋婚姻的问题。文章中专家们各抒已见，讨论到同性恋、配偶的权力和社会观念等诸多方面的议题。但谈话中的不多的文字中在提到国外的潮流和国内人的观念时，却忘掉了将同性婚姻放到当今中国的大环境中去讨论。同性婚姻在国外是不是潮流，婚姻法到底应走在社会观念之前还是之后都不是事情的要害，问题的关键在于：同性婚姻对当今中国社会的稳定，对中国社会的发展到底有什么影响。作为有着灵活应变能力并因此生存千年的泱泱大族，中华民族应该有自己的主见，国家和社会对任何问题都应本着求实态度，有利则为之，无利而不为，不应该被外国或着自己的传统牵着鼻子走。
中国面临的最大问题是什么呢？十个有九个都会说人口问题。勤劳的中国人在近几十年时间内创造了人类历史的经济奇迹，这样大规模而迅速的经济增长在人类历史极为罕见。然而，我们的经济增长被庞大的人口拖住了后腿。有限的资源和庞大的人口之间的矛盾，在二十一世纪内将一直是制约我们国家发展和稳定的最大因素。中国政府坚定地从国情出发，二十年来强制性地执行了计划生育政策，虽然这一政策完全违背了古老传统，而且受到美国为首的西方各国的指责，但它确实有效地控制了人口增长的速度，在国家的复兴过程中起到了关键性作用。但强制性的计划生育不仅操作艰难，而且对当事人造成痛苦，随着社会经济体制的转型，这种控制会变得越来越困难，人口控制必须从根本上来解决。笔者认为这个“根本”不是生育观念问题，而是生活具体的困难，是一个经济问题。
当代中国从农耕社会发展而来，“多子多福”，“养儿防老”不仅是一个古老的观念，而且是切切实实的生存方式。目前中国的劳保福利只适用于城市里的部份就业人员，要建立起类似于西方国家的退休金制度仍然来日方长，因此许多人在生病和衰老时只有依靠自己的儿女──年轻时抚养儿女的千辛万苦，是老来有靠的一种投资。在生活水平低下，死亡率高的过去、生育是生存的必须。当今随着人们的生活水平的提高，特别是基本的医疗保障和长期的和平，这种“以生育求生存”的观念造成了人口的恶性膨胀，对中华文明的重新振兴形成了严重挑战。
计划生育作为基本国策受到了中国民众的普遍支持，但为什么具体到每个家庭，阻力就那么大，国家必须去采取强制性措施呢？国民个个认为人口问题是个大问题，但为什么我们对控制别人生育比控制自己生育更感兴趣呢？关键在于，我们没有解决问题的根本。下一代仍然是中国的老人唯一的依靠，邻居中孤寡老人凄凉的晚景，抵消了计划生育的所有宣传，所以国家稍微松懈一点，人口增长就要失控。人们如何找出一条道路，在少子女或无子女的情况下安乐地度过一生，实际上是从根本上转变中国人的生育观念的关键。而同性恋群体因为其非生育特点，决定了他们是探索这条道路的先锋。
同性恋者如果按照他们的本性生活，他们不得不面对一个十分现实的问题，那就是他们的性行为并不具有生育的功能。同性恋者的生活重心将不是子女的抚养和教育，而是用他们的才智和财富安排他们自己的生活，特别是衰老、丧失劳动力之后的生活。他们从自己的切身利益出发，充分发挥集体的智慧，探索出有别于“养儿防老”模式的生活道路，特别是通过相互帮助和协调，最高效率地使用年轻一代的资源，应付生老病死等生活具体问题。同性恋者因为其性取向的特殊性，形成了一个横跨社会各个阶层的社群，他们的生活经验值得整个社会借鉴。换句话说，同性恋群体是改变和发展中国传统生育观念的“特区”，他们如果能在没有生育的情况下平安幸福地生活，会对中国传统的生育观造成冲击，对于未来中国的人口消长和灵活协调的经济状况产生深远影响。我们暂且不讨论同性恋是天生的还是后天的、同性恋到底是否有违道德等议题，中国完全可以利用同性恋者的智慧来探索减少人口的非生育生活方式，在加上传统的鼓励生育的婚姻方式，在未来做到两极平衡，需要时生育，不需要时节育，进退自如，才是中华持续强盛之道。从这一点上讲，同性恋是不是比用饥荒和战争等残酷手段来协调人口和资源的比例更容易让人“看得惯”一些？
有人会问，中国对同性恋宽容就够了，为什么非要实行同性婚姻合法化呢？回答很简单，同性婚姻是鼓励同性恋者公开地以同性恋身份生活所必须的。其主要作用还是在引导社会观念上。同性恋者生活的主要障碍来自他们的家庭和亲友，他们要对付的问题是松散的，他们的力量是分散而单薄的。从国家利益出发，在立法上确立同性婚姻的合法性，实际上是在帮助同性恋者选择非生育性生活方式，是国家在为同性恋者撑腰，而其客观效用胜过了晚婚晚育。同性婚姻合法化会有效地在短期内帮助同性恋者形成自己的社区，尽早开始对无生育健康生活的探索。没有这样的婚姻法，这一过程也会随着社会开放而缓慢进行，但面临中国日益增长的人口和迫在眉睫的老龄问题，笔者认为这一过程宜早不宜迟。没有具体措施的“宽容”是居高临下而空洞的，对于解决问题不起任何实际作用。
同性恋婚姻的合法化，除了对中华的持续强盛有长期战略意义之外，在短期内还将给中国带来许多十分重要的利益。中国在和西方发达国家打交道时，“中国的人权状况”总是西方、特别是美国指责和制约中国的一张王牌，制约了中国在国际政治舞台上的声誉和影响力，削弱了中国在谈判桌上的声音，从而影响到利益分配，如最近在加入ＷＴＯ的谈判中表现出的被动姿态以及牵涉到经济利益时对西方国家做出的让步。中国确实在很多方面需要改进，但怎样改进，改进多少要视中国的国情和整体利益而定，而且这种“人权”之争常常带者浓重的政治色彩和不同文化带来的冲突和误解。中国和西方的相互了解才能有效地减少和消除这种冲突和误解。在人权问题上中国只有站在和对方基本平齐的位置上才谈得上对话和交流。但看一下现在的局面，总是中国处在被动和竭力为自己申辩的不利位置。实现同性婚姻合法化是中国政府打破僵局、化不利为有利的有效途径。同性恋者的合法权益已经成为西方人权意识发展潮流中最受关注的一个方面，即使在西方发达国家，同性恋权益由于宗教原因还是一个悬而未解的问题。指责中国人权问题最起劲的是美国，但其清教传统使美国的同性恋权益一直是西方发达国家中最成问题的，同性婚姻在短期内根本无法在美国实现。中国如果能早于美国实现同性婚姻合法化，在涉及人权问题的谈判桌上，就有了一张制约对方的王牌，达到势均力敌，真正开始平等的对话和交流。
在中国国内现阶段的一些大问题中，同性婚姻虽然作用有限，但也有其现实的建设性作用。这些问题中首当其冲的是艾滋病的控制和防治。在中国虽然艾滋病的主要来源是非法卖血、吸毒和卖淫。但男同性恋者也是艾滋病防治不可忽视的一个人群。由于缺乏法律保障和希望，男同性恋@!#$有着隐蔽、短视、随便等问题，这无疑成为艾滋病传染的温床，同性婚姻的合法化能引导他们正视和爱护自己，只有树立公开健康的同性恋生活方式，才能杜绝隐藏的危险的@!#$。
同性婚姻还对社会稳定有着积极的作用。中国男女比例失调，男性人口与女性人口的比例将达120：100。诸多研究表明，男同性恋者的人数要高于女同性恋者，如果中国能实行同性婚姻作为异性恋婚姻的补充，就能有效地部份解决百万光棍找不到对象的问题，这样会减少社会的动荡因素，有利于稳定。在现今经济转轨中，下岗和失业造成了民众的痛苦和暂时的社会不稳定，社会又没有有效的缓冲机制，家庭是相互帮助、度过难关的社会稳定因素。如果国家能敞开同性婚姻的大门，会有效地让同性恋者结成有效的经济联盟共度难关，虽然他们只占人口的一小部分，但俗话说，不以“善小而不为”，能帮人一把，何乐而不为呢？任何有利于江山社稷稳定的事，再小国家也应该去做。
同性恋作为一种生活方式，无疑会对传统的婚姻和生育观念造成冲击，国家如何面对它应本着求实的态度，西方发达国家对同性恋的态度虽然值得我们借鉴，但我们首先需要考虑中国的国情。在社会生活的许多方面（比如孝敬父母等），我们确实应该尊重自己的民族传统，但事易时宜，观念是可以随着社会的发展而改变的。国家立法的改变也是应以民族利益为本，引导社会观念还是适应社会观念因时而易，一切都是为了发展和稳定。笔者认为同性婚姻对长期和短期的国家利益都有有利的一面，希望同性恋者和专家们在讨论这个问题时能从现实入手，传统观念也好，国外潮流也好，都不应成为同性婚姻是否应该合法化的依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