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奥运会开幕式上的“大脚印”，国庆60周年庆典的“和平鸽”和“网幕烟花”，这些大型焰火作品的创意，全都出自艺术家蔡国强。蔡国强是国际当代艺术领域中最受瞩目和最具开拓性的艺术家之一，尤擅以火药创作作品，对西方艺术世界产生巨大冲击力,被称为“蔡国强旋风”。连续多年名列英国权威艺术杂志ArtReview的世界艺术界最有影响力的一百位艺术家。
“艺术可以乱搞”是什么意思？蔡国强针对每件作品都仔细规划、找尽资料，企图与历史文化对话，企图与群众沟通，为什么又说“艺术可以乱搞”？ 因为蔡国强看到太多的艺术家、策展人，读了太多的艺术理念以及创作的企图动机，但是做出来的东西却无法与说的伟大道理相映。同时，蔡国强在他那庞大、阳刚的艺术计划中总带有点幽默与疏离的意味。“我想说的是，艺术不要光谈那么多伟大理想，艺术要回到‘活’本身，把艺术的‘活’干好，你要衷心认为艺术是好玩的，才会认真做好。”
蔡国强：
越搞越不懂 越搞越乱
我在泉州山清水秀的小地方生长，那是一个比较迷信、比较自由的地方。那个地方的人不会参加全国美展，是自娱自乐的风格。我父亲也会画一点国画，会写一点书法，这对我整个成长背景影响很大，中国文化在我身边没有间断。也是这个原因，中国文化里面比较个人主义的色彩在我身上也保留比较多。我也接受了西方哲学，因为是侨乡，所以有很多从香港、台湾带过来的杂志，都有现代艺术的介绍。
说到“艺术可以乱搞”，这个对我意义重大。一方面使我得到解放，另外一方面使我清楚，我们不要把艺术当改造社会的工具。不管是体制内还是体制外，把现代艺术当成太重要的任务，反倒淹没了个人的感情和创造力本身。
刚出国，中国文化对我来说也不是没有压力的，一方面我很少使用中国的政治主题来满足西方艺术界的需要。他们需要两种东西，一个是需要看到我们很热烈拥抱西方现代艺术，第二个需要看到你是来自一个独裁国家的另类，是一个勇士。我总是被他们问：你干吗不这样？我总是回答：因为你们期待，所以我才不要。他们都知道我的议题相对“自私”——我一直用这个词，相对个人化，没有那么大了不起的事情。
中国的文化对我的影响，从表层来说像《草船借箭》、火药、风水、中医都是我们的资源。中国的社会主义教育使我的作品有某种意义上的雅俗共赏性。尽管有时候我想架一个桥让观众进来，可是他们站在桥上不下来，但是桥上也好吧，桥上、桥下、两岸都要站满人。
我的个展在西方有将近100万人看，一点不比西方其他艺术家(比如毕加索)少。我说不是西方人喜欢中国人或者特别喜欢看中国现代艺术，是因为我作品本身好玩，每个人都能从我的作品上看到他自己的影子。千万不要假设把西方人很爱中国、很喜欢了解中国或者西方人很傻很容易被骗，人家主要是回归到作品。
我一直是有问题的艺术家，才使西方美术馆的那么多馆长、策展人要做我的展览。所以我想告诉年轻的艺术家，重要的是你的作品充满问题，重要的是你搞现代艺术搞了半天，你越来越不懂现代艺术，而不是说你懂现代艺术。你已经很懂做现代艺术，你就完了。从我的艺术作品展现的是越来越不懂艺术，越搞越乱。
陈丹青：
逃出“知识监狱” 光屁股走出去
提起蔡国强，我们都会有一个符号：这是一个在全世界当代艺术最成功的艺术家。这正好是我们这几十年来最最核心的成功价值观：我们一个中国人，要走出去，要在世界上获得成功。用这个成功标准来要求蔡国强，他有两个非常奇怪的极端，第一他可能是这个价值观里走得最高的。另外他最不属于中国美术界这个圈子：他是一个泉州人，大家都说这是小地方。他没有进过中国美术学院，没有进过中央美术学院，他是上海戏剧学院舞美系的学生，这不是响亮的名声，但是对他来说非常重要。舞台美术的训练从一开始思路就不一样，在他十八九岁的时候就知道什么是空间，什么是材料，这些对他日后的艺术创作非常重要。但是这样一份学历，拿到中国美术界主流圈子里面根本不起眼。更重要的是他在毕业以后很快到了日本，他从来没有参加一次中国全国美展，没有参加一次上海美展，没有参加一次福建省的美术展览。
我自己有过知青的经历，我们都非常想离开乡下，能够进入省美展、全国美展，这就有了权利可以摆脱苦海。现在回头来看，我们从小生长在权利意识主宰一切的中国美术界和中国当代政治文化当中。幸运的是蔡国强不在这个文化里，幸运的是他没有被选上，他很早走掉了，带着自己的文化背景，带着自己对祖先的记忆——这个记忆实际上是很混乱、很暧昧的，我们这代人都没有读过书，都没有很好的传统文化教养。可是这是蔡国强最珍贵的东西，是一种非常专业的业余感。
还有，在中国当代艺术家里，他是我所见到的唯一一个非知识分子化的艺术家。他不是靠读书，不是靠学位，不是靠权利背景走出去的，他真的是光屁股一个人走出去。我称之为草根人物活泼的智慧和想象力，尤其是他的行动力。你们看其他中国当代艺术家，有知识分子化的倾向，包括我自己，我们非常希望我们会讲术语，非常想知道西方的哲学系统，非常想了解而且自以为掌握西方当代艺术的理论和大的美学系统。但他不是这样。
我想来想去很难在当代艺术圈找到这样一个有草根行动能力、有草根天性的艺术家，我相信这是他成功的一个秘密。所有中国艺术家都在玩中国牌，重要的是你怎么玩儿。蔡国强的作品我可以感受到非常草根性的一种智慧。他的《草船借箭》是我第一次对中国当代艺术肃然起敬的作品，我看了以后觉得这个家伙怎么找到这个典故，太有意思了。它出现在纽约的环境里，到底谁是船谁是箭，箭来自何方，谁借谁，提出一系列的问题，无穷无尽。此后他所有作品我认为都是不同材料不同场合的《草船借箭》，他把这件事情用活了。他给我们当代艺术圈和中国艺术圈带来罕见的草根力量，而这个力量正是西方人非常陌生的。在陌生感面前我相信西方人放下了他们的偏见，或者说是无知，或者说是话语优势，他们想看看这个中国人给我们带来什么。
艺术家知识分子化，从所谓世界范围来说也有同样的问题。当一个知识系统太成熟以后，破局的人通常是非知识分子化的。西方美术史，文艺复兴走到印象派的时候，破局的三个人就是后印象派的塞尚、梵高、高更。这三个人差不多都是神经病，而且绝对不是知识分子。 中国也是这样，我们的文化传统太强了，中国人一直没有被解放，中国的多元文化格局一直没有形成。到改革开放以后，能够破局的几个人，在当代艺术圈里面我最佩服的两个极端，一个是艾未未，一个是蔡国强。这两个人在青少年的时候绝对是边缘：艾未未初中、高中在新疆，小时候放羊，在电影学院美术系上了一年就走掉了。另外一个文学圈的例子是韩寒，韩寒高中辍学了，他完全不在这个知识系统里面。我也很幸运，我当知青，我没有上过高中，没有上过大学，混了两年研究生，老师不教我们，我也逃走了。还没有等到我们被摧毁，我们已经不在这个“知识监狱”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