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新文化运动时代，一些所谓“假洋鬼子”开始使用“人身攻击”一词，如鲁迅不仅是最早使用“人身攻击”一词的人，同时也是被指责“人身攻击”最多的人。后来这一词被官方和民间的广泛使用，特别在文革中使用率极高，成了上纲上线的滥用术语，如“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攻击社会主义”成为指控右派分子的重要罪状，实际上已是“文字狱”的强权托词，因为“攻击”在法学上是指肢体性接触、物理表现，它在汉语中“攻击”和英语里attack的本义都是明确无误，绝不等同于侮辱、诋毁、诽谤、中伤、abuse。中国官方至今沿用“攻击政府”、“攻击领导”等字眼，通常指反对或批评政府的激烈言论思想，而且一般人也使用“人身攻击”上瘾。大部分习惯把“人格侮辱personal abuse”与“人身攻击personal attack”混为一谈，它显然反映了一个社会的理性程度、法理意识、口德水准，因为任何辩论、批评、争歧都不构成人身攻击的实质，充其量是侮辱、毁谤、谩骂的精神范围。
“人身”的具体实义是指人的生理性身体，包括人的生命，它与“人格”在语义上存在严格的性质区别。“攻击”是指物理性、生理性的动作行为，把它代替“诽谤、抨击”显然是一种过度诠释。也就是说“人身攻击”与“生命威胁”是同等性质，完全不同于“人格侮辱、人格诽谤personal abuse”。文革中对“人身攻击”一词的滥用，在语义上取代了“人格侮辱、名誉诽谤”，因为在文革中指控反革命分子“诽谤新社会”、“侮辱伟大领袖”、“诋毁无产阶级”，在政治上、法理上都不够分量，反而显得新社会没有言论自由，用“攻击”罪名则大不一样了，它足以“反革命”们在精神和肉体上被合法消灭。现代汉语辞书也将“人身攻击”定义为一种非生理行为。
可见“人身攻击”一词泛滥的根源在于话语强权。当人们极端缺乏安全感的情况下，他们会通过互相诋毁、彼此猜忌、相互揭发，以此确保自身的政治正确性、道德优越性、话语权威性、生命安全性。文革中每每开批斗会，上台发言者均带头喊口号，从中树立自身的权威性和正确性，只要呼“毛主席万岁”无人不跟随狂喊一通，它代表了一种权威服从与阶级认同，也是人们寻求安全感的共同满足。这种心理深层现象已是文革中的集体无意识，反革命分子之所以被禁止喊口号，他们不享有拥护“红太阳”和进入人民队伍的合法权。这一文革时代的强权话语综合症，并没有文革结束而彻底结束，它构成了新中国人的一种惯性思维传统，每每观点之争出现激烈言辞，不可避免出现“人身攻击”、“造反派红卫兵”的互相诋毁，它成为一种争夺道德制高点和话语权威性的重要武器，最终混战瞎扯取代了一切。
等以后有时间，好好梳理一个民族的心智思维与其语言道德的逻辑关系。可以肯定的是，健全的思维是离不开语言内在合理的起码基础，它也必定体现于社会交往之中。那些习惯自欺欺人的民族，人们普遍认为自己是最聪明的，正如中国人总坚信他们是这个世界上智商最高的民族，其实不过是恶劣环境中磨练出来的生存本能，除了弄虚作假、阴险狡诈、圆滑自私之外，不就是正直厚道之人少了点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