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灿灿︱中国当代艺术的过去已终结，新故事在哪？

▲策展人 崔灿灿，摄影：董林

文／张朝贝︱摄影／董林

图片提供／华·美术馆、OCAT深圳馆、坪山美术馆、崔灿灿

崔灿灿的工作室里挂着三个不同时区的时钟，每次来访时都能够从各个细节感觉他一整年马不停蹄的忙碌。今年，那三个时钟不走了，好像和新冠疫情之下的艺术行业同时按下了一段时间的暂停键。不过他比时钟重启得更早，从5月份开始策划2020年的第一个展览，到12月底在深圳华·美术馆策划的最后一个展览“策展课Ⅱ”，他的策展思路和面貌似乎有了很大的不同。

事实上，从2019年的“策展课——策展与设计”开始，我们就想和他聊一聊，这是一个什么课？策展可以有怎样的玩法？12月31日，2020年的最后一天，崔灿灿从深圳回到北京的工作室。我们的采访约在元旦假期之后，和他聊了聊“策展课”并回顾了过去一整年的工作。

策展课：策展行业的营造法式

Hi艺术（以下简写为Hi）：最开始的问题还是为什么要做“策展课”？以及2020年为什么又做了“策展课Ⅱ”？

崔灿灿（以下简写为崔）：这几年艺术圈越来越分散，出现了非常多的圈层，各自为政。虽然很热闹，但利益也很固定，连朋友圈都就转发那几个人，对话都懒得对话。每个人都在着急往自己想象的那个未来里走，各自面对的困境也不同。这种困境叠加在一起，导致了整个艺术圈的平庸和衰败，但因为分散，也无力解决。每个画廊、策展人、美术馆都围绕着自己的圈子，仿佛艺术就那么大，彼此对彼此的困境，只是冷漠和麻木。资本和制度也导致了专业越来越细，问题越来越小，每个人活在一个分格的牢笼里，活在被时代控制的僵局里。

我们不再像过去一样，大家可以激烈地讨论，彼此交换意见。像是1978年之后的几年，以及“85美术新潮”，都有几十个自发的群体，但它们合在一起，形成了一个浪潮，回应、改变了那个时代的困境，冲出牢笼。今天的时代没有共同的困境了吗？当然有，比比皆是。只不过我们缺乏可以一起解决问题的雄心和方式，“策展课”就是出于这样一个理想，想把新一代的19位策展人，近百位艺术家集结起来，面对并试图改变一些共同的问题。策划人这个身份，理应回到一个粘合剂的作用，具有公共意识和凝聚力，也总要有人为艺术圈共同的生态做一些事，而不是只关心自己是否成功，展览做了多少。

▲“策展课Ⅱ：故事与结构”，华·美术馆展览现场，2020

Hi：你提到的艺术圈的这种分散或分裂，是怎么造成的？

崔：1980年代以来，有一个故事简单且极具吸引力，甚至属于统领地位，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只要能更国际化、专业化、自由市场化，中国当代艺术就会越来越好。根据这个故事，只要有更多的西方大美术馆展出中国当代，有更多的博览会、拍卖行、画廊销售中国当代，确立中国的位置，我们就能成功。但今天除了学术之外，其它的都实现了，去了古根海姆、泰特、蓬皮杜、MoMA都有了中国专厅，价格上更是惊艳世界，从几百万到一两个亿，产量巨大。然而，我们没有过得更好，只是更焦虑，特别是“90后”“95后”，他们瓦解了中心，只关心自己，所以连成为中心的机会也没了。栗宪庭、高名潞那一代策展人，还有很多老艺术家们，还拥有宏大历史观，还能家国天下，关心这一百年的大命运。但年轻一代，就很少关心这个了，展览好像变成了品牌发布会，毕业了就想找个好工作，生怕落了草。

这并不是说新的不好，每一代有自己的规则，历史的假大空确实也变少了。所以现在很多年轻策展人的分工更明确、领域也更专业，有的关心物理艺术，有的关心科技艺术，有的关心某一种媒介和某种机构的展览。理论上的变化更大，批评家变成了写作者，所以批评越来越少了，解释和想象越来越多了。在技术分工越来越细化的时候，我们也越来越割裂，所以“策展课”就是想连纵一下，以一种共同的方式来论证，今天的策展到底还能干什么？

▲王澈的策展方案“观众策展”，尝试邀请观众以策展课的形式进行方案型策展

Hi：具体来说“策展课”要做的是什么事？又如何讨论关于今天的策展？ 

崔：“策展课”还是课的形式，具体由参与19位邀请的策划人来上，他们将为我们呈现一场展览中的19种变化、19种思路、系统、实践和立场。我只是负责组织、联络和后勤。“策展课”面对的人群不只是同行，也会给所有要做展览的美术馆、画廊、艺术家带来启发。经常有人问我，学策展、做展览应该看什么书，我觉得书店里的两本策展书，用处不大。我希望未来“策展课”能提供一些可用的东西，成为一种课外读物。

Hi：对于艺术生态来说，你认为这种方式是有效的吗？

崔：有效，因为它会形成一种行业自觉。大家都说策展不是起名字、写文章的时候，策展就有了新的追求。我觉得“策展课”起码让我们知道这些，在这个分裂的语境里做什么展览？怎么做展览？策展有多少种方式？它的基础、架构、细节和形态是什么？它包含哪些实用且有效的思考点？像是策展行业的“营造法式”，这种有效的思考点虽然不能全然决定艺术和现实的改变，但是它可以打造一个本人人都能使用的工具书。

▲李泊岩的策展方案“大盗幻影”，打破进入美术馆的常规渠道，在他虚构的“作品被盗案”之后，任何人都可以通过下水道、窗户、屋顶进入被迫闭馆的美术馆

策展可以有1000种不同的玩法

Hi：和你刚刚提到的关于策展的书相比，“策展课”试图提供的是一些更加灵活的案例，而非关于策展的标准答案。

崔：对，面对以往策展的死水，“策展课”想提供了更多的思路，告诉大家可以随便玩，给年轻人提供一个自由思考的乌托邦，国内需要一个类似这样的平台。它要给文化的革命提供一些不同的枪炮和工具。不然面对铁板一块的现实，面对既得利益者如何超越呢？当我们要想改变今天的现实时，面对的头绪是千丝万缕的，你只能从最基础的工作开始，一个爆破点一个爆破点地解决它。

Hi：策展是整个艺术系统最基础的工作？ 

崔：对整个艺术生态的基础改造，没有比策展更适合入手的了。艺术家肯定是强调自我的，画廊是卖作品的，拍卖行是要拍高价的……他们都没有义务去做这件事。只有策划是没有唯一答案的，也是最应该抱有理想主义和改变困境的决心的。我认为在某种程度上，策展人还是要追求历史的“公平”和“正义”的，尽管这个词好像用得有点大。

▲王晓松的策展方案“呼叫华南虎”，字词间自带生猛、紧张和危险的气息

Hi：从2019年“策展课”的8位策展人，到2020年“策展课Ⅱ”的19位策展人，他们的想法、参与和呈现的方式有什么变化？

崔：我觉得大家现在更理解“策展”这件事了。第一次“策展课”的时候，很多人觉得玩法太复杂，听不明白要做什么，第二次大家突然理解策展的玩法意味着什么，越复杂，越多元，策展才越有趣。如果说几年前，我喊出来策展的工作不是写前言、取名字，那么大家的下一个疑问可能是策展人还能做什么？“策展课”说的就是策展人可以做很多。我希望它能够成为一个延续的品牌项目，没有持续性和深入性，单次展览非常无效。“策展课”不是对此次时刻的反应，它有更长远的目标，去创造、推动策展和这个时代的关系，反映中国最先进策展语言和最新的展览方向，最终成为一个行业的启示，一代有一代策展人的实验课堂。

Hi：“策展课”的意义跟那些青年策展人的奖项有什么不同？

崔：奖项是为了扶持年轻人的，我不敢做这种事，美术馆可以。我能教给别人什么？拔苗助长？用我那套固有的经验，老化和腐败的系统吗？他们的路子野一点，什么样的展览都能做，做得比我还好。当然，策展奖很好，可能我的方案都选不上，哈哈。“策展课”提供的是另外的东西，是永远的创造力、想象力，是刻意的寻找不同，它肯定不是颁奖台。

▲“策展课：策展与设计”，华·美术馆展览现场，2019

Hi：这样说的话，机构策展人更难具有创造力吗？ 

崔：机构策展人的尴尬，不是更难发挥出自己的创造力。他们要避免的是愈加机构化，这需要外面的东西来激活。机构展览不能只有一种做法，就像为什么我们看很多展览会觉得累？因为来来回回就是一个菜系，一种面孔和套路。其实北京、上海、广州乃至全国的很多美术馆的学术委员会，奖项的评委差不多是同一批人。已经成为话语中心的他们，虽然都很好，但是这种一样的“制度”怎么能评出来新的、别样的东西？我不太理解。2019年华宇青年奖的空缺引起大家的讨论，一方面体现了以评委为代表的权力系统的傲慢，另一方面也告诉我们，年轻人没必要急于被认同，不要幻想话语权可以对自己好一点。一个“95后”，不能追求“60后”认为的“好”，做点打破话语权的、有想象力的工作。革命不是递简历，也不是请客吃饭。

我终于可以做一件无用的事了

Hi：这次参与“策展课Ⅱ”的19位策展人，都策划了哪些有想象力的方案？

崔：“策展课”的玩法是先设立一个游戏规则，然后寻求变化。目前的19位策划人，有4个已经做出了方案，王澈、李泊岩、王晓松、海杰做得都非常棒，4种截然不同的思路。后面的15个也肯定不同，这是制度决定的，大家都不愿意重复。这个工作不是追求“好”，而是追求差异和不同，面对同一批艺术家的作品，最终会产生19个不同的策展系统。

Hi：参展的艺术家和作品是如何选择的？19位策展人提供的只是展览方案，那么目前的作品是如何布展的？

崔：目前的作品是按照我的想法摆放的，作为给之后19个策展人的基础素材。这些作品一部分来自华·美术馆和OCAT的馆藏，一部分和这次的主题“故事和结构”有关。艺术家需要具备一定的知名度，以免对19位策划人的工作造成障碍。两届“策展课”之后，我们已经选择了70多位艺术家，一个很实际的问题是，策划人的更新是缓慢的，好艺术家是有限的，我们的挑战是之后的展览频率如何安排。

▲“策展课Ⅱ：一个馆群的抽样案例”，OCAT深圳馆展览现场，2020

Hi：这些策展方案是不考虑实现的，所以更加天马行空或趋于完美。但策展人也需要面临将方案付诸实践时的具体问题，这些想法会打折扣吗？

崔：会的，但是并不重要。“策展课”本来就是在做一件无用的事，我们生活在一个太重视“有用”的逻辑里，甲方（画廊、美术馆、艺术家）要满意，口碑要好，要从几方关系去调整展览的实施方案，这个逻辑让我们动弹不得。我很欣慰，终于可以做一件无用的事了，天马行空地做方案。“策展课”追求的不是那种标准的成功学，我没有考虑过它们能不能实现的问题。

Hi：除了华·美术馆的展览之外，OCAT深圳馆呈现了“一个馆群的抽样案例”，这些过往展览是如何选择和呈现的？

崔：我想做一个持续的展览档案，一方面要探索代表最新、最先进的策展语言，另一方面也要将那些过往有代表的策展方式给它记录下来。这个展览做的是哪个艺术家并不重要，展览的社会影响也不重要，重要的是它曾经实验了一种展览方式，新的玩法和思路，一种新的叙述方法，而这种方法在策展上是有价值的。它要重新建立一套观看和衡量展览的标准。比如OCAT西安馆的“西安角”，是中国这么多美术馆中少有的持续做美术馆和本地关系的在地项目；又比如上海华侨城的公共计划，户外项目和白盒子策展完全是两种思路；还有OCAT北京馆的研究型策展，探讨历史研究和策展之间的关系到底是什么？我们往往把策展直接理解为一种艺术史研究，但策展既是艺术史研究的一部分，又区别于艺术史研究。

▲OCAT深圳馆“小说艺术”

Hi：尽管“策展课Ⅱ”已有19位年轻策展人参与，但似乎并不包括资历更老的策展人，他们并不认同这种玩法或者价值观吗？

崔：我不太想用“年轻策划人”这个词，“新一代策划人”更加合适，因为他们有着强烈自我风格的策展语言。很多资深的策展人很忙，估计也没意愿和动力做这种“纸上谈兵”式的实验方案，所以我也就没有邀请，而且客观说，很多资深策展人的工作方式早已养成，兴趣点也不在策展语言上。我很真诚地感谢这些参展艺术家和策划人，“策展课”像是一个乌托邦，一个理想主义的工作。参与这个项目能为他们带来什么实际的利益对接点？也许什么都没有。也许等很多年之后发现它是失败的，今天没有多少人愿意做“失败”的、不能“实现”的展览。

Hi：在采访过程中你一直说的是“策划人”，是在避免用“策展人”这个词吗？你自己的角色又是怎样的？

崔：策划人可以做很多事，不只是一个单纯的展览，也包括一个事件，一个媒体栏目。策展人这个词太确权了，而我的称谓则是发起人，为大家提供一个平台。2020年，是我生活里最失落的一年，但又是工作上最开心的一年。因为做了很多以前想做，却没有做成的项目，包括“策展课”“九层塔”，我的工作发生了很大的质变，跟建筑师、设计师、策展人一起工作，建立了几种完全不同的工作模式，工作量也是以往的很多倍。这两个项目都在深圳，像是一个犄角状，一方面我要在艺术系统内部找不同，另一方面去系统外面找不同。对我来说，终于找到一种方法，稍微平衡了我一直以来的分裂。

▲OCAT研究中心“研究型展览策展计划‘记忆寓所’”

▲OCAT上海浦江展区“上海浦江华侨城十年公共艺术计划”

做给同行看的“穷横”

Hi：2020年我们曾经做过策展人在疫情之下无展可策的话题，但是对你来说似乎并不存在这个问题。作为《Hi艺术》年度榜上年年榜上有名的策展人，你在过去一年的策展工作是如何进行的？

崔：上半年因为没有策展工作，也陷入巨大的焦虑，一度怀疑自己得了新冠，身体上折腾过一段。我突然发现我是一个不折腾别人，就会折腾自己的人。以前我都是按照自己的规划去一步步做事情，2020年疫情告诉我，在突如其来的外力面前，一切都会被废掉。我的第一个展览是5月份赵赵的个展“白色”，农历春节前的最后一个展览是1月刘建华的个展“白纸”。这一年都是白色，虽然全新的展览方式，每天带来非常多的未知数，但最大感悟还是我终于找到了“白做也得做”的快乐。

Hi：就你的观察而言，2020年艺术圈展览的整体趋势是怎样的？ 

崔：我一年没怎么去798看过展览，我特别高兴终于摆脱798了。印象深刻的一点是，讲座和论坛好像变多了，直播为大家打开了一个新的途径。但最不好的是，年轻艺术家的生存更加残酷了，很多工作室不存在了，画廊也不做年轻人和实验艺术了，在北京难以生存下去。拍卖上也呈现寡头化的趋势，以前一个艺术家的价格拍得天价了，所有的艺术家的市场都跟着变好，但今天就是那几个人好而已。疫情之后的艺术圈，可能更多被大藏家、大美术馆、大画廊和大艺术家垄断，中国寡头艺术政治的时代来临了，而且会愈演愈烈。以前作品卖不掉的时候，会有更多的地下实验艺术出现，如今大家好像卖不掉也不搞地下艺术了，精神气没了，上升通道断了。

▲OCAT西安馆“西安角”“沣水研究计划”

▲OCAT上海馆“行动和景观：OCAT上海馆青年媒体艺术家影像放映计划”

Hi：上海成了2020年艺术圈最大的赢家。

崔：上海一定是中国的一个重要中心，因为中国最需要上海这种只输出经济和时尚文化繁荣的国际化城市。2020年11月上海确实“赢了”，也因为疫情和现实原因，第一名香港在年初退出了。上海赢代表的是什么？艺术的成功学赢了，上海是一个名利榜的秀场，是成功艺术家的酒会。虽然有些展览既不输出学术，又不关心现实，但上海确实也是中国最文明的城市，最适合体现艺术的繁荣。北京的不同在于，它是中国当代艺术的发动机、研发室，它有中国最多的市场不好，但依然在关心现实、搞学术奋斗的艺术家。北京比任何地方更混杂，更有空泛的理想，这是任何一个城市无法替代的地方。

Hi：北京的展览和上海的展览有什么不同吗？

崔：北京的展览有中国当代艺术里最不容忽视的一个观展群体：艺术家和大量艺术从业者。上海的很多展览是做给藏家看的，其他很多城市的展览是做给普通观众看的。只有北京的展览是做给艺术家、做给同行看的，内行看门道，要在全国的同行里确立价值和意义。我们以前把艺术家的个展称为“个人汇报展”，汇报给谁看呢？其实是给同行看一看，大家交流一下。没有藏家，也没有观众，但同行之间的赞许和口碑就是“穷横”的理由。

▲“九层塔：空间与视觉的魔术”第一回，政纯办个展“团结就是力量”坪山美术馆展览现场，2020，空间呈现：王子耕，平面设计：刘治治

▲“九层塔：空间与视觉的魔术”第二回，李青个展“陈列与重现”坪山美术馆展览现场，2020，空间呈现：李涵，平面设计：梅数植

我总觉得我比博览会要“正义”一点

Hi：你2020年的两个重要展览项目都是在深圳进行的，它们是如何开始的？深圳这座城市的艺术生态又是怎样的？

崔：我在深圳的展览，是从2019年在OCAT深圳馆策划隋建国的个展开始的，很神奇的一个过程，像个接龙游戏。华·美术馆的馆长冯峰看了隋建国的展览，说和别的个展思路不太一样，问我能不能在华·美术馆做一个和策展有关的展览，于是就有了“策展课”。“策展课”展出时，坪山美术馆的馆长刘晓都也来看了，就和我说能不能在坪山美术馆做一个关于空间、设计的展览，于是又衍生出“九层塔”。这次，OCAT深圳馆又提出来能不能把策展课也放过去，两馆同时进行。这种事情，在别的城市很难发生，帮派太多，大家都避讳分享同一个展览项目，但是在深圳的这些机构和馆长，非常令人佩服。这个改革的前沿地带，确实有这种开放的格局和意识。

▲“九层塔：空间与视觉的魔术”第三回，毛焰、韩东双个展“我的诗人”坪山美术馆展览现场，2020，空间呈现：王辉，平面设计：朱砂

▲“九层塔：空间与视觉的魔术”第四回，厉槟源个展“天堂电影院”坪山美术馆展览现场，2020，空间呈现：吴林寿，平面设计：何见平

Hi：除了画廊、美术馆的展览之外，你2020年还在广州策划了一个博览会的展览，不过也是在南方。

崔：我以前特别反博览会，现在不了。博览会是艺术生态系统的一个重要给养，但即便如此，它也不能变成我们的追求。打个比方，虽然吃在生命中很重要，但三餐不是我们的精神追求。我不知道别人怎么看，我总觉得我比博览会，还是要“正义”一点的，哈哈哈哈。

Hi：如果用一句话概括2020年艺术圈或自己的工作，你会说什么？ 

崔：没有特别合适的概括。这是我过得最快的一年，也是最慢的一年，这一年慢到四季分明，快到很多事始料未及就开始了，现在也不知道怎么收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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