稻·电影·耕作

 

稻电影农场的开犁仪式

稻·电影·耕作

伍忱／采访︱毛晨雨／图片提供

2011年秋天的时候，毛晨雨对我说他会在老家做一个农场，自力种植有机农作物。同时尝试开发一块名叫“晚年的小农经济”的试验田——设想一位“退休”了的农民工，被社会保障体系排除在外，回乡之后如何度过晚年? 他也许可以想办法有效地利用劳力和低成本种植（养殖）生活所需的各类农产品，从而维持不错的生活。毛晨雨给出的解决办法是在有限的土地上经营：

a 水稻：原始种植法，无农药无化肥的有机生产稻田；浅水养殖鲤鱼、鲫鱼等，可吃除（捕食）飞虫、吸收稻花等养分圈护野生青蛙，防治水稻虫害；
b 小池深水养殖青鱼、鲢鱼等，充分吸收稻田排水的养分等；
c 小池莲藕及水生蔬菜；
d 五谷杂粮：套种豆类、花生、芝麻、薯类等；
e 温室大棚蔬菜：挖掘沼气池分解植物稼杆、大棚取暖、种植四季常食蔬菜。

我当时想这件事情一定很难做，因为听起来极美好。不过，几个月之后，也就是今年的春天，从毛晨雨的微博上看到，“稻电影农场”里水牛开始耕田了。于是这件事情又好像很容易就这么干起来了。“稻电影农场”这个名称跟他独特的纪录片拍摄视野有关。他的镜头总是对准湖南、贵州等稻作区域的风物人文和政治伦理。在他看来，种稻与拍电影，是同一件事情，如果想把“稻电影”继续做下去，那么长期的制作规划和生活支撑点就太重要了，不过好在毛晨雨老家在农村尚有土地，可以帮他实现拍摄和农耕平行进行。稻电影农场第一片实验田所在的细毛家屋场就是他自己的村落, 在这里他曾制作过4部电影，并且打算在此持续地进行拍摄。

不过毛晨雨并不是他们老家唯一的返乡青年。除了他的“稻电影”乡建团队，另一批回到岳阳的是他的毛姓旁系堂叔兄弟两家，也是从上海返乡。虽然同是回乡建设，但毛姓宗族内部还是很遗憾地出现分歧，毛晨雨认为这是“发展的价值观”的分歧。他希望以保护生态和原生事物为基础，搞自然农耕，发展族群内部协商机制；而他的堂叔兄弟两家则想要放工业企业进来，并要搞大型养猪场，他们想把自己在上海的几年见识和新概念带回来，彻底推倒旧乡村发家致富。但就像毛晨雨所说的，面对这样的分歧，因为宗祠的衰落和宗族权力体系的崩溃，家族内部的协商机制无法发挥传统的效果来解决差异和争端。毛晨雨只能接受这种局面，维持自己那30亩土地的理想。

农场的工作还是要积极展开，不少村民被他说动，给予援手，他们也爱去他的工作室里找他喝茶聊天，甚至还有将近10个少年对农场一事十分热情，他们都是村里的学生，其中有4个人会固定时间来寻毛晨雨，听他讲一些事情。他们成立了一个生态农业小组，定期在村里捡拾处理农业垃圾、分发环保标语等。

今年毛晨雨会有8个月都待在湖南，每月回上海一周左右。田里的事情将由父亲帮他打理。毛晨雨拍过父亲的侧影，他远远地正在田里劳动，牵着水牛，近景则是毛晨雨的摄像机。农场里产出的稻米和电影都值得期待。

学生生态小组在田边捡拾化肥、农药包装袋等农业垃圾

ArtWorld：请简单介绍一下农场的基本情况，比如：位置、面积、周围地理状况、气候状况、土质。还有，我们也想了解一下当地主要农作物品种以及普遍的农耕模式和经营模式。

毛：第一片实验田面积约30亩合2公顷，在我自己家门前，这块稻田是附近近千亩稻田中土壤、水源、交通等条件最优的。今年，实验田按照我们农场自订的“三无”（无公害、无农药、无化肥）标准生产，生产方式还处于技术论证阶段。但从本地土地使用状况和环境效应来说，由于这片条件优越的稻田不存在荒芜的风险，所以我们考虑在初步实验之后，把这片实验田归还农户，并会在2013年把农场移到本地另一自然村落的一大片低产田区,这块地区较为偏僻、交通相对不便、有部分荒田。

洞庭湖区主要是洞庭水稻土，农作物主要是水稻。部分地区采取间作模式，譬如单季稻＋棉花、单季稻＋油菜等模式。我们农场所在村落基本是水稻。勤劳的农民追求土地效益，愿意多花人工，一般种双季稻，但又因种稻收入太微薄，大部分稻田是单季稻。

ArtWorld：30亩合2公顷，很大的一片田，谁在帮你一起做呢？

毛：目前就我和我夫人、父母亲共四人。农忙时，会聘请当地农民参加耕作。另外，亲戚、朋友、村两委人员、村中一些农民等，也自愿投入了不少“人情工”。毕竟乡村社会是一个熟人社区，湖南这边的人对实验一般很好奇，加之我做了不少的宣传工作，有不少村民对由我们主导并一起创建“农业生态村”感兴趣。所以，我们相信只要资金能有保障，只要市场能流通我们的稻米，我们是有可能实现“村－流域－乡镇”逐步发展格局的。通过生产达到新乡村的生态文化建设，由生态建设而及民主建设，由实用获利而构造获利群体互享的一种制度，这种制度就是我们可以建设和能主导其内涵的神秘场域。我们可以将这种互享的对象集合视作社群。

ArtWorld：你是怎么跟周围乡亲和地方行政机构解释这件事情的？他们一定很好奇。

毛：现在乡村一派凋败，种稻收入微薄，能有新兴手段介入农业，地方政府是很欢迎的。我们今年没有遇到多少问题，跟农民沟通，关键是合理的佃租，我们给的佃租是一年500元／亩，这跟地方上最高150元一亩佃租相比还是有显著优势的，基本达到了农民自己种植不计劳力的纯收入。由此不存在我们挤占农民利益空间、占农民便利（便宜）的可能性，相反，我们农场的宗旨是让利于人。现在务工机会非常多，劳力资源紧缺，农民将种田时间用于务工，又赚到了第二份收入。

目前谈不上什么复杂程序。春节后，我们挨家挨户地说明情况，绝大部分农户听说佃租是500元，不加思考就同意了，有个别农户需要田地种，或者其他私人特殊企图的，我们都能理解，通过上门做工作，最终解决了。乡村社会的契约是口头的，今年我们反对任何形式的书面契约，保持乡村社会的人格化契约形式。毕竟，最终目的是要通过我们的工作，让农户们有信心，并且自愿自觉地参与进来。

我们在宣传中告诉农民，用三无标准生产出来的稻米，是市场所热衷的，而且价格不菲。利益型的刺激会对农民有诱导作用。部分农民开始密集地跟我们接近，以了解我们的生产要求和未来规划，有不少农民甚至给我们投入“人情工”，他们似乎嗅到了“现代农业”的某种气息。但具体这个事情是怎么回事，我估计他们的认识还处在懵懂含糊阶段。这也是我们还乡的过渡阶段，有待考察清楚，我们会制订利益型的诱导制度，让农民们自愿地加盟进来。这个策略是一个经济决定论的策略。这需要资本投入，规模增大时，对资本要求相应加大。我们目前尚能坚持，如果能有良性的互享机制，能有良好的销售情况，周转应该是有可能的。

ArtWorld：在农场你怎么安排作息方式？农村和城市的时间观念大不一样。

毛：我每天的作息时间比乡村晚4－6个小时不等。基本是8点左右起床，凌晨2点左右睡觉，有时睡得更晚有时起得更迟。特殊情形下，譬如农忙和建造时，我则与乡村基本一致，但这样的情形很少。

我们现在还是妈妈做饭，我在二楼工作，一般是读书写字剪辑，每日围绕农场及下游村落走动1－2次，晚上一般有当地农民来我的二楼喝茶喝咖啡聊天。他们一般10点左右离开，我再继续工作。这个基本每天都差不多吧。

ArtWorld：对农场的前景有何设想？有可参照的先例吗？

毛：这个倒有5－10年的规划。基本没有什么我们可以参照的模式，也不必小心谨慎地摸着石头过河。基本策略是构造一个依赖现代传播媒介的互享社群，使得“生产－市场”在互享信念的某个规则内建立起来。由此达成特殊市场对特殊生产的自然契约，这个特殊市场的元素可以有民主、平等、自由，甚至西方普世价值观，生产场域必然得建立特殊的对应元素，如此达成的自组织动态模式，是由虚态的媒介向生产的实体化转化的。届时，生产场域的村、流域、乡镇的农民们自然地进入市场纽带所约定的一个实体组织（区别于合作社，实质是我说的社群），这应该就是我说的后现代的生产政治，或市场介入政治的模式。

出虚庐

ArtWorld：微博上看见村民在田里帮你搭了一座草庐。

毛：那是我们在稻田边随意搭建的简易草庐，我给它命名为“出虚庐”，语出庄子“乐出虚，蒸生菌”句。我们将邀请农民中的各类英杰在此庐中参与对话，其中有地主的独身儿子，他写了部自传体的长篇小说；还有风水八卦打铁阉猪骟牛扯白的各类地方英杰们。此对话也将是“稻电影十年文献展”的内容——“土地话语”乡村访谈系列。

我们规划中的稻电影农场不仅要成为地方文化的公共集约地，而且试图向新乡村建设、电影领域及其关联社会场域提供在地化的实证基础。特别是当我们将“媒介社群主义”视作农场的实践思想之后，我们有理由期待稻电影农场释放出“在地化”的思想力。

ArtWorld：是否会有计划地吸纳新的乡建力量，比如招收学员？

毛：我们今年下半年会着手把第二文本实验室的基地建设起来，将建成一片综合性建筑，规划里特别强调了30人的住宿规模及电影放映厅。未来应该会有常态化的乡村与电影方面的研讨会，也会有针对年轻人的研讨班，特别是针对乡村影像及社会研究的研讨班。

ArtWorld：预计一下第一年的效益？

毛：今年我们估计每亩投资在2500－3000元左右，而传统耕种不计劳力投入的纯收入估计不超过 1000元，袁隆平给出的湖南农田的亩纯收入为7.5元。可见农业收益之微薄。我用如此的资本堆积，初步目的是为“稻电影十年文献展”在村落核心区域展开提供便利的条件。要说农业收入，如果秋收后我们能通过网络销售掉一批稻米，估计可以有些收益。而我也希望这片农场能给周边的晚年小农经济生产带来一次强烈的提示。

毛晨雨在田里捕蝌蚪

ArtWorld：我觉得稻电影农场的网站很有意思，虽然现在看来还没有十分完善，但我想之后应该会更有趣，比如网店？

毛：在我们的计划中有网店。现在吃饭是个吃政治的问题，食品安全及国体层面的吃的安全是个大政治的问题。民以食为天。吃得安全的人民才有闲心过问吃的范畴，譬如农民餐桌上的菜单除了品种丰富还有范畴扩大化，民主与话语权上了菜单。我们计划中的网店是一种信念的互享，这种互享模式的初始机制是共建一个吃文化，吃政治，吃制度的乌托邦模型。初步看来，稻米卖出去的收入，能够维持农场的正常运行就不错了。但综合计算，这种互享信念的模式，本质是对吃安全饭问题的社会成本优化，实现零障碍互通的媒介共建。这种媒介的材质可以是稻米，可以是稻电影，也可以是一种信念。

ArtWorld：这样的农场对外地务工青年返乡的吸引力有多大？

毛：种稻是没有多少收入的。而且农村土地资料毕竟有限，能承载的劳力规模有限。以前种稻收入是乡村经济主体，现在则是副业。农民即使遇到坏年成而失收，生活也不会受到太大影响，毕竟还有其他务工收入。

我们的乡建工作，目前引导参与的主体人群不是在外的年轻人，而是留守乡村的在地晚年小农，这种引导以回馈的方式建立：较高价格租佃土地所提升的土地价值、自然农耕的精作模式所需的大量劳力。

当然，如果稻米价格能提高，网络营销及其市场空间得到良好的开掘，或许能激起在外年轻人的还乡种田的热情。至于这种创业赚钱的策略是否一种良性的建设，这还得看这种创业的乡村社会成本是不是在降低的。

稻电影农场可能会改变乡村生产的价值体系。我们特别地提出了“乡村社会成本”的延伸概念，这对生态农业和食品安全而言是制度层面的建设。如果农民不重视土地，不重视食品安全，那么乡村生产体系的主体价值只能视作一种苟延残喘的身份维系。我们必须重构乡村生产的主体价值，才可能建设一种新文化，建设一种新认识，由此才谈得上对年轻人还乡的“诱导”。

ArtWorld：最近在看什么书？

毛：最近看书很杂，推荐大家看南京大学刘平先生的《文化与叛乱》。我们的工作方法是以在地经验为主导，在乡村经验乡村，在生产中经验生产，这需要研究乡村社会的历史特别是秘密社会的文化表征。我常常自问：新乡村建设所需的新思想是什么？其自组织或自治动力基源于什么样的文化惯习？这与稻电影专注的乡村社会特别是乡村秘密社会有关联。农民的需求不能得到满足，就有表达需求的他种欲望，譬如身体暴力的群体化、信仰转向秘密教门等，这往往是历次王朝更替中牺牲的首批奠基性力量。但我不祈愿我们的农民父老兄弟成为暴力的牺牲者。如何结构新乡村，如何怜惜我们农民，如何避免一味地追求“正义”而构筑暴民，这需要新思想，更需要善的思想和善的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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