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骁纯肖像（王有政摄）
刘骁纯简介：艺术理论家。1941年3月生于河南省洛阳市。1985年在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生部获美术学博士学位。曾任《中国美术报》主编，现为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有大量的学术专著。在第二届中国•宋庄文化艺术节中，负责“水墨•当代”——水墨同盟会首届邀请展，并主持“水墨在当代学术论坛”。
记者:刘老师最近在忙什么?
刘骁纯:主要是忙十月份的这几个展览，一个是宋庄的展览,还有一个就是南京的展览.两个同时都在忙。南京的展览筹备时间比较长, 宋庄这个展览是后来插进来的，比较急促。南京的展览是10月16号，宋庄的展览是10月6号，这样时间就挤到一块，时间很紧张。
记者:去年的宋庄文化艺术节您参与了吗?
刘骁纯:没有参加，因为事先不知道。艺术节办完之后才听宋庄的艺术家说到有这么一个活动，美术界好象没多少人知道，今年的这次艺术节，美术界参与的比较多。
记者:是的，首届艺术节准备的时间非常短促，今年这次策划了很多项目，主题叫“打开宋庄”,想告诉外界，宋庄不是封闭的。
刘骁纯:应该是多元的,多元化会形成他的特色。现在的宋庄，正沿着创意产业规模性发展，前卫艺术的这个牌子，肯定不能丢掉，这会发生一种现象，会有更多的各类艺术家汇聚到这里，画廊会越来越多，在文化的积淀当中，经济的发展越来越大，文化和经济的关系越来越密切，这种变化不仅仅是政府，也包括艺术家。
记者：您和宋庄关系密切吗？
刘骁纯：我不是前卫艺术评论家，我跟宋庄一直是朋友关系。
记者：这次您参与宋庄艺术节，是不是朋友的关系更走近了一步？
刘骁纯：我参加今年这个艺术节的活动，因为有水墨同盟这个组织，是鹿林他们搞的，他们来找我和他们合作。我觉得，这方面光靠宋庄的资源可能有限，宋庄的水墨画不象油画这么活跃，也不足以代表中国水墨的水平。请我来就是要打破宋庄的界限，今年他们又盖了一些新的工作室和展馆，比宋庄美术馆的规模还大，这个活动纳入了艺术节的日程。展馆在加快速度建设，艺术节投入使用。我从来没有参加过这么一个快速筹备展览，难得的是艺术家们都很支持我。
记者：您还是很有号召力的。
刘骁纯：除了我个人的影响，我想更大的原因是大家对宋庄这个地方都很有感情，宋庄这个符号对艺术家都很有吸引力。
记者：您如何看待宋庄艺术群落这个现象?
刘骁纯:宋庄的艺术群落,本来是非常边缘的。他们最早是在圆明园生存的一批艺术家,这些艺术家在国内就被称为“前卫艺术家”,这个词在国外不太好用,但在中国一说都知道这个概念。“前卫艺术家”实际上就是从八十年代中期以后,美术界曾经出现过的“新潮美术运动”就是“85新潮”，这么一个很大规模的群众性现代艺术活动，这个活动基本上是对西方从十九世纪初甚至于十八世纪末的艺术观念不断推进和更新的艺术现象，艺术家做了各种普遍性的尝试，可以说，西方艺术走过的一百多年的路程,在短短的几年里，被中国艺术家尝试了一个遍。进入九十年代以后，这些艺术家发生了一些多向的分化,其中有些到国外去发展了,有些离开前卫艺术了,也有一些在继续发展。本来，前卫艺术就与社会有一种紧张关系,在中国，这种关系好象更紧张一些,这样的话就集中到了圆明园,后来圆明园被政府取消了,这样，艺术家们陆续迁徙到了宋庄,大致是这样的一种状况。
记者:宋庄的当代艺术或曰前卫艺术，从形成之日起就是一种独立的姿态，现在政府打造文化产业，有画家说被招安了，您怎么看？
刘骁纯：从我来说呢,我始终就没有想与政府对着干。我当时办美术报也觉得政府就应该那样，我是这个态度。说到宋庄前卫艺术，我认为它的艺术的地位和它的前卫性在中国是很重要的。前卫艺术的本质是反体制的,所反的这个体制是好体制还是坏体制呢？前卫艺术在检验它。一个好的体制是能逐渐吸纳前卫艺术的东西，这在西方已经完成，而且是前卫艺术出现没几年就被官方吸纳了。这个过程中最主要的还是思想,正统体制内的思想也是活的,也在变化。体制内的思想家也在发展,他在看反体制现象的时候,如果看到反体制的合理性，就会把你吸纳进去,那么，这就是一个好的体制。从西方来看，前卫艺术家是从反体制到进入体制，到被体制接纳。“招安”本身不是问题,看你是怎么去接受，是艺术家自身的问题。如果艺术家要放弃现在的艺术换一种官方的方式，那肯定就是另外是东西了。一个健康的体制是不需要你去迁就它的，它看中的是你的价值，看你反体制的合理性,有了合理性就吸纳你，如果缺乏这种合理性的话，那就不是前卫艺术，而是胡闹。无论是招安的问题，还是市场问题，全在于艺术家自身的把握。
记者：叛逆，是前卫艺术的明显特征。
刘骁纯：如果前卫艺术家的心理是，只能他反叛别人而接受不了别人的反叛，这是前卫艺术家最糟糕的一种素质。我觉得，前卫艺术家一种好的素质是：能够反叛别人也能接受别人的反叛。波罗克后出现极少主义,极少主义对抽象表现主义这个系统的批判,波罗克后来就没有承受的了。所以我觉得，前卫艺术家要既能反叛别人也能接受别人的反叛,这才是真正的前卫艺术家。
记者：“前卫艺术”在西方是一个什么概念？
刘骁纯：所谓前卫艺术，就是现当代艺术。现当代艺术在国外是主流,在我们这里却是边缘。从西方的历史来说,前卫艺术也是很复杂的。新的前卫艺术往往首先是批判他前面的前卫艺术，他不是批判更古老的东西,他首先是批判你上一代的前卫的东西。他的价值有没有呢,如果有的话，那到下一个时期就吸那到体制里去，那体制是什么东西呢?是运动过程,体制把运动过程给理出来了。这样我们艺术家的体制也会慢慢的变的健康。好的前卫的艺术家进入主流进入体制，又会出现新的艺术家。
记者：您强调自己不是前卫艺术评论家，但您的思想是前卫的，起码来讲，从您当年所办的《中国美术报》来看，想和前卫艺术脱离干系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
刘骁纯：85年的时候有一个“85新潮”，我是《中国美术报》的主编，我请栗宪庭做编辑，让他充分发挥决定权，他的影响在美术报起了很大作用。
记者：您当年的办报思想是什么？
刘骁纯：就是“关注现状”。栗宪庭和我的观念是一致的。实际上，我的思想和思路基本上在文革之前就形成了，改革开放之后，眼界打开，正面迎接了当代艺术，这是少数知识分子的想法，在这样的情况下，我给了栗宪庭比较大的空间去发展，我不是指导他怎么怎么干，只是放开手脚让他发挥，后果是，这个报纸让我感觉压力很大，89年停刊了，在报纸发展势头最好的时候停刊了。
记者：停刊的原因有没有结论？
刘骁纯：没有结论，当时谁也不敢下结论，因为谁也拿不准前卫艺术是不是就是资产阶级艺术。
记者：美术报停了以后，这十几年来您一直在做什么？
刘骁纯：我这几年研究水墨比较多，在水墨画的圈子里面关注当代艺术。
记者：那我们谈谈水墨。与油画相比，为什么中国的水墨画没有获得那么高的国际地位？
刘骁纯：整个中国水墨画对西方人来说太难理解了。水墨画是中国的文化现象，而整个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有着巨大的差异，他们在看待水墨的时候，必然因为文化的差异而产生盲区，这是显而易见的。我们水墨画讲究笔墨，在西方人看来笔墨不是问题，不应该单独提出来，我们恰恰强调这些。西方文化比较外向，中国文化是内向的，是深不见底的。西方对中国水墨画产生的差异，实际上不是欣赏的差异，而是文化上的差异。
记者：这种落差和中国水墨画的发展有没有关系？
刘骁纯：实际上，中国水墨画的发展是多方面的。比如说吴冠中，到了国外受到西方当代艺术的影响，回过头来对中国水墨有了自己的认识，这是一种发展；中国传统水墨就自身来讲是不断发展变化的，从发展面貌上看，清代的水墨和元代的水墨就不一样，越来越强调个性，或者性情。扬州八怪的突出特点就是个性，之后随着个性的张扬，越来越讲究笔墨。这种变化是内在的，是自身的发展。
记者：很多中国当代油画作品首先在国外被发现，然后才在国内成名，可以解释为西方对油画的艺术语言更容易理解吗？
刘骁纯：谁发现并不重要。的确，这种先去国外镀金回国成名的例子比比皆是，像陈丹青说的那样，叫洋插队，不排除回来炒作的可能。
记者：中国前卫艺术的市场主要在西方国家，可不可以说，西方人用自己的标准发现并认同了我们？
刘：这不是问题。西方人用西方人的标准来评判中国的前卫艺术，是正常的，他们肯定会用自己的眼光来看，因为他们是西方人，如果他们用中国人的眼光来看，那肯定不是真实的。中国文艺理论还不成体系，无法与西方对话，这是个过程，这不仅仅是评论界的问题，而是中国整个思想的空白，我们没有思想家，西方首先有思想体系，然后对文化艺术研究批判，这样一环扣一环。一种文化或者艺术的发展，不仅能够与别的文化艺术对话，而且应该有影响力，就是说不但发出声音，而且这个声音还要有人听，必须听。现在，从思想体系上，我们就没有这个能力。
记者：有人担心，宋庄市场化的加强会对中国前卫艺术产生负面影响，您担心吗？
刘骁纯：艺术是离不开市场的。市场对艺术是一把双刃剑，既有积极的一面也有伤害的一面，从国际市场上来看，好的艺术家都离不开市场，早已和凡高时代不一样了，凡高一辈子穷困潦倒，死了之后才变的值钱。现在，国际上对艺术的研究和批评的力度加大了，几乎不再出现凡高那样的现象，顶多是推迟几年，但是比以前要快的多了，因为市场的脚步加快了，艺术家能很快就能得到他再生产的资金。对于艺术家来说最糟糕的事情，恐怕就是在他的创造力最强盛的时候，却没有金钱让他实践。市场的快速运转，艺术家要想出来，5年或者10年就够了，快的5年就出来了。这样就促进他创作的速度。负面的影响是有的，有的艺术家创造出来的作品会和市场的趣味比较一致，这样他的作品就比较走俏，而有的艺术家的创造出来的东西会和市场的趣味有差异，这样他进入市场的速度就慢了。一个作品的好和坏不是因为市场，市场有它自身的市场规律，购买产品的人必然有他的要求。别怪市场，主要是看艺术家自己怎么把握自己了。
记者：实际上，大多数画家对政府的举措是很响应和配合的。
刘骁纯：前卫艺术家绝对不拒绝市场，而是拒绝混乱的市场，或者是没有学术价值和艺术价值的市场，我想是这样一个概念。如果要进行国际市场交往,我们的这一部分至关重要。现在，尤其是一个创意产业文化这种概念提出来。这个概念肯定会有很多西方的体制的运转方式。
记者：会不会出现对市场投其所好的创作现象？
刘骁纯：有这样的情况，那只能说明这种人的创作力不是很强，他在寻找一种成功的方式，这种寻找往往是根据以往的方式来寻找，这很难免，才华出众的艺术家毕竟是少数，真正有才华的艺术家就他才华本身是对这个东西有抗拒性的，这样的艺术家脑子里有想法实现不了就很难受，只要不是迫于经济的压力他就不会迁就，因为他想的东西可能是别人没想到的，他认为这个东西很有价值，他有非常强烈的表达的冲动。任何时候，市场对艺术家都是一种考验，主要看艺术家自己怎么把握自己。前卫艺术就是创意的艺术，这种艺术也可能和大众的艺术很吻合，也可能和大众的趣味是有距离的，从前卫艺术发展史来看，这两种情况会一直存在。
记者：如何看待“宋庄艺术群落”或者“宋庄艺术”的未来走向？
刘骁纯：宋庄已经成为“前卫艺术”的代名词了。宋庄作为一个乡村，在国际上影响那么大, 地位那么高,就是因为他是中国前卫艺术的一个象征符号。确实如此，那里聚集了象代表性的批评家栗宪庭,代表性的艺术家方立钧,岳敏君,刘炜,杨少斌等人。那里就成为很多搞探索的艺术家聚集的地方了。现在，国家政策发生很大变化,用创意产业这个概念面对艺术现象,从市场的角度面对这个现象，这表明了政府接受了国际上的新概念，当他从市场创意产业文化的角度来规范整个艺术现象的时候，这就对前卫艺术和一般艺术采取不一样的看法了，不再象以前那样，简单把他作为一个艺术形态而进行抵触。
记者：如何看待宋庄当地政府利用当代艺术这个资源进行的文化造镇工程？
刘骁纯：艺术家群落在全国各地都有，也就是前卫艺术家群落，但是，具有代表性的就是宋庄了。宋庄产业园区要有个整体规划,其中的前卫艺术是少不了的。宋庄提出文化造镇,抓住了前卫艺术这个资源，因为这个符号本身就是广告，你不需要做现成的广告了，只要拿来就有广告效益，如果不利用这个前卫艺术的话，文化创意产业就得重新打造，那就要费很大的劲。当地政府是非常明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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