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贝马斯在当代中国学术界的影响，可以用如火如荼来加以形容。我们只要看看国内几家著名出版社已经推出和即将推出的哈贝马斯著作的中文译本，大概对此不会有任何疑义。但回顾起来，哈贝马斯进入中国语境，时间并不算长，而且还有过不小的曲折。我们现在已经很难或许也没有必要考证清楚，哈贝马斯最早究竟是在什么时候被引入中国的，但大体可以断定是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期和八十年代初期。稍微调查一下，我们便会发现，短短二十多年时间里，在中国形成了多次接受哈贝马斯的高潮，而且今天还有愈演愈热之势，这不能不让引起我们的注意和反思。“哈贝马斯与中国之间的互动关系”本身可能就构成了一个既有意思也有意义的研究课题。
然而，一个事实也是不容忽视的：到目前为止，哈贝马斯的思想在中国有着被“肢解”和“曲解”的危险。就翻译而言，许多出版社都在竟相购买版权，不断推出哈贝马斯著作的中文译本，然而，这中间，除了少数出版社是出于整体考虑和为了学术建设的目的，而有计划、有步骤地组织翻译和介绍之外，又有多少出版社是在凑热闹和赶时髦的呢。就研究而言，我们都知道，哈贝马斯是个综合大师和调和高手，他最擅长的就是把不同思想路线和学科话语整合起来，形成自己的理论思路和话语体系。而在中国学术界，对于哈贝马斯的接受可以说基本上还多是从单个学科的视角出发，采取“拿来主义”的立场，选取其思想的某个观点甚至某个范畴片面地加以运用。
认真考察一下，我们很容易就可以看到，哈贝马斯最初进入英语世界，遭遇也不比进入中国学术界好到哪里。但是，到了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英语世界的情况有了极大的改变，哈贝马斯的思想越来越得到较为完整的展示和透彻深入的分析。在这方面，几部风格不同而又各有特点的《哈贝马斯读本》可谓功不可没。比如Thomas McCarthy编译的《交往与社会进化》(Communication and the Evolution ofSociety，Beacon Press，1979)、Steven Seidman.主编的《哈贝马斯论社会和政治》(JürgenHabermasonSocietyandPolitics，BeaconPress，1989)、Shierry Weber Nicholsen主编的《新保守主义》(The New Conservatism，MIT Press，1989)、Peter Dews编译的《自主与团结》(Autonomy and Solidarity：Interviews with J.Habermas，Verso，1992)、William Outhwaite主编的《哈贝马斯读本》(The Habermas Reader，Polity Press，1996)以及Maeve Cooke推出的《交往语用学》(On the Pragmatics of Communication，MIT Press，1998)，等等。
事实上，中国学术界能够了解并接受哈贝马斯，在很大程度上也正是得益于英文《读本》的帮助。比如，在哈贝马斯著作当中，最早被翻译成中文的恰恰就是那本由英语世界哈贝马斯专家Thomas McCarthy精心编译的《交往与社会进化》(重庆出版社，1989)。而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叶，笔者在着手准备专心翻译哈贝马斯著作时，曾就如何入手一事向哈贝马斯本人以及德国有关出版社咨询，他们则一致推荐了William Outhwaite主编的《哈贝马斯读本》，认为这个《读本》将有助于中国学术界对哈贝马斯的思想形成总体的把握和整体的透视。然而，由于种种原因，这个计划后来搁浅了，让我深以为憾。
今天，随着哈贝马斯著作大面积地进入中国，要想避免“肢解”和“曲解”哈贝马斯的思想，为学术界提供一部能够展示哈贝马斯思想全貌的《读本》，也就成了当务之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面临着两种不同的选择，要么把英语世界中现成的《读本》再移植一本过来，要么从本土实际需要出版，自行选编一个《读本》。鉴于哈贝马斯在中国的接受已经有了一定的基础，后一种做法显然更为可取。于是，南京大学出版社的《哈贝马斯精粹》也就应运而生了。
《哈贝马斯精粹》从六个不同的角度(合理性与公共领域、方法论与认识论、政治哲学与法律话语、现代性与形而上学批判、审美话语与宗教概念、政论与访谈)出发，选取了哈贝马斯的一些有代表性的文章加以编译，并形成专题，力图为我们展示一个立体而鲜明的哈贝马斯形象。
看得出来，在这六个专题之中，哈贝马斯有关政治和宗教的论述对于中国学术界还相对陌生，而这其实都是哈贝马斯本人在当下所关注的焦点问题。我们知道，进入二十一世纪之后，哈贝马斯一直在试图把他的交往理性范畴运用到国内政治和国际政治层面上，以实现他把理论与实践有机结合起来的“宏图大略”；而为了打破启蒙理性与神圣信仰之间长久的二元对立，为当今世界上的种种政治冲突寻求新的解决路径，哈贝马斯则大胆地对自己的理论加以修正，积极推动知识与信仰之间的对话。
细想之下，这两个问题难道不也正是当下中国所面对而又急需找到答案的吗？哈贝马斯的理论显然不能给我们提供现成的答案，但至少可以给我们启发。他的政治概念和宗教概念是这样，他的整个理论体系又未尝不是这样？追求全景展示哈贝马斯的这部《哈贝马斯精粹》，显然也是想激发起人们从他的整个理论体系中不断寻求新的启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