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陆扬
1966年，以《词与物》的出版而一跃成为法国哲学界明星的福柯，在一次访谈中曾经说过，他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年龄未满20的这一代人，突然而且显然是毫无缘由地发现，他们与先一代人，即萨特和梅洛—庞蒂的那一代人，距离非常非常遥远。这样一种疏远感应当说并不是没有由来的。法国以结构主义为代表的20世纪印和70年代初的流行思想，早已被公认为是对19世纪思想传统的一种反叛。福柯本人的许多著作，事实上始终是牵缠着一种剪不断、理还乱的19世纪情结。这于较福柯小了一辈的德里达，同样难说就是例外。由此来看福柯、德里达和马克思主义的关系，似有必要作一个简单的历史回顾。
就法国来看，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右派因为维希政府的卖国行为，已经声名狼藉，相反意识形态差不多成为左派的一统天下。法国共产党因为它坚决的抵抗立场，已经深得人心。一个例子是这个时代一代宗师式的人物萨特，也改变战前他的存在主义名著《存在与虚无》中的反马克思主义立场，声明文持法共。西蒙·波伏娃《回忆录》第三卷中说，是抵抗运动和做战俘的经历，帮助萨特理解了历史和行为的意义。另一方面，冷战反过来也增强了法共的影响。虽然，战后最初的一段日子里，同德里达和福柯都有不解之缘的著名的巴黎高等师范学校，共产主义的声势还算不上十分浩大，1948至1949年间的冷战新一代，对苏联的好感都溢于言表。阿尔都塞在1948年加入法共。他在致玛利亚·马西傲希(Maria-Antonietta Macciochi)的信中说，20世纪30年代的信仰天主教的同学因为抵制社会主义而了解了社会主义，现在这批同学大多成了共产党员，这真是历史的玩笑!又说，他决心做一个共产主义者。成为哲学上的共产主义者意味着成为马列主义哲学家，而成为马列主义哲学家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阿尔都塞成为马列主义哲学家是以后的事情，是时他在高等师范学校执教哲学，他的影响足以使他成为学生效仿的榜样。在理论上，法国哲学界的代表人物萨特和梅洛—庞蒂致力于将现象学与马克思主义结合起来，强调实践的重要性。如梅洛—庞蒂以马克思认为实践是意义的出源，故人们借助实践组织起与自然和与他人的关系，为马克思的一个巨大发现。萨特也提出凡真的都是实践的，凡实践的都是真的。这一时期的法国，毫无疑问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大本营所在。
福柯在1950年加入法国共产党。他是1947年入高等师范学校求学的，当时就有意成为法共中的一员，唯因直接要求加入党支部而非学生工会，被认为是不可思议之举而未得如愿。福柯对共产党的态度很大程度上受到阿尔都塞的影响，据他自己后来回忆，当时还为法共思想刊物《新批评》(Ia Nouvelle Cri-tique)的主编卡纳帕(Jean KanaPa)写过捉刀文章。福柯离党是在1953年，离党的原因据阿尔都塞说，是因为福柯的同性恋倾向。但福柯自己的解释是因为反感轰动一时的犹太医生密谋斯大林性命案。1956年6月，《世界报》刊出赫鲁晓夫反斯大林秘密报告的法译文。报告引发了疑问也引发了幻灭感。法共机关报《人道报》(L'Humanite)谓报告系赫鲁晓夫一手炮制。但是对苏联的幻灭感也愈益蔓延开来。如果说秘密报告还嫌不够，那么1956年11月发生的匈牙利事件，尤其是法共领导层宣布事件“纯粹是法西斯暴乱”，而非工人阶级反对“苏联暴政”的合法斗争之后，则使更多人离开了法共。1958年戴高乐当选后，进一步推波助澜，淡化了知识分子中间的政治色彩。巴黎大学哲学系学生中的共产主义小组，因为法共领导认为它对党的路线批评太多，亦被解散。这一切的结果终而是导致政治向学术的大转移。特别是年轻人背离萨特和加缪社会反思色彩极浓的存在主义文学和哲学，转向对意识形态更为超脱的认识论、人种学、精神分析、语言学等等人文科学的研究。用阿尔都塞的话说，总而言之是一场学术的大繁荣。
据同学回忆，1954年福柯说过，马克思主义不是一种哲学，而是通往哲学道路上的一种经验。这可见出福柯已经有意同马克思主义分道扬镰了。虽然如此，福柯同阿尔都塞始终保持着密切的关系。1964年阿尔都塞《读<资本论>》出版时，曾向福柯致意，称现在大家都在读冈奎莱姆和福柯的著作。在先对于福柯1961年出版的《癫狂与非理性》和1963年出版的《诊所的诞生》，阿尔都塞也给福柯写过热情洋溢的贺信，称这两本书是先
锋作品，无异于一次解放。但福柯1966年《词与物》中攻击马克思主义时，阿尔都塞没有再无动于衷，而在自己相继问世的著作中含蓄作出了反击。1970年《读<资本论>》英译本出版时，阿尔都塞补充了有关福柯的注解：“他曾是我的学生。他借用了我的某些研究成果，包括我的某些表述方式。但在他的思想中，在他的笔下，即便是从我这里借来的术语的意义也都被改变成与我所赋予的含义完全不同的东西。”可以说，尽管阿尔都塞和福柯都表明了他们之间存在理论分歧，但两人始终是朋友，福柯对阿尔都塞始终是高度评价且尊重的。
罗伊·博伊恩的《福柯与德里达》一书中，谈到德里达、福柯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一路贯穿下来的是理论与实践的关系。理论联系实际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之一。《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有一段著名的话：“哲学家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造世界。”解释和改造的差别，正体现了理论脱离还是结合实践的差别，而这一差别显然是至为重要的。马克思的这一思想是针对黑格尔而出。黑格尔坚持政治无一例外是历史发展的产物，这意味着为历史所决定的政治家们，面对历史进步的必然规律，除了去顺应它其实是鲜有其他作为的，倒是超脱于历史事件之外的哲学家们，可以在历史事件发生之后，居高临下来评说他们。黑格尔本人无疑就是这样一位哲学家。马克思批判地接受了黑格尔的传统，承认历史有规律地发展自身，但是提出了人民创造历史这一迥异于黑格尔唯心主义历史观的伟大思想。遵循这一思想，理论因此不可能再高高在上，而必须投身到实践中来。要之，理论的“真理”就不复于抽象的概念世界中可以了断，而成为一个同现实息息相通的实践问题。这如同一文中马克思所言：“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凡是把理论导致神秘主义方面去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个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