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奥塔：1.让一弗朗索瓦·利奥塔（1924－1998），当代法国著名哲学家，后现代思潮理论家。1950年至1952年在法属阿尔及利亚的君士坦丁一家中学担任哲学教师，1955年成为激进团体“社会主义或野蛮”的阿尔及利亚分支的领导成员，并对法国占领阿尔及利亚持积极批判态度。1958年获得法国大学与中学教师学衔，1971年获文学博士学位。利奥塔曾在中学任教10年，在高等教育机构供职20年，在“社会主义或野蛮”及以后的“工人权力”团体从事了12年的理论和实践工作。其后在巴黎第八大学任教，也曾一度在美国加州大学厄湾分校和亚特兰大的艾默瑞大学等处任教。1998年4月20－21日夜间，因患癌症不治而去世。利奥塔主要著作有《现象学》（1954）、《力比多经济》（1974）、《后现代状况》（1979）、《争论》（1983）、《海德格尔与犹太人》（1988）、《旅程》（1988）、《非人道》（1988）和《政治性文字》（1993）等。
2.后现代主义是个极混乱的概念，集合着彼此矛盾的态度和理论。后现代主义哲学的内容纷繁复杂，费彻施顿说：“有多少个后现代主义者，就有多少种形式的后现代主义”。对于“后现代主义”或“后现代性”一词的理解也不尽相同。一般认为它是一种“文化”（詹姆逊的文化分阶段）或“知识状况”（利奥塔）。
3.利奥塔的《后现代状况》一书出版后曾引发出一场关于后现代主义哲学的大争论，从而扩大了后现代主义在西方学术界的影响。
4.“元叙事”危机：利奥塔对后现代的知识状态作了分析。他把知识分为两类：科学知识和叙事知识。科学知识是指自然科学知识，而叙事知识是人文学科方面的知识，是“与内在精神的平衡和愉悦密切相关的知识”。长期以来人们都认为科学知识的合法性是确定的。但后工业时代的各种新理论的建立，都表明了现代科学知识的不稳定性、非连续性和无序性，从而对传统的科学知识给予了有力的冲击，动摇了科学知识的合法性，出现了科学知识合法性的危机。 “科学再也不能不去面对自身的是否合法的问题了”。
5.叙事知识的合法性也出现了危机。他称为“叙事危机”，他认为叙事知识的合法性是原是建立在“元叙事”或“大叙事”的基础上的，所谓“元叙事”或“大叙事”就是无须论证、不可怀疑的基础性的叙事，就是“具有合法功能的叙事”。到了后现代， “元叙事本身也不能表达合法化的意义了”。 “后现代不是别的，就是对各种元叙事的怀疑”。
6.詹姆逊说，“元叙事”危机、叙事知识的危机只是“一个更广泛的全社会秩序的合法性这个政治问题的子集”。即，不仅仅是科学立法的危机，而是思想基础的危机，是政治观念的危机。
7.在元叙事失去可信性的情形下，利奥塔引入“后现代”概念，“我把后现代定义为对元叙事的怀疑”。这种合法性危机发生在现代性进程中，利奥塔提出的“后现代”概念不是“现代”概念的对立面，而是对现代性困境的描述，是对现代疑难的再思考，是“重写现代性”。
8.向总体性开战：元叙事意味着用一种普遍原则统合不同的领域，这种统合导致总体性的产生。利奥塔致力于消除统一性原则，解除统一性原则对不同知识的束缚。 “我们所要做的就是以诧异的目光凝视话语种类的多样性，就像看着千姿百态的动植物一样。”
9.利奥塔援用了维特根斯坦的语言游戏理论。维特根斯坦把语言和游戏相类比，借考察游戏的本质揭示语言的本质——游戏和语言都要依靠规则才能存在，相同的语句在不同的语言游戏中，由于受到不同语言游戏规则的制约而发生改变，是可变的，因此语言游戏呈现出多样性特征。
10.利奥塔认为在当今的后工业社会，代替传统、现代的“元叙事”的是维特根斯坦语言游戏理论。语言游戏规则（语用学）的不确定性和多样性，决定了后现代文化知识的异质标准，就是多元标准。后现代的知识状况是分散和不一致的、反制度和反规范的。
11.随着元叙事的解体，语言游戏各自独立运作，社会主体也随着分解在不同的游戏中，从而失去同一性的基础，同样面临解体的命运。在后工业社会中，不可能有统一的社会规范和共同的意见，只有发展一种“悖论推理”（尊重、容忍不同见解的推理），即通过语言游戏的语用学，以容忍为原则，以更广阔的气度尊重各种不同的见解。“后现代知识不再是权威者奴役人的工具，它坚持宽容的异质标准，而不是专家式的一致标准，它属于创造者的悖论推理。”
12.公正游戏的多元性：在后现代社会中，由于一切元叙事合法性的丧失，社会交往和对话都成了无是非无真理的语言游戏。但这种游戏必须共同遵守同一个游戏规则——公正原则。（但何为公正原则？这是不是一种元叙事？）
13.在《公正游戏》中，利奥塔认为“公正”只能是局部的、多元的、暂时的，随着论争对象和具体情境的变化而变化。所有的话语都是知识语言游戏的不同“招法”。公正的招法始终应当被理解为一定情景中的招法，并始终应当把它们所出现于其中的情境考虑在内。关于“公正”的话语，是一种规范性的陈述，它与描述性陈述有着根本的差别。
“公正是多元的每一种公正都是按照和它相关联的某种游戏的具体规则来界定的。这些规则规定什么是应该做的，以使得某种指示性陈述、某种质疑性陈述或者某种规定性陈述，能够依据其所属游戏的判断标准为人们所接受并被看为是好的。公正不仅意味着遵守规则，正如所有游戏中那样，公正还包括去修改规则所允许的限度，以便发明新的招法，甚至是新的规则或游戏。”
14.根据这种多元公正观，利奥塔在《论弱者的力量》中主张通过介入霸权话语来推翻霸权话语的规则、原则和观点。斗争既可在既定的语言游戏内部展开，也可在这些语言游戏之间展开，但不存在凌驾在其他游戏之上的语言游戏，没有特权话语，也没有普遍性的公正理论可以供我们去解决不同语言游戏之间的斗争。在每一种情况下，公正都是一种暂时性的判断，不承认任何普遍原则或原则的普遍化。
15.《后现代状况》一书使后现代主义问题走到了理论前台，利奥塔所说的后现代指的是一种非传统的思想模式，试图用“当下”、事件、实验和先锋创作这些极具不确定性的东西指出总体的虚妄本质。利奥塔说“后现代必须根据未来的先在之悖论来加以理解”。所谓未来的先在，就是尚未成型、尚未确定的存在，它们拒绝被定义、被整合，是对现存确定性的突破，是对总体性的拒绝，这就是利奥塔所说的“后现代的实质”。
16. 詹姆逊认为利奥塔对于当今西方资本主义高科技统治下的各种规范的否定是深刻的，但它也使人们丧失了对资本主义前途的信心，也丧失了对整个人类社会的信心。詹姆逊在《后现代主义或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中指出，利奥塔的这种观点使后现代文化完全丧失了深度感。它只谈能指而不涉及所指，成了一种表面的文本，失去了实在感和历史感，成了一些“纯粹的异质性，杂乱无章的差别，乱七八糟的各种力量的并存，从而令人无法确定它们究竟会产生什么作用”。
17. 后现代主义是相对于现代主义而言的，但它实际上所从事的事业是对现代性的反思和批判，破大于立。后现代主义其实是现代性未竟的事业的延续。这是哈贝马斯的根本观点。
詹姆逊说后现代主义
1.詹姆逊以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将后现代文化生产印合于资本主义经济逻辑的整体论思维。詹姆逊接受了曼德尔（瑞士经济学家）的思想，认为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经历了三个时期：（1）市场资本主义时期；（2）垄断资本主义时期；（3）后工业或晚期资本主义时期。相对应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资本主义文化的发展也经历了三个阶段：（1）现实主义文化；（2）现代主义文化；（3）后现代主义文化。詹姆逊所说的“后现代主义”不是指晚期资本主义社会，而是指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文化”，后现代主义表达的是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是当今晚期资本主义社会历史条件的产物。评论后现代主义文化必须与分析晚期资本主义的历史条件相结合。詹姆逊认为西方社会自进入晚期资本主义的发展历史阶段，社会生产方式、经济、政治活动以及人们的思维方式都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这个社会基本的特征是：技术的发展，资本与商品无孔不入，人的本性、人际关系已经全面异化，社会现实已经被完全扭曲和裂解。他的后现代主义理论正是一种“在忘掉了何为历史思考的年代中对当代进行历史性思考”的理论。
2.詹姆逊认为后现代文学主要是德里达的解构主义或利奥塔所说的语言游戏文学。它的特点是切断语言（符号）与指称的联系，从而使文学的创作和阅读成了一种意义不确定，可以上下文不不同理解而“自由浮动”或变化的“游戏文学”或“消闲文学”。但是，詹姆逊通过分析后指出，这只是一种表面现象，这种“游戏文学”背后的本质是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动荡不定、人的意识以及人际关系的“离散化”和“不确定化”。
3.詹姆逊认为后现代文化是对已经被体制化、被收编的现代主义的一次超越，后现代主义呈现出杂糅、并置的风格，彼此差异、矛盾、冲突的元素拼接在一起。他认为后现代文化的特征包括：（1）深度的丧失感，如空间的深度、解释深度、理论模式等遭到遗弃；（2）历史感的衰弱，对时间的体验只集中在现时上，集中表现为一种精神分裂的状态；（3）在失去时间的同时也丧失了自我的身份，由此导致非整体感和零散感，“复制”成为后现代主义的一个基本主题。
4. 詹姆逊在《后现代主义或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中指出，利奥塔的观点使后现代文化完全丧失了深度感。它只谈能指而不涉及所指，成了一种表面的文本，失去了实在感和历史感，成了一些“纯粹的异质性，杂乱无章的差别，乱七八糟的各种力量的并存，从而令人无法确定它们究竟会产生什么作用”。
康德晚年和福柯都试图郑重回答的问题：什么是启蒙？
康德提出，启蒙就是人类摆脱自己加之于自己的不成熟状态。康德所说的“不成熟”是指这样一种状态，即我们在需要运用自己理性的领域却接受别人的权威。康德举了人们处于不成熟状态的三个例子：有一部书能代替我进行理解，有一位牧师能代替我拥有良知，有一位医生能代替我决定食谱。也就是说，启蒙使人类能够成熟地运用自己的理性。康德认为，问题不是人类缺乏理性，而是人类缺乏运用自己理性的勇气。所以康德提出了启蒙运动的口号：要有勇气运用你自己的理性！康德在谈论启蒙时一直使用的是“人类”这个词，就此而言，启蒙不是仅仅同精英或知识分子有关的事情，而是同每一个人都有关的事情。其次，康德主张，启蒙要求人类在一切事情上都有公共地运用自己理性的自由。康德 理性的运用区分为两种情况，即“公共的”和“私人的”，并且提出，理性在其“公共的”运用中必须是自由的，而在其“私人的”运用中则必须是服从的，即受限制的。康德举例，一个人作为公民不能拒绝交纳他按税法应缴的税款，但他作为一个学者可以公开发表自己的见解来抗议这种税法的不正义。最后，康德认为，启蒙意味着人类要对历史和现实进行批判性的反思。启蒙精神是批判的。服从权威导致教条主义和“他律”（heteronomy），启蒙则宏扬主体性和“自律” （autonomy）。人类之主体性和“自律”的表达不在于他理解到什么真理，而在于他能够对历史和现实进行批判性的反思。就启蒙提示了人类与历史和现实之间的批判性反思关系而言，启蒙是一种态度，一种精神气质，一种思想和行为的方式，一种哲学化的生活。在这种哲学化的生活中，关于“现实是什么”的批判性思考同时就是一种关于我们所背负的历史遗产的分析，也是一种关于超越现实的理想追求。
按照福柯在其著名的“什么是启蒙”一文中的解释，当一个人是“机器中的一个齿轮” 时，也就是当一个人处于社会中的一个具体位置时，他对理性的运用就是“私人的”；相反，当一个人作为纯粹的理性存在物，作为理性人类的一个成员而思考的时候，他对理性的运用就是“公共的”。只有当理性的运用既是“公共的”又是“自由的”时候，才意味着启蒙确实在发挥作用了。
如何实现这种启蒙呢？按照康德的观点，只要给人们以自由，启蒙就是不可避免的。换言之，自由是启蒙所需要的惟一条件。但是康德对此做了两条限制。第一，人类只有在理性之“公共的”运用中才拥有自由， 在“私人的”运用中则不是自由的。第二，人类拥有自由和掌握自由是一个逐渐的过程，而这个过程不能太快。康德提出：程度更大的公民自由似乎有利于人类的启蒙事业，但实际上它为自由设定了一个不可逾越的限度；相反，程度较小的自由仿佛不利于启蒙，然而它却为自由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空间。因此，康德甚至主张启蒙是一个缓慢的过程。一场革命可以迅速地推翻专制的制度，但它无法实现人们思想的真正启蒙。没有思想的真正启蒙，所谓的变化不过是新偏见替换旧偏见而已。
启蒙完成了吗？康德说，我们不是处在一个启蒙了的时代，而是处在一个启蒙的时代。200年后的今天我们重问这个问题，康德的回答仍然有效。我们今天依然需要启蒙：需要摆脱不成熟的状态，需要公共地运用自己理性的自由，需要对历史和现实进行批判性的反思。对于朝向21世纪的世界是如此，对于朝向21世纪的中国也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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