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符号学思想传统
正如著名语言学家雅各布森(Jakobson, R.)在他的《语言本质的探讨》一书中指出的那样，早在古希腊时期已有符号学思想。符号一词，最早出自古希腊语semeion，该词的词义与医学有关。据说，当时人们认为各种病症都是符号。医生诊病时，只要掌握这些符号，便可推断出病因。因此古希腊名医希波克拉底(Hippocrates)被公认是“符号学之父”。(苟志效,1993：55)对符号问题的研究最早始于哲学领域，如柏拉图(Plato)、亚里士多德(Aristotles)都曾论及符号问题。在柏拉图的各种对话录中就包括一些有关语词和符号问题的片段，如《克拉底鲁篇》就反映了关于事物与名称之间相互关系问题的争论。这里柏拉图介绍了两派观点，一派认为名称是由事物的本质决定的，另一派则认为是约定俗成的结果。例如，赫拉克利特(Heraclitus)认为，词是大自然创造的;他的学生克拉底鲁(Cratylus)说：每一个事物，大自然都赋予它一个专门的名字，就像把专门的知觉赋予每一个被感知的物体一样。德谟克利特(Demokritos)则持相反观点，认为词和事物之间没有“自然的”联系，名称是根据人们的习惯规定的，并根据现实中存在的同音词、同义词以及专有名词的改名现象来论证自己的看法。(见肖峰，1989：13)
古希腊哲学的集大成者亚里士多德也探讨了语言符号问题。他在《诗学》、《修辞学》中提出区分有意义符号和无意义符号的主张。在其逻辑著作《工具论》中以较大篇幅讨论语言问题。例如《范畴篇》讨论了同音异义词、同义词、引申词以及各种范畴问题;《解释篇》讨论名词、动词、句子的定义以及各种命题之间的关系等等。后人是这样评价亚里士多德在语言符号问题上的贡献的：“亚里士多德在他的逻辑中分析了语言形式，分析了与它们的内容无关的判断和推理的形式结构。这样，他所达到的抽象和准确的程度，是希腊哲学在他之前所未曾知道的，他对我们的思想方法的阐明和建立思想方法的秩序作出了巨大贡献。他实际上创造了科学语言的基础”。(参见肖峰，1989：13)
亚里士多德之后，斯多葛学派、伊壁鸠鲁学派以及怀疑论者都在各自的学科中，对符号问题做过大量的描述性研究。如斯多葛学派明确指出要区分对象、符号、意义三者的不同。他们主张对象和符号都是可感知的具体存在物，而意义则是纯主观性的东西。(参见苟志效，1993：55)伊壁鸠鲁学派的《论符号》(Designis)也是这方面的专著。
罗马时期对符号的讨论主要是在修辞学框架内进行的。这一时期符号研究的特点是偏于技术性和科学性。李幼蒸先生指出，这一倾向正是自然科学逻辑的前身。(李幼蒸，1999：65)当罗马时代修辞学和记号逻辑学与基督教神学结合后，对符号的讨论大幅度转向语义学方向。这一时期，即中世纪前期，奥古斯丁(Augustine)在符号方面的研究对后人的影响是非常重要的。他认为“符号(signum)是这样一种东西，它使我们想到这个东西加之于感觉而产生的印象之外的某种东西。”(何欣，1999：172)由此可知，符号既是物质对象，也是心理效果。李幼蒸先生指出，这一区分直接影响了索绪尔的符号观。(李幼蒸，1999：67)虽然奥古斯丁的绝对真理论、信仰论、善恶论和认识论在现代西方思想界均为批评的对象，但是他的思想方式对于符号学思想的进步却具有特殊意义。他在向内思考的过程中，对心理对象和价值对象意义关系问题，首次做了较彻底的探讨，并第一次将语言问题与时间意指问题相连。
在经院哲学时期，一些学者围绕唯名论与唯实论展开了争论，语词符号问题便成为两派注意的焦点之一。唯实论者认为，名称即一般概念都是实在的、客观的，并且是先于物质的，先于事物的思想是神的内在语言。而唯名论则认为，只有具有独特品质的事物才是实在的，名称是事物的一般概念,作为事物的概念永远产生于事物之后。例如唯名论者奥卡姆认为，存在于人心之外的是个别事物，存在于“心灵和语词中”的是关于这些事物的“符号”，不能把它们看作是在个体之外或先于个体事物而独立存在的东西。这里唯名论对符号与事物的关系做出了本体论上的正确回答。
在近代西方思想史上，培根(Bacon, R.)、洛克(Locke, J.)、霍布斯(Hobbes, Th.)、贝克莱(Berkeley, G.)、莱布尼茨(Leibniz, G.)等人都曾论及符号问题。这其中成果较为突出的当推洛克和莱布尼茨。洛克在其著名的《人类理解论》中将人类知识分为自然学、伦理学和符号学3类，并用专门1卷共11章的篇幅，论述了作为符号的语词。对语言符号的本性进行了分析，对语言符号的类型及其与不同类型观念的关系问题进行了阐发，还对语言文字的缺陷及其滥用进行了论述。尤其是他提出了关于符号意义的“观念论”，成为时至今日仍为欧美分析哲学所十分关心的意义论研究的先导。洛克之所以对语言问题如此关心，是因为他认识到，在深入考察认识论问题时，必然要涉及到符号问题。
继洛克之后，莱布尼茨也对符号问题给予了极大关注。一方面，他在《人类理智新论》中用同样的篇幅逐章逐节地对洛克在《人类理解论》中的观点一一进行了反驳。另一方面，莱布尼茨还潜心于数理逻辑的开创性研究，力图创造一种比自然语言“更精确”、“更合理”的通用语言，将其引入逻辑推理中，从而消除自然语言的局限性和不规则性。因此，莱布尼茨被公认为数理逻辑的创始人，这也是他在符号研究中一个崭新领域的突破性贡献。
莱布尼茨之后，康德(Kant, I.)在他的《实用人类学》中提出了符号的分类这一研究课题。按照康德的观点，符号可以划分为艺术符号、自然符号、奇迹符号。康德对这几种符号进行了详尽的探讨。黑格尔(Hegel, G.W.)在他的《美学》中则认为，建筑是用建筑材料造成的一种象征性符号，诗是用声音造成的一种起暗示作用的符号。
中国符号学思想传统
符号学思想并非西方文化所独有，我国对符号现象的关注也由来已久。
高乐田先生撰文指出，我们的祖先早在东周时期便开始了对汉民族独特的语言符号系统——汉语、汉字的研究，并在两汉时期达到了空前的繁荣，产生了《说文解字》这部解释古汉语文字的不朽之作。(高乐田，1997：53)从现代符号学观点看，《说文解字》中蕴藏着丰厚的符号学思想,把汉字作为一个符号系统来理解和阐释是《说文解字》中体现的语言文字思想的核心。《说文解字·叙》是许慎的汉字符号学理论纲领。其中，对汉字的符号性质、汉字符号的来源与演变、汉字的形体结构特点及其发展变化、字形与字义的关系以及构字写词的方法与条例等等都有明确的阐述。可见，符号，尤其是语言文字符号的重要特征和意义，也早为我们中华民族的先哲们所认识。
春秋战国时期各派哲学家围绕“名实之争”所形成的名辩思潮，是中国哲学史上对符号问题进行哲学探讨的高峰时期。当时的一些重要哲学家、思想家几乎都参与了名实之争，从各自的立场和观点提出了所谓“正名”的要求。这里，名就是名称，与今天意义的“符号”大致相同。对“名实关系”的争论往往成为对于概念与事物(即思想与存在)的关系的争论，成为对于哲学基本问题的回答。(参见肖峰，1989：8)孔子是最先提出“正名”主张的。当时旧制度(礼)正加速崩溃，“实”越来越不符合周礼之“名”，出现了“名”存“实”亡或“名”存“实”变的局面。孔子认为“实”的变化是不应该的，因而要用“名”去纠正已经改变或正在改变的“实”。因此孔子说：“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我们看到，孔子的“正名”观点带有较浓重的政治和社会伦理色彩。
参与“名实”讨论的先秦诸子中能够称得上“名”家(即符号学家)的有邓析、尹文、惠施和公孙龙。其中对“名”的问题讨论得最深入的当属公孙龙，他的许多著作中含有丰富的符号学思想。李先焜先生认为，公孙龙著作的价值不亚于某些古希腊符号学家的著作。(李先焜，1993：62)公孙龙在著名的《名实论》中对“名”下了这样的定义：“夫名，实谓也”。就是说，名是对实的称谓或指谓。换言之，名就是表述、称谓事物的名称，也就是一种符号。公孙龙认为，名的使用也存在一个行不行、可不可、当不当的问题。如果一个符号只能称谓某个特定的对象，这样使用名是可行的，反之则不可行。用今天的话说，公孙龙所谓的“名正”，就是要求“名”的精确性。名必须与实相符的这个观点体现了一定的唯物主义因素。但是，名实如何相符呢?在公孙龙看来，不是以实来正名，而是用名来纠实。这样他又倒向了唯心主义一边。
对名实关系做出唯物主义阐发的，首推后期墨家。墨经首先肯定“实”是第一性的，“名”是第二性的，名说明实，主张以名举实，要求所运用的名词概念必须正确反映客观事物。墨经还把名分为3类：“名：达、类、私”。达名是最高的类概念或名词，如“物”这个词，包括了所有的物;类名是一般的类概念或名词，如“马”，所有的马都包括在“马”这个词里;私名是指个别事物的概念或名词，专指某一事物，相当于专名。
作为战国时期杰出的思想家荀子，在名实关系问题上，以及在符号的其他一般问题上，做出了相当深刻的分析。荀子积极参加了当时的名辩争论，并建立了自己正名论的逻辑思想体系。他首先提出了正名的必要性，认为人们在交流思想、区别事物时，必须有适当的名词概念作为工具，否则会造成语言和思想上的隔阂和混乱，分不清事物之间的贵贱同异等差别。因此，必须使名实相符。特别值得关注的是荀子关于名词“约定俗成”的思想，即什么名代表什么实，并非一开始就是固定的，而是“约定俗成”的，是人们在长期交流思想的习惯中形成的。而一经约定，习俗已成，什么名指什么实，什么实用什么名，就能为社会成员所接受和通晓，这时名就不是个人所能任意改动的了。荀子名实关系的精辟阐述，几乎可以说是中国哲学史上对符号本质认识上所达到的最高水平。
荀子以后，尽管仍然有哲学家及其派别对名实关系或符号的其他问题进行了某些阐述，但多数是从唯心或神秘主义立场上去进行的，其中有颠倒名实关系的，有割裂语言和思维关系的等等。
上述简略回顾表明，对符号的研究，无论在西方还是在中国，都有相当久远的历史。只是过去人们对符号的论述总是依附于哲学、神学、语言学等学科。直到上世纪下半叶，符号学才摆脱了它的侍从地位，发展成为专门研究符号及其意指活动之规律的独立学科。但客观地讲，仅从现代符号学的角度看，符号学作为一门科学，主要还是西方学术思想的产物。现代符号学运动的兴起，实质上是符号这一古老问题在现代社会文化条件下的重生。符号问题这种历久不衰的生命活力从一个侧面说明了符号学研究的重要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