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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1989后的艺术与中国:世界剧场”

2017-05-07 20:18:46 来源: 艺术新闻中文版 作者:叶滢、徐丹羽

今年10月,纽约古根海姆美术馆(Solomon R. Guggenheim Museum)将举办“1989后的艺术与中国:世界剧场”。作为有史以来在美国境内美术馆展出的最大规模中国当代艺术展览,“世界剧场”将在美术馆的圆形大厅以及两个塔楼展厅内呈现来自75位艺术家和艺术小组的共计150件作品。古根海姆三星亚洲艺术高级策展人兼全球艺术高级顾问孟璐(Alexandra Monroe)认为,此次展览“全力专注于呈现中国的概念性艺术实践,及其背后代表的两代中国艺术家”。策展人孟璐和田霏宇(Philip Tinari)接受了《艺术新闻/中文版》的专访,就关于此次展览的诸多问题展开了讨论。

 ▲ 由弗兰克·劳埃德·赖特设计的纽约古根海姆美术馆
图片来源:Solomon R. Guggenheim Museum

 

展览名称:1989后的艺术与中国:世界剧场
展览地点:纽约所罗门·R·古根海姆美术馆
展览时间:2017年10月6日至2018年1月7日

 

“1989后的艺术与中国”:古根海姆如何策划美国境内最大规模中国当代艺术展

纽约。今年10月,纽约古根海姆美术馆(Solomon R. Guggenheim Museum)由弗兰克·劳埃德·赖特(Frank Lloyd Wright)设计的圆形大厅以及两个塔楼展厅将被“1989后的艺术与中国:世界剧场”整个占据,来自75位艺术家和艺术小组的共计150件作品借展自共71家全球各地的私人及公共收藏。

以时间和主题划分,展览将在螺旋状6个部分展示多种不同媒介的作品,除绘画、雕塑、摄影、装置及录像外,也包括水墨、大地艺术、电影、行为艺术及社会介入艺术和行动主义艺术。展览所考察的时间段从1989年到2008年,其背后的历史背景从冷战的终结到2008年奥林匹克运动会所代表的中国全面崛起。整个展览穿插了丰富的档案材料,呈现了这段备受争议的艺术史中的一些重要时刻,将作品还原至当时历史的发生情境。

▲ 由弗兰克·劳埃德·赖特设计的纽约古根海姆美术馆

作为有史以来在美国境内美术馆展出的最大规模中国当代艺术展览,“1989后的艺术与中国:世界剧场”自2014年开始规划,由古根海姆三星亚洲艺术高级策展人兼全球艺术高级顾问孟璐(Alexandra Monroe)策划,并与客座策展人北京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馆长田霏宇(Philip Tinari)以及策展顾问罗马21世纪当代艺术国立博物馆(MAXXI)艺术总监侯瀚如协同工作。展览在古根海姆美术馆完展后,将会巡回至毕尔巴鄂古根海姆美术馆(Guggenheim Museum Bilbao)及旧金山现代艺术博物馆(SFMOMA)展出。

展览标题“世界剧场”来自艺术家黄永砅创作于1993年的一件装置作品:在一个类似笼子的巨大八边形结构中,汇集了数以千计的活蝎子、甲虫及各种其他昆虫,在整个展览期间它们将互相吞噬。这一如此真实的场面让观众直面弱肉强食的暴力,但又是无可避免的现实中。这件作品将出现于古根海姆美术馆展览的引子部分,位于美术馆的高厅(High Gallery)中。

▲ 展览标题来自黄永砅1993年创作的《世界剧场》,现藏于阿布扎􏳁比古􏰨海姆美术馆(Guggenheim Abu Dhabi)

 

“世界剧场”将是有史以来最大的关于中国实验艺术的展览,并且也将是近20年来在美国举办的首次相关主题的展览

——孟璐

延续古根海姆美术馆一贯关注的“全球艺术”传统,此次古根海姆展览的目标是“全力专注于呈现中国的概念性艺术实践,及其背后代表的两代中国艺术家”。孟璐认为:“中国当代艺术史是一段很具参考价值,也相当具有表现力的历史,它值得中国以外的世界去了解。”

 

《艺术新闻/中文版》专访
孟璐、田霏宇

▲ 孟璐
Alexandra Monroe


“1989后的艺术与中国:世界剧场”策展人
古根海姆三星亚洲艺术高级策展人兼全球艺术高级顾问

▲ 田霏宇
Philip Tinari


“1989后的艺术与中国:世界剧场”客座策展人
北京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馆长

Q:“1989后的艺术与中国:世界剧场”是如何被构想的?这是一个怎样的展览?
孟璐:过去的30多年间,不少展览展出了在国际上具有重要性的中国艺术作品,并将之呈现为一种文化的代表,一种政治局势的代表,一种语言。中国的当代艺术这样被诠释颇为“有用”,但却不完整。我们希望能重建一种叙事,田霏宇也一直在这个方向上进行尝试。我们认为这段历史是整个艺术史的一部分,中国当代艺术史不仅仅局限于这种中国性。

这段历史很具参考价值,也相当具有表现力,值得中国以外的世界去了解,也确实是世界艺术史的一部分。这些艺术家在各种国际双年展、三年展上亮过相,其中许多人甚至住在纽约和巴黎,他们属于一个更广泛的艺术共同体,同时也是一个更为宏观的对话的一部分。这次的展览想要凸显出这一点,我们一直秉持“全球艺术史”书写的信念,而这要仰赖中国艺术家的参与。

▲ “1989后的艺术与中国:世界剧场”参展作品,喻红《目击成长》系列

田霏宇:在展览的呈现上,我们将其分成了6个部分。第一段是大家较为熟悉的89时期,第二段时期则是“新刻度”,包括耿建翌、张培力、吴山专、丁乙和余友涵的抽象绘画。再接下来是后来成为市场主流的一个时期,随着邓小平的“南巡”,中国艺术与资本主义产生激烈碰撞,例如刘铮的《国人》系列和“大尾象”都与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密不可分。

在第四个部分中,展览主要关注信息的传播,例如当时的东村,艾未未关于黑皮书的出版计划,包括邱志杰在1996年与吴美纯在杭州做的“现象·影像:15位艺术家的录像作品展”和第一次关于录像艺术的全国性讨论(陈劭雄、耿建翌、王功新当时都参加了)。接下来的部分是关于“后感性”,例如它和 YBAs(Young British Artists)的关系都是来自于东西方信息不完全对等所产生的一定程度上的交流及其带来的某种误解。“世界剧场”的最后一部分叫做“谁的乌托邦”,这也是和此前其他展览最不同的地方,记录了2000年后一些参与性比较强,但最终未能实现的乌托邦计划,例如 Art-Ba-Ba、长征、碧山、阳江组等。

▲ “1989后的艺术与中:世界剧场”参展作品,张培力《30 x 30》影像静帧,1988年

Q:在“世界剧场”中,你们选取的时间段很有趣,是1989年到2008年。89年发生的一系列政治事件,包括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也是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在《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The 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中所提到社会背景。2008年则是西方经济危机的前夕,这20年间全世界热烈拥抱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意识全面渗透到经济和技术中,直到经济危机的发生,对未来一二十年的世界都产生很大的影响,而这种影响在当下被远远低估了。你如何看待这段时期?
孟璐:确实如你所说。我意识到,金融危机不仅暴露了金融系统的问题,同时也暴露了新自由主义的问题,它还引发了“占领华尔街运动”和“反对1%运动”,更激起了民粹主义思潮。正是民粹主义最终导致了英国脱欧和特朗普的当选,与此同时它还掀起了反全球化运动,因为正是全球的金融体系才导致了金融危机。

相形之下,1980年代的人们和我们观察世界的方式完全不同。以媒体艺术为例,在此次展览中我们收录了许多短视频,艺术家们在这些作品中探讨时间、身体或者表演。1980年代是一个新思潮、新运动启蒙的年代,充斥着理想主义、浪漫主义和英雄主义……我觉得在1980年代,我能感觉到一种政治的真实,但到了1990年代就是一种社会的真实。在市场开放之前,政治现实仍然是十分理想主义的,那时它还没有影响到人们的生活。但到了1990年代,每个人的生活都被深深影响。

Q:在之前的中国本土当代艺术史叙事中,比较常见的是采用中国社会、政治、文化、艺术并行的线索,例如1978年改革开放、90年代的社会商业化,艺术往往变成社会变化说明的一部分;而在中国艺术海外输出的故事中,西方容易把中国的艺术作为文化符号进行理解,例如政治波普。而“1989 后的艺术与中国:世界剧场”则是要把中国放在全球的艺术史叙事中,去找艺术本身的发展脉络,以及艺术和艺术之间的对话,是否可以如此理解?
孟璐:这也是艺术家们想看到的。他们想摘掉自己身上的“中国”标签,被视作国际艺术实践的一部分。此次展览目录中的每一件作品都有专文解读,因为更重要的是去理解艺术,通过艺术你可以发现中国的存在,但又不需要你刻意去寻找中国。我们希望你去寻找的,是人性的存在,是生活在这个时间段中一个思考者的生存状态。

过去的二十几年太过动荡,世界经历了重大转折。那些定义21世纪的事物,其实都是从1990年代开始的:互联网的普及、新的世界秩序的建立、极端伊斯兰主义的猖獗、中国的崛起、大规模的全球化和城市化、亿万人口从农村迁居城市,还有社交媒体的兴起、通讯方式和信息技术的改变……这是一个与1980年代完全不同的世界。世界的基础框架不一样了,人们的思维结构也跟着变化,而中国是这一巨变的中心所在。我们认为,这批艺术家便是见证人、批评者,也是这一段历史的诠释者。想要更好地理解我们的时代,必须要更好地理解这些艺术。

▲ “1989后的艺术与中国:世界剧场”参展作品,陈箴《福倒福到/佛倒富到》,1997年

Q:当下中国艺术市场、展览环境、信息传播方式的变化都极为迅速,在这样的语境中,对话如何建立?
孟璐:我希望此次展览能鼓励中国的艺术家充分体悟自己的个体性,而不是作为某个群体的一部分。如果某位艺术家跟我说:“来看我的作品吧!你能看到挺多艺术的!你还能看到挺多中国的!”我希望这样的桎梏能够从这场展览开始打破,让他们的作品能从自己的定义中被解读,而不是被视为代表了某种整体现状。我们希望变得国际化的东西,是一种能打动人的东西,  尤其是能打动艺术家。与此同时,我们也非常希望了解全世界的艺术家对古根海姆的这项工作有什么样的反应,如果能让这些中国艺术家所进行的艺术实验影响到美国的艺术创作,那我们的目的就真正达到了。

▲ “1989后的艺术与中国:世界剧场”参展作品,曹斐《人民城寨——第二人生网络城市规划》(RMB City: A Second Life City Planning by China Tracy),2007年

Q:你既负责整个古根海姆基金会亚洲部门的展览策划,同时也是古根海姆美术馆何鸿毅家族基金中国当代艺术计划(The Robert H. N. Ho Family Foundation Chinese Art Initiative)的负责人,在你看来,这两个项目的视角有何不同?
孟璐:过去10年间,我们在古根海姆所做的大部分研究均关注的是全球语境中的亚洲艺术,这样的研究视角同时影响了这两个项目。不同的是,何鸿毅家族基金会中国当代艺术计划更关注年轻艺术家以及创新性的、在更小的空间内施展的艺术实践,这些直接邀请艺术家进行的委托创作最终会被古根海姆收藏。而“1989后的艺术与中国:世界剧场”则很好地体现了我们所说的“历史的当代性”,这是对当代艺术实践的一次从历史视角的考察。两者十分不同,但又紧密相关。 (采访/叶滢︱撰文、整理/徐丹羽︱译/叶晗)

 以上问答选自《艺术新闻/中文版》四月新刊 

* 除特别注明外,本文图片均来自 Solomon R. Guggenheim Muse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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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征计划——胡志明小道项目总体策划案

2010-05-13 16:05:47 来源: Art-ba-ba 作者:

1 “胡志明小道”历史背景
胡志明小道曾在第二次印度支那战争时期(1954-1975)被用作越南北方和南方、老挝、柬埔寨之间的战时物流秘密通道,小道由复杂的公路网络、乡村小道、山林小道组成;这一地区同时也是两大社会主义阵营(中国和苏联)与美国的政治策略交锋点——中国支持“第三世界”民族解放国家独立运动的决定是毛泽东提出的“团结大众抗击帝国主义势力侵犯国家边界”的行动之一。以越南为例,历史上,中国与陈朝时期的越南仍保持君臣关系……忽必烈企图在十三世纪攻入越南……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越南对柬埔寨进行占领……

2 项目当前背景和问题
在当代文化生活中,个体很难在社会生产的体制下摆脱既定的角色身份,因此我们特别需要在一个更广泛和复杂的文化背景下来检讨、思考和重新定义被表述为后冷战、后革命、后殖民、后历史的现实。而渴求作为文化系统生产、思想结构呈现、记忆和知识的物证的艺术,却日渐成为了全球资本主义、新自由主义政治正确的物证和日常奇观。那么,在艺术界的“体制批判”和“社会参与”两个思潮以及“相对主义”的应对方法之后,是否能有一种新型的生产关系?作为个体的人是否还能对历史有所表态——有历史感地活着?胡志明小道本身分支繁复的地理现象就隐喻着多种历史叙述的潜藏状态,这其中是否存在着一个“隐秘的空间”——一条当代视觉政治经济学的“胡志明小道”?今天的胡志明小道来自何方又走向何方?

胡志明小道不是展览标题,不是项目标题,不是生活体验,而是现场!

3 长征计划为何发起“胡志明小道”项目?
2002年的“长征”从宏大叙述出发,8年后我们更明确地针对一个视觉政治经济学的“隐性空间”,它和胡志明小道一样,不但在地理、国际关系上有着隐蔽、不断延伸、纵横交织等特点,也对现实的塑造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面对上文所提到的问题,“胡志明小道”应该是一次唤醒,挣脱既定社会角色带来的包袱,而重新背上历史感的“包袱”;“胡志明小道”应该是点状的事件和现场串联起的一次行动,把“表演Acting”物化为“行动Action”,通过这个“表演Acting”和“行动Action”, 使人身体、记忆、话语的交流重新敏感化、重新现场化、重新历史化——我们重新面对和拥有一个“百感交集”的状态,以此作为基础,镶入空间和历史的“隐性政治空间”的建构。
因此,“长征计划——胡志明小道”是2002年“长征 - 一个行走中的视觉展示”的再出发和重新命名。
我们要的不是具有双年展典型性的艺术创作方式、展示方式、阐释方式,而是要复杂化、矛盾化当前艺术的境遇。此次从东南亚地区切入,以胡志明小道作为一个隐喻和讨论的出发点,把过去、现在与未来的关系,假设、固有认知体系与身份的重新理解,创作、展览和市场的等体制构成的生产关系等等结合起来,通过全球共同面对的当代艺术问题构成基本面,把人们对历史、对集体意识、对空间记忆、对视觉、对身体的经验编织在一起,把多个区域、多个个体正在发生的艺术生产现场动员、组织起来。
“长征计划——胡志明小道” 以调研、教育论坛、行走、剧场、知识库等元素构成的。

4 项目实施
第一阶段
调研
时间:2008年——2009年

第二阶段
“长征教育”驻地教育论坛
时间:2009年7月1日-31日
主要地点:北京长征空间
参与者:来自柬埔寨、越南、韩国、美国、中国的几十位艺术家、策展人、学生、学者等。
形式:内部教学和公共讨论相结合
“长征教育”是长征计划从2009年开始,持续进行的一个项目,每年主题都有发展变化。项目的第一期以“胡志明小道”这个独特的历史隐喻为作讨论出发点,建立起一个知识生产结构,其意义来自于参与者在这个过程中表达他们的公共经验,以及项目产生的文本、资料的链接以及个人参与实践的身体体验、关系网络。所谓“教育”的主体时刻发生着变化,每个参与者于其中,自我和所在的社区被放在更大的地区历史、国际关系、政治文化关系中被检视。“胡志明小道”项目的相关话题和概念得到提炼,形成思想基础。

第三阶段
行走
时间:2010年5月4日-25日
主要地点:金边、胡志明市、顺化、老挝9号公路班东至车邦一段(胡志明小道旧址之一)、万象、河内、广西友谊关
参与者:由长征计划完全邀请前往行走的主干队伍包括工作团队、艺术家、思想家等(共计30人左右),到达当地后本地艺术家、知识分子等各种层面参与者的加入是不断滚动、增加的行进状态。其中,老挝9号公路班东至车邦一段(胡志明小道旧址之一)是公开向东南亚三国发出邀请、志愿参与、徒步行走的路段。
行走方式:沿途有各种思想的讨论、对话、讲座,行走过程也会根据不同路段使用不同的交通工具。
由旅行、对话、记录、书写行动构成“行走”;用知识的思辨、经验的传播、作品的实施和文本的纪录等一系列的行动构成“行动”本身,构成作品的可能。在相关区域之间、族群之间那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共生共构关系基础上,超越问题的区域单一性和正统性,放弃和本土融合对话的假象。 一路上面对“他者”旅游攻略式地展开的表面的地缘政治,历史与战争记忆,族群和文化冲突等主观层面的“在地性”的矛盾与冲突,凸现政治正确的荒诞与无奈。
联系大家的是一起“呕吐”的过程:可以是参与者把自己已有的“现实”、困境、焦虑、危机释放出来,和当地人交换观念里“西方”以外的东西;也可以是和当地直接对话,对已有观念进行“试错”……

第四阶段
剧场
时间:2010年9月-11月
地点:长征空间
此后在其他地点不断发展

参与部分与形式:将前三个阶段产生的文本、资料的链接、讨论现场、作品以及个人参与实践特别是行走阶段的身体体验、关系网络转化为多个时间段同时或先后进行的多幕排练,并以多幕剧场喝多地点、多时间、多媒介方式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