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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炼:《符号学实践》导读

2012-01-06 16:55 来源: 段炼的艺术空间 作者:段炼


 

Michael Hatt and Charlotte Klonk “Semiotics in Practice” in Michael Hatt and Charlotte Klonk Art History: A Critical Introduction to Its Methods, 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2006.

《符号学实践》选自英国曼切斯特大学出版社出2006年出版的教学参考书《艺术史:研究方法导论》,是第十章《符号学》的最后两节。该书作者之一麦克·哈特现任英国沃维克大学艺术史系教授,也是美国耶鲁大学英国艺术中心的研究所主任,曾兼任伦敦大学艺术史教授。哈特主要研究19世纪英美艺术与视觉文化,专攻其中的性别和种族问题。此外,他对雕塑、艺术理论、艺术的治史方法等课题也深有研究。该书另一作者夏洛特·科隆克为新起学者,受教于英国剑桥大学,目前在德国柏林的洪堡大学教授艺术史,研究视觉心理学和英国风景画,对艺术史的方法论也有很深造诣。

哈特与科隆克合著的这部书是史学方法的述评,其“述”乃历史叙事,将西方艺术史的现代研究方法,追溯到黑格尔,然后一贯而下,直讲到后现代以来的各种主要理论和方法。所谓“评”,是对历史叙事的超越,也即该书不是对各种方法及其发展的一般性记述,而是讨论主要问题。这种著述方式在写作上关注的是类似于中国史学界所说的“史与论”的关系问题,例如,在追溯艺术史之现代研究方法的渊源时,作者没有泛泛谈之,而是重点论述黑格尔的艺术观与历史观,由此阐发现代治史方法的缘起。在探讨形式主义史学理论时,这本书也没有包罗万象的一般性描述,而是专门考察并评论沃尔夫林和李格尔的艺术史观及其方法。这就是说,此书在笼统的平铺直叙上面,构建了一处处理论的亮点,这些具体的理论之“点”,连结成一条历史方法的发展之“线”。

本书分为两部分,前一部分论述20世纪前半期的现代治史方法,主要有形式主义、图像学、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历史研究方法等,后一部分论述20世纪后半期以来的当代治史方法,主要包括女性主义、精神分析、符号学、后殖民主义等研究方法。本书第十章《符号学》主要讨论了索绪尔和皮尔斯的符号理论及其方法,并将二者放到艺术史的研究实践中进行具体阐述和讨论。

按照通常的说法,符号学是研究符号表意的科学,包括表意的机制、过程、系统,涉及类比、隐喻、蕴意、传播、反馈、交流等环节,其核心元素是符号与象征。符号学同语言学密不可分,二者的研究对象直接相关,大体上有三方面。一是语义学,考察符号何所指的问题,二是句法学,考察符号间的关系,三是语用学,考察符号的使用问题。语言学一路的符号学,起自索绪尔,包括俄国形式主义和法国结构主义,称符号学的欧洲学派或法国学派,以法国后结构主义文论家罗兰·巴特为现代符号学的重要人物。巴特对符号学发展的贡献,主要在于他超越了索绪尔的语言学局限而进入到文化研究领域,将能指与所指的关系向前推进了一步,使语言学的所指变成文化研究的能指,从而指向一个更具深意的所指。在此,巴特不仅将语言符号学引入象征符号学,也赋予符号学以社会和政治意义。

现代符号学的另一大派是美国学派,其理论基础可以追溯到20世纪前期的皮尔斯符号学。关于皮尔斯理论,可参见《符号·导论》,此处不再赘述。在皮尔斯的三元论中,“符号项”包括图标、索引、象征三类符号,对此,可参考《符号·导论》和《语言再现·导论》,此处也不赘述。

哈特与科隆克书中的《符号学》一章,先以第一节讲解索绪尔关于能指与所指的问题,并借美国当代艺术史学家、批评家罗萨琳·柯劳丝(Rosaline Krauss)对毕加索的一幅立方派室内静物画的解读,来阐述其理论和方法。然后,作者在第二节转向皮尔斯的理论和方法,并同样借读图实践来阐述之。

这里翻译的《符号学实践》从艺术史研究的实践,来探讨符号学的具体运用,并给以评价。作者重点探讨20世纪后半期美国学者夏皮罗的实践,指出他没有机械地套用符号学某一特定学派的分析模式,而是将其与多种方法结合起来,开创并拓展了符号学在艺术史研究中的运用。

如前所述,由于这部书的写作特点是以点带面而非面面俱到,为了帮助读者理解夏皮罗对符号学方法的运用,我们在此提供一个简略的学术背景。

在西方学术界的艺术史研究领域,梅耶·夏皮罗(1904-1996)有着特殊地位,他的学术事业成长于在美国本土,他是标志美国在二战后学术独立的第一代学者,同时他又承传了欧洲学术,是沟通美国学术与欧洲学术的集大成者。在艺术史研究和艺术理论与方法的运用方面,夏皮罗不仅是潘诺夫斯基、阿多诺、本雅明的继承者,也是他们的朋友、同事或有一面之交。更重要的是,他将沃尔夫林的形式主义艺术理论,引入到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历史研究领域,将不同时期的学术思潮贯通了起来。因此我们不难理解,夏皮罗在哲学方面也融会贯通,将海德格尔和梅洛·庞蒂的现象学、将列维·斯特劳斯和雅克·拉康的结构主义和精神分析、将杜威的实用主义等欧洲和美国的现代思想,引入到自己的艺术史研究中,形成了美国学术的特色。

对此,西方学术界有一共识:夏皮罗为艺术史研究作出的贡献,主要表现在如下方面。其一,他主张通过高度集中注意力的“观照”,来对艺术作品进行探讨式的视觉形式分析;其二,他指出艺术的实践无论是不是一种异化了的活动,都是体力与智力的双重劳动形式;其三,他认为艺术作品的含义既来自作者意向,也来自读者接受的历史过程,二者的对话决定了作品的意义;其四,他宣称“批评理论”并不在于建立一个体系,而在于有体系地从事批评活动。具体地说,在研究方法上,夏皮罗有六大治学特征。其一,在视觉分析中以形式分析为基础,其二,在图像解读中以潘诺夫斯基的图像学为参照,其三,在作品阐释中强调意识形态的重要性,其四,将现代符号学引入艺术史研究和批评实践,其五,将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引入艺术史研究和作品分析,其六,反对存在主义在艺术研究中的非历史倾向。

在以上万花筒般的理论思想和方法论语境里,我们阅读《符号学实践》中关于夏皮罗对符号学的运用,应该注意一点:虽然夏皮罗对罗兰·巴特情有独钟,但他更倾向于皮尔斯理论,换言之,他在欧洲学派和美国学派之间发现了连接点,这就是符号意指的延伸与扩展,这使符号学的运用不必局限于索绪尔语言学关于能指与所指相对应的说法。

如果说夏皮罗是将符号学引入艺术史研究领域的先驱,那么相对而言,荷兰学者米柯·巴尔(Mieke Bal, 1946-)便是一位新起者,是在视觉文化研究领域运用符号学的典范。在《符号学实践》的同一节中,作者也重点考察了巴尔的符号学方法实践,这便是她对伦勃朗等古代大师的研究。巴尔对符号学的运用,不是严格追随索绪尔或皮尔斯,而是取其所长来建立自己的方法论,其特征是多种方法的综合与灵活运用。

《符号学实践》对方法的探讨,以评述某一学者的具体研究为基础,重在分析其操作机制,并给予相应评价,这有助于读者对方法实践保持清醒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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