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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实验影像的发展重在对“本体”问题的研究

2010-02-25 17:12:21 来源: 《ART概》 作者:刘旭光

中国实验影像的发展重在对“本体”问题的研究
——刘旭光访谈

采访:张敏捷
刘旭光,艺术家,中国首届美术博士,质觉美术理论的创始者,新媒体艺术教育家,北京电影学院美术系副主任,新媒体实验室主任,硕士生导师

一、“实验电影”的发展脉络

其实“实验电影”这个概念“很老”,自从有了电影就已经有实验电影了。它是属于电影的一种类型。实验电影对当时电影事业的发展做了很大的贡献,而后来不少当代艺术家也做过实验电影,很具代表性的有:安迪·沃霍尔、玛雅·德兰、达利与路易斯·布努艾尔、杜尚等人。马塞尔·杜尚与美国艺术家曼·雷伊合作;杜尚的目的不是讲电影,而是对光学与视觉的实验,总而言之是达达主义的抽象电影,代表作为《贫乏的电影》。安迪·沃霍尔是地下电影的思想与艺术的集大成,充分表现了美国地下电影的特征,深度与力量,同时也表现出它的局限性。代表作有《帝国大厦》64年,《吻》1963年,《肉体》1968年。达利与路易斯·布努艾尔合作的《一条安达鲁狗》《黄金时代》是超现实主义和充满批判精神的影片。玛雅·德兰的《午后的罗网》是她带领我们游历了迷人的人类意识和无意识的天国。但我觉得那个时期,他们的语言方式还是在讲电影,还是在电影里面做的一种实验与探索。到后现代电影时期才发生一个彻底性的变化。是一个展示电影与后电影的时代的到来。比如白南准、丹·葛蓝汉与安·玛莉·杜吕的录像与反馈录像加强了参与性,这一时期强调录像中的新电影美学问题。跨世纪前后的实验电影作品,比得·格林那威、马修·巴尼是探索跨界问题,电影并不仅是描写的艺术的天堂、在现实美学、性质美学概念重构等问题上探索更为深刻的美学概念。从大的范围而言,一切流动的影像都可以称为“实验影像”。从美术史的角度来看,从有研究材料,拼贴艺术以来不断的增加画面的高度,然后走出画面、走向空间、走向大地,行为、影像、装置交互、互动艺术的产生和发展,整个是一个新媒体的发展过程。它已经成为一种主流的艺术语言,影像的渗透力要强于其它的艺术媒介,它的传递方式和特性跟互联网的信息时代是密切相关的,而且还可以结合装置立体展出。上面是初步的梳理了下实验影像发展的脉络。

二、国内“实验电影”的现状与形态

中国青年实验电影艺术在今年有很多活动。北京定期举办活动的机构有:栗宪庭电影基金会,吴文光工作室(实验电影等),举办展览活动的有宋庄艺术节新媒体艺术及实验影像(实验电影)节,青年策展人张海涛、吴秋虞、吴玮禾、张猛等策划。北京大学青年实验电影展映与尤伦斯青年实验电影展映与研讨会,由朱青生和翁剑青主持,沈朝芳策划,湛江中国青年实验电影展映与研讨会,白颖策划,湛江市文化局主办。据不完全的统计本年度活跃的这些青年实验电影(实验影象与新媒体实验电影)节的艺术家大都是70年代至80年代出生:丁昕、吴秋虞、马秋莎、炭叹、陈卓+黄可一、李隆、叶丹、宋松、吴俊勇、朱小七(实验动画)、李明、陈飞、项国强、包鸥、丁丁、周颍、李隆、曾梦、刘启兵、韩斌、刘懿增、郭亮、周正汉、陈轴、陈伟、陈强、潘龙、台湾的洪东禄(三维实验片)、宋寅栋(三维实验片)、吕莹、沈朝芳、王婷婷、江杨、张冰、裴丽、牛大悟、黄嵘荣、杜仿、刘茜懿(三维实验片)、盛夏、张猛等。

国内的实验电影,目前从青年艺术家的表现形态上分析,是欧美发展的凝缩。包含着电影一百年来发展的各个阶段的样式,可以简单的分为三类:一类是偏直接记录性的对生活与现实美学的探讨;第二类是更主观的表达;强调表现与概念、交互与互动、三维技术等新的方式,根据他们的一种视觉经验去表达他对艺术的认识,或者对事物之间的关系的转换以及对视觉可能性的探索;第三类是延承,将过去实验电影的方式运用在创作中,强调实验性和强调技术及方法论。比如故意的失焦,技术上刻意使观众注意力疏离影像的拍摄与剪辑技巧,在胶片上弄上刮擦的痕迹等。以上三种类型也基本上概括了目前国内青年导演作品的类型和风格。

三、新媒体艺术对年轻人更为重要

我在国内策划最早的一个新媒体艺术展是2005年,在北京电影学院“体验与知觉——新视像新媒体艺术展”,当时国内关于新媒体艺术的展览还很少,不像现在这么多。其实在这之前还做过第一次新媒体艺术展是在2004年,为日本横滨策划的中国新媒体艺术的展览,“视像群——中国当代艺术新学院方式新媒体艺术展”,这个展览在国内介绍的很少,但在日本反响很强烈,一共展出了十几部影像作品和互动影像及装置的作品。之后相继策划的展览有:2005年,国际数码IDAA艺术联合会在北京第一次数字艺术巡回展,即IDAA与北京电影学院新媒体艺术互动展(今日美术馆);2006年,第二届IDAA与北京电影学院新媒体艺术互动展(北京电影学院);重突物语——2006年横滨新媒体艺术影像节(日本横滨);暖痕——新媒体艺术展(横滨ZAIM艺术空间);2007年,交互中——2007横滨新媒体艺术影像节(日本横滨);浮游与位移——鸭川充气装置公共艺术展(日本鸭川);2008年,水木境天——北京电影学院国际新媒体艺术三年展(北京电影学院)等。

我做展览有一个特点,喜欢去发现青年的艺术家,给他们提供机会。参展艺术家有两种身份,一种是职业艺术家(包括又是大学老师又是艺术家),再就是青年艺术家,(学校的学生和刚毕业进入社会的年轻艺术家)。我觉得新的媒介、新的艺术可能对这些年轻人更重要。

我们系有一个学生叫陈健,2005年做了一个片子叫《反跑北京》,记录了她从天安门广场一直跑到电影院这么一个过程,影片中是路上川流不息的人流和喧闹的都市场景,总的来说青年人刚到大都市以后比较迷茫,既好奇又有一种恐惧的心态,我觉得当时这个片子把握的很好,把她刚到大城市的感受拍出来了。同样这个班里还有一个学生叫张懿,他的作品相对理智。他是山东人,比较喜欢看老庄的书,他做的片子很极简,作品《开门》实际上就是把门打开以后,过堂风从这里通过,窗帘自动掀起来,很简单片子也不长,就是表现这样一个单纯的过程,把自然当中的一种现象捕捉到了,把东方的那种意识渗透了进去。让你通过感受到这种“无中生有”中国精神的存在。

据我了解,2004年以后,国内各大院校相继开设了新媒体艺术系(专业)。可能命名上有所不同,但是研究的方向都差不多。从这个角度看的话,现在全国搞实验影像艺术的人已经很多了,加上从其他学科转过来搞的也很多,我们年初在镇江开过一次实验电影的座谈会,有从北京去的也有从南京、四川去的,当时放了一些片子,也进行了交流。总的来说中国的实验电影是在一个发展势头迅猛的阶段,目前各大艺术院校以外像其他的独立机构有:栗宪庭电影基金会,吴文光工作室以及一些其它形式的机构和网站,视角虽说有所区别,研究方向不是很一致,这个我觉得不是问题。在新媒体艺术面临的这样一个时期,作为当代艺术中的实验电影的这样一个现象,它的发展速度比想象的要快。这种形态跟绘画不一样,画画在教学中会受到抵触,但是做影像没有。影像、图片的方式跟人天生贴切,从这点来说,青年人接收起来可能要快一些,而且它的发展趋势也快。和它的表现力强有关,更能把人隐藏的情绪表现出来并可以去实现。从这点看实验电影的领域可能在近几年会有一个重大的发展。

四、实验电影的教学

北京电影学院的“实验电影”作品有两种倾向,一种是我们新媒体实验室学生做的作品。基本上用美术的语言方式,后现代的观念与方法,作品不强调叙事也不过于强调表现,主要是通过视觉语言的转换方式强调其中的矛盾性同时也强调作品的原创性。在展示的影片中还有一种是带有叙事性的,这是北京电影学院其他专业的学生作品,他们对画面的把握等方面都没有问题,但作品缺乏当代性。虽然他们片子带有实验性,也做的很完整,但是停留在表现主义和超现实的表现方法之中欠缺当代艺术的锐利。

那么怎么去做“实验电影”呢?其实谁都可以参与进来。我举个例子,中央美术学院有个女导演叫炭叹,她的作品叫《前门一店》,关于前门的拆迁,旧的建筑不断的被遗弃,影片中透过窗户也能看到前门大街车水马龙的现实生活的景象。她好像本科也不是学电影的,但是她对电影的语言把握的很完整。关键是她的作品反映了当下中国社会在经济发展之中的剧烈变化,从这点看我们先不论作品里面在技术上的处理是否完全到位,这并不重要,今后都可以学习和完善它。而另一位男导演吴秋虞,他的片子中影像的语言上处理的很细腻,很多画面像抽象画一样,这种表现语言会给观者带来一些心理暗示,让你去思考一些问题,这也是他常用的一种方法。

而且我们在教学里,也有特殊的训练课程,从大一基础课的素描开始,我们就有意识去训练学生观看事物的方式,锻炼他们用新的方式去观察。我们画素描,但不仅仅要画像,更要将你自己的感受和想象描写进去,包括你对空间的认识和形体与材质之间的转换等,这些都是基础。我们会先从物体和物体之间的关系入手,比如硬和软的物质,固定和流动的物体之间的关系,还有人物跟空间、材质之间的关系的训练开始,一个课题一个课题的进行。

我们的作业会画一个影子打到地面和墙面相接的地方,地面的影子里有一条写实腿的形态转换出来了,这腿是写实的是人体与光影之间的转换。从影子中转换成立体的画面,实际上从绘画到把握当代语境是有难度的,但他们做的很好。我们不但训练他们素描的表现技巧,同时将他们的思考方式提前带到新媒体艺术的创作上去。我认为这部分是最重要的训练课程之一,对他们今后拍实验电影非常有意义,等于给他们打好了坚实的基础。为什么现在很多作品转换的很别扭,基本的问题是造型语言转换的问题没有解决,没有掌握好这种语言的方式。

其实艺术发展到今天,它的表现语言越来越丰富和多样。但如何能做的更到位,语言与观念之间的转换是很微妙的,只能是恰到好处,过了一点都不行,那么怎样才能做到恰到好处呢?那就是你的思考是否涉及到艺术的“本体”的问题?只是注意到了它的表面,涉及不到“本体”作品就会感觉很别扭又牵强,当代艺术实际上还是研究一个本体的问题,一个人自身的根源问题。这点非常重要!

五、中国文化理念的当下性的意义

我的博士论文“质觉”就是探讨这个问题的,用一句话概括就是,从本质中觉悟。这种本质也可以说是人自身的本体问题和艺术的本体问题,比如,我们想象中的宇宙非常大,但实际上把一滴水、一粒沙放大,里面的结构空间以及它的质性提供给你的也是一个宇宙。这就是我们现在要探讨的观察问题的方法。我做过一个作品:《墨滴》,墨滴很小,像米粒一样。它对中国人而言没有什么神秘的,我们一说墨就会想到中国文化和水墨文化,其中的含量很深厚。

对水墨文化如何理解呢?简单说有两个方面;一个是书法,再就是绘画。书法里面又有两层意义;一层是它的记录性,书写了我们的文明和历史,才有了文化的深厚积淀。另一层是书法的艺术性,书法艺术是视觉的。让你能感受到中国人通过文字的书写的变化,对形态不断认识的过程,也是一种审美,是中国人的一种美学方式。用墨在宣纸上绘画,是中国的文化,在历史的长河中,绘画一直到今天还在不断的发展。严格地说水墨画的发展有难度,别的材质要是搞当代艺术比较容易,水墨是传统的材质从当代创作上很难参考以往的模式。从另一个角度去看台湾研究水墨的质性比我们早些,因为当时中国封闭的时候他们就已经开始做新的水墨。对大陆影响最大的像刘国松,大家都知道。那个时候就已经开始用水墨去研究一种新的方法。但是到80年代末之后台湾基本上没有什么突破。反而真正的突破是上世纪90年代从大陆又对水墨开始了不断深入的试验性的研究,其实跨世纪前后水墨才真正作为一种材质进入了当代。

当代艺术中的水墨问题,已经不是以前的水墨画和实验水墨的概念,它作为一种材质进入了当代。比如我的作品《墨滴》它确实是中国传统的材质,这是不可回避的,而且我也是主动的去接触这个问题。“墨”一直在书写我们的历史,并记录我们的情感。另外作为一种绘画的样式也传承至今。但是墨本身作为一种物质,它自身的美感并没有去关注或者说关注不够,实际上你在用墨书写历史、记录中国的文明的时候,它其实也像眼睛一样注视着我们历史的发展和行为,只是记录的角度和方式不同,结果也不同。《墨滴》拍了三个小时,“墨”作为材质的重要的意义是把几千年的文化的积累转换成了作品,记录一滴墨从湿到干物理变化的过程,我想这个就是一个审美的视角的问题。原来可能我们这么看,今天我们到它的内部去看,通过它的材质以及物理变化状态,去反映发现一种新的审美的方式。《墨滴》中“墨”的材质是传统的,用它讲的是今天的问题,是一个当代的问题,这也是通过高科技的技术和传统之间的转换。借助高科技把它做成一种实验电影,这种流动性的画面展示给观众的时候,当你静静的去观察它的变化中,会对墨的本体的问题去思考,也会对我们文化的本体问题去思考,同时你也会想当代的问题;因为它发生在今天。这里面艺术的观念、科学的技术两个现象碰到一起的时候创造了一种新的形态、新的审美方式,我想水墨这种传统的媒材在当下还会有很多的可能性,并不是说水墨到今天就没了……。

刘旭光,笔·触点,行为影像,宣纸、墨,2004年

六、实验电影的“本体”和“本土”问题

我觉得可能不是强调一个本土问题,而是强调本源、本质、本体是根本问题。以前留下来的形态我觉得是有历史的,这里面也是一个方法,也有一个本体问题。

回到墨的本体就是一个认识的问题,如果拿着一个形态变来变去,没有什么意思。“本土”我觉得有区域性差别,地域性会把人的思维方向束缚,不是本质的问题,这里面也有可能性但是我想不是强调的根本,因为我们应该把问题看的更深一点,并不是从半截的一个形态的问题。我想在用词上可能一个“本土”和一个“本体”感觉是一样,但是我觉得本土有形态的束缚。应该作为一种要素存在,不能全是好像对自己文化的一种尊重或者把自己一种单纯的爱放在里面,这个不是。因为作为人来讲应该创造一个新的,我们的古人也是在创造,他们创造的是新的、是人类的,比如我们创造的纸全世界都在享用促使了全世界的发展,我们对人类的贡献来说当时他想的不是本土是本体,作为我们这一代人更重要的是思想问题不要束缚。

我们刚才从美术学角度说了很多问题,其实跨学科同样也是有本体的问题,比如说作品涉及到社会学的问题,可能会有一些比较偏激,过度的政治当代性将会削弱艺术的当代性。

这个度如何把握,还得看你对中国传统文化各个方面的修养。曾有一个时期艺术界比较反对作品的过度社会化,他们认为艺术创作就是艺术创作,但现在已经不讨论了,不管你用什么方式和方法去表达,关键是看你的作品表达的内容是否很有价值和有意义?反映社会现实问题的作品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对于整个艺术的形态而言,我们需要这样的作品但并不是说这么做就是最好的。聚焦社会话题的作品看似容易,做好了其实更难。总的来说,还是要回到本体的问题,我们积累沉淀的越深厚那么对于作品的驾驭能力就越强,对作品的把握也会恰到好处。我们要做真正对今后人类的整体文化来说都有意义的经典作品,而不是为了迎合当下的现实利益。所以必须经得住寂寞,这样自信心才更强。

去年6月我们在中国美术馆看完“合成时代:媒体中国2008——国际新媒体艺术展”看后觉得很不解气,展览的作品过于视觉化和娱乐化,真正能感动人的作品少,这里面我觉得就是缺本体的问题,没有对人体或者对媒材本身去探索,过于强调它的技术和趣味性。我想新媒体艺术需要跨界的能力,但做作品还是应该回到本体,这样才符合艺术发展脉络里面的新媒体艺术。

七、国外优秀“实验电影”的推荐

我建议喜欢电影的年轻人应该看几位艺术家的片子,这些片子很值得研究。比如像安迪·沃霍尔、玛雅·德兰、达利与路易斯·布努艾尔、杜尚,比尔·维尔拉、道格拉斯·哥登、莫奈·哈特姆、比得·格林那威等人的作品。刚才提到日本,日本新媒体艺术大家印象都做的很好,他那有美术馆和基金会的支持,我在日本留学时,能够看到很多西方新媒体艺术家的作品在日本展览。日本也有一些优秀的新媒体艺术家,但在从世界范围来看,可能影响力不是那么明显,他们真正对世界有影响力的是,在上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的两个画派,一个叫“具体派”,一个叫“物派”。

这两个画派在美术的发展史里起到过用,它也是真正对艺术史做出过贡献的。西方人关注东方艺术时,首先关注的是这两个画派,尤其“物派”,“物派”的体系应该说是来源于中国的,他们做的东西当时跟世界的极简主义也比较同步的,而且更有东方的人文精神,基本上都是把自然的物质、物体直接挪用,里面很少有什么人为的东西。这两个画派也奠定了日本在世界艺术史中的地位。日本到后物派的时候就出现了新媒体艺术家,比如像宫岛达男在上世纪80年代末,就开始用发光二极管做装置,因为他也是表达一种对物质的认识,他把这种物质和东方的哲学包括数字的概念结合到一起使他的能量扩散,也是很早被世界认可的新媒体艺术家。

八、实验电影的价值和出路

目前中国的社会正处于迅猛的发展的阶段,广泛注意的是经济问题,还顾不上对艺术的重视,尤其是最前卫,带有实验性、先锋性的作品那就更难被大众理解。上世纪90年代中国当代艺术刚兴起的时候,也是同样不受人关注的,少数人在不断地坚持创作。也就是2000年以后,由于市场的炒作人们才发现其中的价值,现在越来越认为中国的当代艺术是有价值的。我想今天国内的新媒体艺术和实验电影,与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当时的那种实验性绘画的现状比较类似,现在“实验电影”不被大量的受众家所接受,这个我觉得不要紧。重要的是,一种新的艺术方式的出现,对整个社会之间平衡的调节特别的重要,因为这是一种意识形态里面的事情,社会发展的越快,实际上在它的意识形态里面有一个东西是很恍惚的,这个时候需要艺术在里面调节一下,所以实验性的作品非常重要。因为它是对人自身的一种挑战,包括身体、意识形态,所有规律性的东西都要面临这种挑战,然后从中发现新的方法去解决问题。

实验电影的真正价值就在于此,实验电影在国内一定会迅猛的发展,因为这种形态对人类的未来以及整个社会的发展来说,需要这样类型的东西来调整。它的出现将会改变我们未来的审美方式。未来并不是一个画派,一个流派的出现,能解决我们的问题,因为人类从现在开始面临的问题的复杂性超越以往,已经不是以前我们遇到过的那种问题,从学科的角度分析,它有生物学、化学,包括生理、物理、自然科学、环境这些问题都紧逼着你要思考新问题。我认为有能力带有这种包容性和承接这种历史使命的就是新媒体艺术。而且我对现在年轻的艺术家充满信心,他们基本都是上世纪70、80年代出生的,他们现在的作品已经有一个面目了,作品很完整。可以感觉到这一代年轻人做新媒体艺术的创作对他们来讲不是什么问题,他们的素养、他们在院校的积累和对其他学科的了解,包括对技术的积累在他们的创作里都有体现。请不要忽视了他们,也不要轻视了实验电影这种艺术类型。

针对实验电影的生存的可能性而言,我认为艺术发展的空间很大,信息时代的今天已经和以往不同了,以前我们可能要考虑到欧美的收藏等方面的问题,现在社会的需求很大,我觉得被动发展期已经过去了,主动地去迎接挑战。中国的新媒体艺术和西方的新媒体艺术地发展今天处于同一个平台之上。新媒体艺术现状对我们来说,中西方认识事物的方法可能不同,所以说我们做东西的时候应该按我们自己的方式去做,就对了。对媒材的运用强调我们的审美方法。首先要尊重自己的认识,这是真正的出路。

创作中我们还要互相去借鉴各自的优势,我想在不远的将来不是简单一个语种的问题,只要你做的好,别人也会主动的来了解我们,你对问题的研究在艺术的本体问题之上,他们就会主动的来发现你、认识你,到这个时期我觉得才是我们艺术真正的把我们这个平台支起来。古代东西方没有碰到一起的时候我们的思想老庄也是一个体系,虽然我们后期没有像欧洲发展的那么快,但是当时它也有它的一种方式一种理念。今天由于社会的发展,在今天这个问题上来说我想应该强调本体可以尽快的进入到我们的语境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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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录片《三里洞》

2008-06-09 17:19:34 来源: art2021 作者:

《艺术世界》杂志社将于11月17日14:00-16:00在上海市南京西路231号人民公园7号门 上海当代艺术馆举办12+DV影像展映.
12+DV影像工作室
                                                                                           《三里洞》

评述/访谈 崔辰

《三里洞》
评述/访谈 崔辰
类型:纪录片
导演/摄影/剪辑:林鑫
时长:172分钟
使用机型:SONY PD190
黑白 (color) / 2007

 林鑫,画家、独立影像制作人。1960年生于陕西铜川市,祖籍江苏太仓。曾在北京中国美术馆及西安等地多次举办个展。出版画集《21世纪优秀艺术 家画集——林鑫》,诗集《噢!父亲——黑色的记忆》。2003年至2004年编导了纪录片《陈炉》,2005年入选德国莱比锡国际纪录片电影节、日本山形 国际纪录片电影节和云之南记录影像展。2005年到2006年,拍摄制作关于矿工生活的纪录片《三里洞》。2007年入选云之南纪录影像展;获第四届中国 纪录片交流周(最高奖)独立精神奖;第4届中国独立影像年度展十佳纪录片。

故事梗概:
这是一部矿工之子拍摄的关于他父辈的纪录片。
1955年,300多位来自上海的热血青年,怀着支援大西北建设的希望和梦想,来到铜川三里洞煤矿。50年后,当年的建设者大多不在了。在那片深埋着黑色 煤炭的土地上,始终激荡的是矿工们的命运和呼吸。本片用15个片段,记录依然生活在当地的老矿工、已故者和那个即将消逝的时代。以矿工的群像,见证了生命 的坚韧和尊严。

《三里洞》:寂灭与“荣耀”

评述

在《三里洞》分为15个段落,纯粹的访问式采访,黑白是唯一的色泽。所有复杂的感受来自人物自身犹如普罗米修斯般在命运中的无力。
影片的关键词是“上海”和“黑色”。上世纪50年代300多个上海青年踏上了一辆命运的列车。从此他们的生活背离了“上海”所意味的都市质感和享受,而是 归于西北某个煤矿之地的艰辛与挣扎。他们远离了故乡,难以回归。岁月飘摇,他们没有一个机会得到集体的拯救和安抚,像深秋树上的最后叶子,认清了命运的脉 络,在平静地等待着飘落于尘泥之中。
曾经上海青年的梦想,在西北的某个矿洞里被湮没被吞噬,这是命运,还是其他?他们的命运呈现在他们的脸上,叙述的内容构成了《三里洞》的核心,相似的命 运,在相似的表达中,却有着不同的绵密之感。个体的力量绵延在历史的脆弱之中。正如贝托鲁奇所言“个人是历史的人质”,个体生命无法从时代社会的大框架里 逃脱。
这部纪录片的突出之处还在于拍摄者与被摄人之间近乎无隔膜的关系,导演作为一名矿工的后代去看望这些父辈,和他们攀谈,这种感情上的接近是别的拍摄者难以达到的。
林鑫的第一次拍摄就是《陈炉》,将一个即将消失的小城镇纪录在影像之中。《三里洞》的拍摄又是以纪录片去“挽留消逝”的一次行为。在没有学过任何影像技术的林鑫这里,技巧变得不重要,也许是内容太强悍太有力度了,纪录变成了最本初的简单手段。
几乎从来没有这样看过一部纪录片,诗句用充溢着感情的方式读出来,感情的流露是极端的、自我的,和彻底的。其他一些类似场景包括导演本人与弟妹们在父母坟 前的祭奠等等。细看诗句,“烧熟的红苕”这样的比喻触目惊心。对于林鑫,这部关于《三里洞》的纪录片,使他得以敞开心中某个长久以来积蓄已深的黑洞——在 成长中耳濡目染父辈生活的痛苦,这些感情的积点终于得以爆发,那些充满自身感情的镜头不再克制地一一流露。
那象征着昔日荣耀的戴着大红花的劳模照片正在变旧变残,积满了灰尘,曾经的身强力壮,现在的残缺贫苦,从表面看起来,他们的生活,这样的沉重,其中包括对 下一代的无力感。而生命本身的坚韧和尊严却油然而生,就在平静之中,忍耐之中,接受命运之中。或许,这是真正有意味的“荣耀”。

访谈       

ArtWorld:从一名画家、诗人,到去拍摄纪录片,尤其是《三里洞》这样一部悲情的关于父辈生活的纪录片,转折点在何处?
林鑫:事实上就像我曾经讲过的那样,并不是我刻意地要去写诗或拍纪录片。在某种程度上,是命运推着我向前走。沉溺于绘画、书法的困扰,沉醉于古典、现代音 乐的浸泡,从一个矿区里走出来的懵懂少年,已然挥霍了全部的青春岁月。绘画也变得幽暗混沌。当生命的激情被每日庸常的生存挣扎渐渐消解,棱角也在岁月的磨 砺中变得迟钝。2000年初春的一个黎明,久违的激情突然从心灵的深井中喷出,俨然一场地震。半个多月,不分昼夜写下的170余首诗,释放着关于童年、煤 矿以及那沉睡在潜意识深层的生命体验。后以《噢!父亲——黑色的记忆》出版。所有的无奈、悲伤和欢乐成就着我生命的丰厚,那是命运赐予的一份意外礼物。之 前没有写过诗,以后也很难再有了。纪录片《三里洞》其实只是另一种方式的诉说,黑色的记忆和那压抑在内心深处对于父亲的愧疚,通过拍摄得以部分缓解。从小 在矿山长大,自以为对煤矿非常熟悉的我,在拍摄中依然感到震撼和痛苦,我的心灵日益走向他们,向我的父辈靠近。同时也不断加深着我对生活的认知,并改变着 我自己的生活方式。从绘画、书法到诗歌,再从诗歌到影像的拍摄,无一不是内在的生命驱动使然,并最终成为我生命旅程中的一个又一个驿站。

ArtWorld:黑白画面是一开始就想到的吗?
林鑫:在《陈炉》的拍摄过程中,《三里洞》就一直在心中持续的涌动,它离我更近。面对着眼前陈炉夕阳映照下千年陶瓷古镇所呈现的古典之美,与心中充满张力 和视觉冲击的矿工生活场景形成了极大的反差。黑色的煤、黑色的矿工、黑色的记忆,当时第一个跳进脑海的,就是在黑白的片子中,有一个碧蓝天空的彩色镜头, 虽然,那不属于矿工。但是,在后来的拍摄和剪辑进程中,我认识到那唯一的彩色画面也是多余的。现实的残酷和沉重,剥夺了可能的希望和抒情。我无法使他们拥 有这一片纯净的蓝天,仅仅在片子中也做不到。当人们在生活中寻找所谓“诗意”的时候,与他们无关。对这部片子来说,黑白比彩色更准确。开始主观的设想,只 是提供了一个起点,随后的一切在拍摄的过程中自然生成。黑白粗粝的影像,纯朴直接的述说,都和这部片子的内容相吻合。在纪录片的拍摄中,拍摄者应该是被动 的。当你的主观设想和生活不一致时,你只能被生活拖走,而不可能凌驾于生活之上。把纪录片作者看作导演是荒谬的,你导演得了生活吗?所以我说纪录片作者的 身份是卑微的,只有你俯下身去,生活才会为你绽放。

ArtWorld:《三里洞》采用了片段式的访谈结构,访谈的地点几乎无一例外是在被访者的家中,还有两位去世的人,包括您父亲,放在开头和结尾的段落,对于这样的结构你是如何构思的?
林鑫:相对于以事件为主,不同的人物按所讲的内容分类穿插剪辑,我更注重个体人物肖像的完整。一个片段讲一个人物,并对其叙述的内容有所侧重。这样十几个 人物合起来成为一组群像,以不同的角度呈现出那个特定的时代。三里洞煤矿的建设者来自全国各地,而我只是选择了一个我可以进入的点。即1955年12月 18日和我父亲一起从上海支援大西北的318名建设者。但当我在50年后试图去寻找的时候,他们大都不在了。最终找到的不足20人。这些老人大都是在他们 的家中见到的,访谈在其生活的环境中顺势展开是很自然的事。我不会去主动设置访谈地点,也尽可能将我的干预降到最低。至于开头和结尾,那是一种命定的选 择。在拍摄中,老人们都不约而同地提到戚国其,50年后的讲述,听来依然惊心。戚的死成为他们那批人命运的转折点。我常听奶奶提到戚国其,那时太小,不知 道这个名字意味着什么,这次在拍葛登发时,他妻子说我家住的房子正是戚国其死后,我们才住上的。一种接力,前仆后继地死去。父亲的骨灰最终葬在故乡,那是 他们那一代人的愿望。起点和终点,开头和结尾,本来就是这样吧。中间是正在走向生命终点的老人们。《三里洞》中过的较好的王正祥,现在得了癌症不久于人 世,他那爽朗的笑声,也只能在影像中回荡。一个时代,随着他们的离去将被彻底的翻过去。长镜头久久地注视着山坡上爬行的一只蚂蚁,在城市的视野中显得微不 足道。一个个体的生命,在大时代变革中的悲欢,也往往被人们忽略。父亲的名字叫永生,放在篇尾,也落脚在最后的歌词里,让这些矿工的肖像,在我们的心中永 生吧。

ArtWorld:在被访问的段落里,你采用一种画外音+空镜头的方式,那些空镜头有矿上的场景,有街巷里打闹的孩子,也有老人家里的环境与细节,他们讲述的时候,镜头注视着那些劳模的照片和家里简陋的摆设,为什么要这样安排?具体的安排与相关的老人有无联系?
林鑫:这些风烛残年的老人和矿山的废墟,都属于那个即将消逝的时代。镜头的凝视,不知是否能存留下这些生命的碎片。大量空镜的运用,源于我的自觉。在废弃 的灯房、井架,机斗、选煤楼旁,小草野花们依然茂盛,曾经喧嚣沸腾的矿山,此时显得空寂。只有在这些老人的缓缓讲述中,给我们提供着一个时代的见证。那些 当年的老照片,复活为当下的记忆。眼前沧桑的容颜,则刻下岁月深深的痕迹。 即便是一些环境的细节,像家中的陈设和场景,也作为其生活的写照,在相互映衬中使人物变得鲜活。比如顾龙祥讲述工作时的空镜主要来自他一辈子的工作地点绞 车房;讲述生活的段落则采自他现在的家居生活环境。片段结尾顾阿姨唱圣歌时的固定长镜头,则是从他家的窗口凝视窗外黄昏的街景。那是一个完整自足的空间。 另外在讲述井下场面时,主要用矿区的夜景,作为无法复原的现场替代。那个空空的很大的灯房,那一排排残破的早已落满尘土的灯架,可以想见到当年人气的旺 盛。

ArtWorld:当年300多个人从上海来到铜川,50多年后,乡音已改,鬓发已白,这个时候的“上海”对他们的意味,是故乡,也是一个回不去的 地方,印象深刻的是其中有一个老人的妻子患有老年性痴呆,却一个人坐火车从铜川回到了上海,却怎么也找不到回家的路。“上海”对你这部片子代表着什么?
林鑫:对于这些来自上海的西部建设者,“上海”代表着一个时时刻刻魂绕梦牵,却最终无法回归的梦想。无论在哪里,不管是否能够回去,他们都清楚的知道,那 是他们的故乡,还有着一份希冀。到我们这一代则变得尴尬。回到南方,已明显感到自己是一个外乡人,融不进去。在铜川,则始终觉得只是在这里生活,而没有家 乡的感觉。这种双重的无根状态,导致了我们这一代归属感的缺失。当年为了生存,老一辈离开上海来到陕西铜川的三里洞煤矿。多年以后,随着煤矿的破产和企业 的倒闭,他们的下一代又纷纷离开铜川前往上海打工,仿佛是一个轮回。我在外地读书的儿子在博客中写道:放假了,终于可以回去吃家乡的羊肉泡馍了。在铜川生 活了这么久,我从未如此理直气壮的说出过“家乡”二字。看着他自信的话语很是感动,我或许也可以是一个真正的铜川人了。

ArtWorld:13个被访问者的性格在语言中流露,有的爽朗,有的朴实,有的忧郁,注意到你是尽量让他们自己去陈述,不去打搅,你问得最多的就 是他们子女的现状?有些地方拍得比较表面性,你说过这样的话,说你是因为不忍心去揭开疮疤,还有背后更加沉重和痛苦的真实,是没有办法表达到的,你觉得这 是因为你所处的位置(矿工的后代)还是因为纪录片本身的局限?
林鑫:从一开始我就决定,做一个默默的倾听者和记录者,尽可能不去提问。随着讲述,这些经过漫长时间的过滤依然刻在他们内心深处的故事,在我的眼前浮现。 拍葛登发时,有人说讲给你有用吗?我说没用,我改变不了什么,作为晚辈,我唯一能做的就是将他们的经历记录下来。在拍摄中,我发现很多老人对那一段历史已 经非常漠然,“我们这一代已经完了,没啥意思,都已经过去了。”老人们平时很少提及那些往事,也没有几个子女有耐心和时间去倾听他们的述说。一位80多岁 的老人,在我找到他并说明来意后,面带慈祥善意,微笑着非常委婉地拒绝了我。他现在平静的生活着,那些逝去的岁月不愿提起。后来我知道了一些他的情况,面 对着这位历尽人世沧桑,妻子女儿都已过世的孤寡老人,沉默是我唯一的选择。另一位老人在讲到自己子女的现状时,有意无意漏了一个,那是我的同学,后来被枪 毙了。他不愿讲,我也不能将已经结痂的伤口残忍地撕开。纪录片有着它自身的局限,内心深处最柔软的部分无法触摸。


ArtWorld:拍到你父亲那一段的时候,画外音突然出现了一首句子很长的诗歌,是你自己用很动感情的语调在朗读,与前面平静中的悲怆有点不协调,但诗 的内容又非常令人惊异和沉痛,是否觉得这首诗对你特别重要?你觉得即使在被很多专家批评这首诗的不协调之后,还依然选择要把这首诗放在这里吗?是因为要在 纪录片里给你自己的感情一个比较明确的出口?
林鑫:拍我父亲的这一段,我也试图通过他工友们的叙述来还原我父亲的形象。但他们面对着我,一个工友的后代,尽可能讲述着父亲的善良、朴实、勤劳。但我更 希望看到一个尽可能完整鲜活的父亲形象,有着他的闪光和局限。我不得不直接问到,我父亲那次受伤是怎么回事?他们有的说不是太清楚,有的说是井下冒顶砸到 了。面对这些已进入生命暮年的老人们的善意谎言,我只能无语,他们不忍伤害我。其实经过我是知道的,父亲身体虚弱,每天在井下跑几十里路检查瓦斯,平时别 人常扒矿车,他不扒的,那天或许是太累了实在走不动,第一次扒矿车的父亲就将脚压伤了,不仅饱尝痛苦,还受了处分。那首名为《燃烧》的诗,是关于我的父亲 和父辈生活的真实写照,诗的结尾揭示了矿工命运的延续性。不协调主要来自于录音时我情绪的失控,虽然在三次录音中我已经选了最平淡的,但毕竟不到老矿工那 种从容淡定的年龄。对批评心存感激,我依然遵循内心的直觉。因为在关于父亲的这一片段中,我是无法完全置身事外旁观的。

ArtWorld:感觉《三里洞》的人物,他们被时光所掩盖的青春梦想,在命运的挣扎中,所有的光荣都失去了光泽,这是一种时代所造成的命运的悲哀,是自身无法解脱的痛苦,就像那些古希腊的悲剧一样,是命运的悲剧,也是时代的悲剧。你怎么看这种悲剧?
林鑫:在《三里洞》中陈宜祥说道:“到这来能接受煤矿这个工作,那也是争先恐后拼命地干,
一方面为了国家建设,二方面也是为了自己生活下去。”活下去,是一个根本的命题。尽管我们用不同的方式谋生,但内在的本质是相同的,也同样面临着心灵的挣 扎和躯体的疲惫,对他们来讲,又多了一重生命无着的忧虑。所谓“悲剧”,其实是一种远距离观察的结果。在整个拍摄和制作的过程中,我没有想到过这个词。现 在也觉得无法把这一切称作悲剧。那是一种生活,快乐也罢,痛苦也罢,他们实实在在的就这样走过。在经历了命运中如此多的大起大落之后,他们依然顽强地生存 着,精神并没有被生活的重负压垮。两年后的一天,再次走近其中的几位老人,我看到他们第一眼时,葛登发和老伴依然并排坐在门口狭窄的过道上说话,周寿根在 家中的饭桌上和老伴一起下跳棋,罗世俊在老年活动室的牌桌上,身边随时带着他那有病的老伴。这相濡以沫的普通日子,使我的内心感到温暖,并感动于生命的坚 韧和灿烂。假如生活中没有诸多的无奈、痛苦、欢欣、慰籍,而仅仅只是单一的一种幸福,对我来说,那样的生活是令人窒息无法忍受的。

ArtWorld:你和被拍摄者之间的关系成为这部纪录片中特别的一部分,也使得这部纪录片成为可能。你怎么看纪录片中拍摄与被拍摄的关系?
林鑫:纪录片中拍摄与被拍摄的关系是一种共生的关系。身份的确立在某种程度上是一部片子得以成立的基石。《三里洞》之所以能拍成这个样子,也是我这个矿工 之子的身份决定的。片中一半的老人是从小看着我长大的,走近不太熟悉的老人时,我也先说我父亲是谁。事实上也正是相互的充分信任、尊重和理解,促使他们和 我一起完成了纪录片《三里洞》。正在拍摄的《同学》也是如此。同学的身份使我去掉了前奏和预热,直接切入的拍摄成为可能。

ArtWorld:拍摄使用什么样的机器?在拍摄《陈炉》的时候第一次拿起摄像机,技术上的障碍你是如何克服的,还是根本不当其为障碍?以后如何继续面对技术方面的问题?或者还是继续让内容的震撼压过技术的贫乏?
林鑫:拍摄《陈炉》用的机器是SONY PD150,《三里洞》用的是SONY PD190。作为一个年龄偏大的自修者,我在技术上应当持续努力。不排斥技术也不唯技术论,技术是一种手段,不是目的。在一个技术至上的时代,生产了太多 花里胡哨的产品。但我注重的依然是作品的灵魂。如果没有了生命的激情,我宁可选择放弃。

ArtWorld:什么是你理想中纪录片的“真实”?
林鑫:理想中的“真实”是不存在的。存在的只是每个人主观和相对客观的“真实”。每个拍摄者都有他自己的角度和对生活的认识,不同的视角看同一样东西也不尽相同。尽可能忠实地将生活转化为影像,尽可能而已。纪录片到底能够在多大程度上还原“真实”,这是一个疑问。

ArtWorld:你计划拍摄三部与《三里洞》有关的电影,其他两部在拍摄吗,是关于什么的?拍完《三里洞》系列你还可能选择什么样的题材?
林鑫:没有刻意去想过拍什么,却总被命运的齿轮推动。希望用10年拍完矿工三部曲,已完成第一部《三里洞》。第二部《同学》正在拍摄中,是关于三里洞矿中 高七八级我的同学们的故事,依然是群像,表现手法有所不同。最终的结果会怎样,我也不知道。纪录片的魅力也正是在于拍摄者对结果的无法预知。每次的主观选 择,总是被生活的进程所改变,你不得不臣服于生活的逻辑。三部曲完成后我还会拍纪录片吗?一部和信仰有关的题材已在我心中涌动,赶紧压下。只是希望10年 后我依然像现在一样对生命拥有激情,依然会为生活所动。然后是在路上,独自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