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我们可以从社会学角度分析和谈论艺术一样，我们也可以从女性主义角度分析和谈论艺术，包括女艺术家的艺术。这时，我们还是在探讨艺术问题，尽管难免带入女性问题。但只要我们把女性艺术作为一个独立的话题来讨论，那么它就只能首先是女性问题，而不是艺术问题而是社会学问题了，因为艺术问题是无法分成男女两个命题来讨论的，而社会学却可以把男女在社会中的地位、角色等问题分开来谈。这大概就是越来越多的女艺术家极力避免自己被归入女性或女性主义艺术家行列的原因，也是一些从女性主义角度介入艺术史和艺术作品的学者在不知不觉中偏离了艺术，变成了关注女性问题的社会学家、社会活动加乃至革命家。诚然，女性艺术，尤其是女性主义艺术能起到宣传、批判、鼓动的社会作用，相关的艺术评论则能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但此时的问题已经艺术的社会功能问题，而非艺术自身的问题了。本文面对的不是艺术作品，而是女性艺术问题，于是也就首先不是要讨论艺术问题，而是女性问题了。
女性主义的前身是女权主义，但在西方文字都是feminism，西方对女权和女性的区分是用women’s rights和female gender，女性问题也是从女权问题发展而来的，也就是说，中文完全可以用对feminisim的不同译法来体现这种去别。女权主要是讨论女性的社会权利问题，女性问题主要是讨论女性的社会角色问题。二者的关系是，女性的社会权利问题是女性的社会角色问题的前提，道理很简单，如果女性还没有和男人平等的社会权利，就不存在女性担任何种社会角色的问题，在男女平权之前，男女的社会角色是固定的，男人务国，女人务家，中外皆然，男人最大的务国就是为国捐躯，女人最大的务家就是为男人传宗接代。需要指出的是，这种男权社会是男女双方的共谋，就像宗教是教士和信徒的共谋，只是在共谋结构中教士处于统治地位而已，绝对不存在教士用愚弄教徒的方式实现自己的统治问题。
道德对弱势者的同情导致了压迫与被压迫关系的责任自然归于统治者，同时忽略了统治不但包括压迫，也包括庇护，被统治也包括被压迫和被庇护这两个方面。统治的两面性在家长与孩子的关系中表现的最为明显，家长绝对是孩子的压迫者，但也绝对是孩子的庇护着，只是现在还没有儿童主义来揭露与颠覆父母对孩子压迫的一面。实际上，在女权主义出现之前，男人对女人的压迫关系也被庇护关系所遮蔽，直到现在，安全感依然是女性选择男友或丈夫的必要条件。在日常语言活动中，统治通常是用“管”来表达的，几乎所有我问到过的学生都说他们和父母之间经常发生“别管我”和“不管你能长这么大”的对话。这里，孩子拒绝的是父母的压迫，而父母强调的是对孩子的抚养与庇护，也就是说双方使用了“管”字的不同意思，而之所以“管”字能同时有这两个意思正是因为这两种行为的主体是同一个。道理很简单，只有有压迫能力才有庇护能力，只有有卫国能力的才能保家，只有有保家能力的才有能力卫国。今天的军队依然是男人的职业，于是保家也依然是男人的事情，也就是说，国和家的庇护者都依然是男人，并且是包括女人在内的全社会共谋。
在同情弱者的道德面前，压迫关系是比较容易失去合法性的，因此也容易被解除，但庇护关系是符合同情弱者的道德的，因此也就很难失去合法性。但只要庇护关系依然存在，被庇护方就不能形成完整的独立意识和独立人格、责任意识和责任能力，因此，即便有和男人相等的受教育权、工作权和升迁机会，但必然在竞争中成为弱势，特别是在典型的男性职业中。事实上，女性的职业基本上是家庭劳动社会化的结果，女老师首先集中于幼儿教育，其次是小学教育，这是典型的教子社会化。护理业（包括护士）、招待业、服装加工业、食品加工业、财会行业也基本上是家庭劳动的社会化，因此也是女性集中的领域。表演业自古就不乏女性，只是在传统社会是被歧视的领域而已。相关的教育培训行业，也是女生和女老师占有绝对的数量优势。如果说，女性集中的行业主要是延续男权社会对女性的规定，那么接受教育和培训则主要是女性的选择，说到底，都是男女的共谋。
例外总是存在的，正因如此，花木兰、穆桂英、武则天这些特例才不能代表社会不是男权的。然而，例外却能暴露本质论认识方法的局限性。世界上的女性千差万别，年龄、收入、家庭、教育、职业、兴趣、能力都能导致他们在具体的社会关系中处于不同的地位。以家庭这个最小的社会细胞为例，在夫妻关系和母子关系中，虽然都是男人和女人的关系，但在母子关系中，女性的统治地位是绝对的，只有到了需要靠儿子供养的孤寡暮年，才会变为“无夫从子”。此外，在女主与男仆、女老师与男学生、女上司与男下属、女教练与男运动员、女医生与男病人、美国女兵与伊拉克男战俘的关系中，女性都是强势而非弱势，是压迫者而非被压迫者。即便是在男主外女主内的家庭关系中，只要女性完成了（为男人）传宗接代的职责，就永远可以责骂丈夫没本事，并因此在谁说了算，谁当家的较量中取得优势地位，既使她连自己的姓名都没有。此外，强悍性格的女性对于懦弱性格的男性也能获得统治地位。实际上，本质论只在人类对物理世界的认识中具有普遍的真理性与说服力，具体到女性问题上，本质论的真理性只能体现在女性的生理特征上，也只有在这方面，女性才有相对统一的共性，比如所有女人都有子宫，所有子宫的功能都是怀孕。到了社会学领域，所有女人都是被统治者的结论显然是荒唐的。这也是女性问题研究必然被他者问题研究所取代的关键所在，也只有这样，男生的女老师、男职工的女领导、男雇员的女上司、男佣的女主人、男性的母亲才不能冒充被压迫者和弱势一族。本质论可以忽略这些特殊性，但现实中的女性没有一个是本质论讨论的纯然女性，而都是在一定社会关系中的女性，而且经常处于优势于特定男人的地位。性骚扰和性侵犯的确是美国女兵的不幸，但在伊拉克男战俘面前，被侮辱与被损害的绝对不是这些美国女兵，而是伊拉克男战俘。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二战时的日本女兵身上，她们既是日本男兵的性奴隶，也把被俘的中国男人当做练习刺杀勇气的活靶子。我坚信，在中国家庭暴力中，老公打骂老婆事件绝对是母亲打骂儿子事件的零头，在学校暴力中，男老师惩罚女生事件绝对是女老师惩罚男学生事件的零头。
尽管本质论的科学性和真理性受到了怀疑和挑战，但经验意义上男女之间的整体差异还是得到普遍承认的。比如，成年女性不能成年男人一样在公开场合像裸露上身，女性从小没有受过男性普遍接受的禁哭训练，没有人会否认这是普遍的事实。但我举这两个例子，绝对不仅仅为说明男女之间的确存在类别差异即具有普遍性的差异，还有说明女性主义不可逾越的困境。这两大为全社会熟视无睹的事实，是最激进的美国女性主义者也无可奈何的男女共谋：唯一以平权为理由的在校园里裸露上身的女性主义壮举，并且未能赢得普遍社会支持，连女性主义者也没有站出来反对法庭的判决。我的一位极端女性主义老师把女性的普遍弱势归结为女性未能在儿时接受男孩子普遍接受的禁哭训练，包括她本人在内的社会不可能改变这个规则，这时她已经是三个女儿的母亲，她绝对不愿意对自己的女儿进行禁哭训练。但只要女性不接受这项训练，哭就是女性面对失败和责任的终极办法，就不会像男人那样尽量避免“哭都来不及”的后果。中国社会把女人解决问题的方式总结为“一哭、二闹、三上吊”，其中“哭”被列在第一位。一位美国女艺术家把美国电影表现遇到棘手问题的男吼女哭的镜头截取下来，编辑到一起，体现男女之间的差异。在现实生活中，这些都是司空见惯的，不论是男人还是女人，都不觉得有什么不对和需要改变的。相反，如果有人提出必须改变，反而是严重的侵权。
终于，有人站出来承认男女之间差异的合理性与合法性了，这就是一对澳大利亚教授夫妇在多年取证研究的基础上，合作撰写的why women don’t listen and man not see，中文版翻译成《亚当的脑与夏娃的脑》。作者序言中把女性主义界定为政治运动，声明他们的研究与政治无关，只是想证明男女之间差异的生理学原因。研究把男女之间的种种差异归结为漫长狩猎时代的男女分工对基因的塑造，与这种漫长的塑造相比，现代社会只是微不足道的一瞬间，根本无法抵消漫长狩猎时代的塑造。研究的结论是男人就是男人，女人就是女人，与张小娴说的男人和女人是完全不同的两种人类完全一致。
在我看来，这是给女性主义划了一个句号。此时的中国社会，早已从文革时的“不爱红妆爱武装”变为改革开放够的“早日还我女儿装”。这个转变还使我在美国课堂上与激进的美国女性主义者发生了一次摩擦。前面提到的那位极端女性主义老师要求全班学生例句男女不平等实例来挑战男权社会，她自己举的例子是男人打领带女人坦胸的装束规范的含义是男人的价值在头，女人的价值在身。当时中国正是文革的“不爱红妆爱武装”向“早日还我女儿装”转化的时候，于是我告诉这位老师说，我刚到美国对这里的情况不了解，作为一个外国人，挑战美国社会也不是我的权利，而且也不是我来美国求学的目的。但据我所知，中国的情况正好相反，女性正在从男装化返回女装化，而坦胸被视为对社会最勇敢的挑战。当时全班师生一片震惊，最后老师宣布我捏造事实，并给我所有作业的成绩不及格，其霸道程度超过我见过的所有男权主义，这与中国农民革命对地主的残酷程度远远超过地主对农民没什么两样。所以，女性主义已经变成了男权主义的翻版，成为某些女性政治野心家的卑鄙工具，或者叫武则天情结的合法化，因此也就必然被包括女性在内的社会疏远和抛弃。至此，风风火火的女性主义已经从理论到实践上走上无法挽回的绝境，只有他者理论被继承和发扬，但已经和性别没有什么关系了。至于借助中国阴阳互补论对西方二元对立认识论的修补本来就是个哲学问题，与女性主义只是个互助互用关系，这是哲学的普遍性所决定的，而不是女性主义决定的。
如果说还有哪些女性主义话题可以并值得讨论，在我这个“流氓教授”看来，也就只剩下女人的身体问题了，包括女人的失贞问题和前面提到的女人裸露自己上身的权利问题。至于我那位女老师指出的男人露头女人坦胸的问题，在我看来还是因为女性尚未获得裸露上身的权利，一旦有了，坦胸也就不再具有特殊意义了。但这在本质上已经不是一个理论问题，而是一个社会公约问题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