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科学’态度”“置疑‘国学’”
前几天看到舒芜先生《国学质疑》一文，情绪有点激动，考虑不周，在郭盖博客里说了一些可能有伤无辜的话，真抱歉。我没有恶意，希望大家仍是网友。冷静下来想想，舒芜批评的一些现象我亦非常反感，“国学”这个词语我也觉得奇怪，但好像更须警惕的是，此文流露的某种治学态度，那态度怎么概括也不方便，就姑且用“不科学”来概括吧——我反对的，是一种“不科学”的治学态度。这种态度，不但说不清事理，还会引发诸多偏见，带来更多的不良影响。
两个伤痕累累的词：“科学”与“国学”
观察人们的碰撞与交流方式，我们不难发现，艺术的某种“直观”特点造成的交流效果具有不可替代的整体性优势，相比之下，人与人之间单纯的思想交流则基本借助“概念”展开。在“概念”的相互交换过程中，误解、误读、简化、概括、挪用、利用在不时发生，每一次发生都是对该概念的一次“着色”与“固化”。其中最糟糕的结果是，概念被众多“钉子”和“颜料”固化成一块“砖头”，在人群中飞来飞去，砸着谁谁倒霉，给交流造成负面效果。某种意义上讲，艺术与治学的工作，是要通过各自的方式“洗涤”与“分解”这些层层染污的概念，还词语以本来面目，还经验以本来面目。同时，“添乱”还是“揭示”，也成了我们判断“好作品”与“好文章”的出发点之一。
“科学”与“国学”这样的“大词”，在人群中传递频率很高，它们无疑是两块“大砖头”，但目前看来，“科学”比“国学”这块“砖头”还大一些，笔者暂时借它来砸砸“国学”，看能不能砸出一个真正的“缺口”。首先要声明的是，“科学”经常被当作“真理”本身，这时它往往立刻转到自己的对立面，成了“迷信”，其实那是对“科学”的误解与利用。真正的“科学”从来不会说自己就是“真理”，正如“真理”从不会赫然出现在我们眼前。“科学”是探索真理的一种态度、一种方式——它勤勉、警惕、忠诚，从不自以为是。在这个意义上，它是艺术的密友、学者的盟友、行者的诤友，呵呵，值得每个人“真正拥有”。
“国学”是怎样被“拔高”的
“科学”起码可为考察“国学”一词提供三种方法。一是“词语考古学”眼光，二是“社会分析”“心理分析”视角；三是医学“手术”接换法。第一二种方法，有助于我们认识“国学”这个词语是怎样被“拔高”和“不断染污”的。
现存文献中“国学”一词大约最早现于周代。《周礼•春官•乐师》说：“乐师掌国学之政，以教国子小舞。”孙诒让《周礼•正义》明确表示：“国学者，在国城中王宫左之小学也。” 从中我们可以得出几点信息：第一，“国学”是王室内部用语；第二，“国学”是一种教育机构，王室子弟从小在其中学习；第三，由“乐师掌国学之政”，说明教育方法比较“寓教于乐”，所学内容当属浅显，无非“礼乐”或相当于“小学”的内容。
和现在我们对“国学”一词的经验对照，“元词”比较低调，也远远小于后来诞生的“儒释道”这些概念，它只是传统文化中的某种教育方法，无意涵盖传统，也无法代表传统文化精髓。这样的词语，甚至不像“私塾”“太学”这些较为开放的教育方式，其词语的明确意思至今还被广为知晓。由于受教育者身份特殊，所学内容局限，“国学”一词的生命力和“宫邸学”“鸿都门学”一样短促，随着特定时期教育方式的改变、受教育群体的消失，它们被尘封在故纸堆里，理解其含义需借助古籍——那可能也是它们最好的归宿之一。
“国学”这个词就这么沉睡了将近三千年。直到清末，也不知谁在何种情况下将“国学”从故纸堆里挖了出来，大家纷纷对之委以重任。国粹派邓实在《国学讲习记》里定义道：“国学者何？一国所有之学也。有地而人生其上，因以成国焉，有其国者有其学。学也者，学其一国之学以为国用，而自治其一国也。”章太炎在其《国学概论》中梳理说：“国学之本体是经史非神话、经典诸子非宗教、历史非小说传奇；治国学之方法为辨书记的真伪、通小学、明地理、知古今人情的变迁及辨文学应用。” 从邓实的定义中，我们可以嗅出对西方的坚决排斥与抵御，而章太炎的拣选则流露着以传统文化“经世致用”的意图。百年前的危机感和枪炮声随这些定义扑面而来。
对比周代与清末“国学”的含义，我们可以看到，20世纪初形成新的“国学”概念时，显得十分匆忙，连泥巴都没洗就被上了色。和周代完全相同的那两个字，被拆分改换为“危亡之国”与“济世之学”，重新组合成了一个暂且共度难关的“家庭”。对“国学”概念的挪用与其说是一次“发掘”，不如说是一种“发明”。那一代旧文人的挪用行为反映着“文化不存，国将不国”的救亡心态。情急之下，别无他法，他们不得不舍己之长，尚己之短，犹如准备以十八般兵器对抗洋枪洋炮。今天回望百年前的风云突变，我们仿佛也听到了“国学”这个词被强行唤醒时一声孤单的哀鸣。不妨这么说，是面对西方的危亡意识与弱势心态，完成了对“国学”一词的突然拔高。而那哀鸣的不祥则在十几年后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得到了印证。
“国学”是怎样再次“复活”的
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中国从政治经济到文化结构以想象中的“西方”为母本，逐步完成了抛弃中国文化，全盘“西化”的过程。余英时先生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反思》一文中概括得很精彩：“激进的知识分子挖空了中国文化的内涵，然后用他们自己也不甚了了的一种西方意识形态填补了这个空隙。但中国知识分子接触西方文化的时间极为短促，而且是以急迫的功利心理去‘向西方寻找真理’的，所以根本没有进入西方文化的中心。这一百年来，中国知识分子一方面自动撤退到中国文化的边缘，另一方面又始终徘徊在西方文化的边缘，好像大海上迷失了的一叶孤舟，两边都靠不上岸。”
回首百年前的苦难，对照今天的荒凉，让人掩卷长叹、长歌当哭。可以说，刚被工业革命注入一剂强心针而“返老还童”的那部分“西方文明”，以极其残酷的方式敲开了中国的大门。此时垂垂老矣的“中国”，脑子已经糊涂了，它必将遭受双重羞辱——形式上的“遍体鳞伤”，那是对全体国民而言；而这个国家的“魂魄”，有识阶层，则在心灵上被彻底击溃，一方面完全臣服在“西方真理”（工业文明）脚下，一方面完全切断了与中国传统文化的联系。“士”的形象已经消失，余英时先生说他们是“知识分子”，委实高看了他们——头脑出众的一群，成了纯粹的政客与商业精英，以掌握权力与金钱为生命的最高目的；而在思想、艺术、文学、学术领域栖身的那些，无法获得“魂魄”的地位，而且面临颇为吊诡的现实，愈是期待权力与金钱的青睐，就愈被排挤在附属的边缘。
将近一百年时间里，“国学”这个词语不再有人提起，它甚至不在故纸堆里，而是伴随所有丢弃物，埋葬在垃圾山中。所以，它在21世纪被挖出来的时候，所有人都觉得惊奇——形状变得无法相认不说，浑身还散发着掩不住的异味。它简直像百年前那几个旧文人“转世”后重新拆分组合的，遗传了同样急切的心态，“经世致用”的目的，与吹胀了的“弱势心态”——它被描述为“文化输出”的强国姿态，但谁都清楚，一个文化贫瘠的“暴发户”没有任何“文化”可以输出的，之所以做出这副姿态，无非由一百年来没有治愈的自卑心理所致。
以“科学态度”置疑“国学”
科学态度首先是抛开情绪、仔细考察、认真思索。然后再分析自己那些情绪，哪些可以抛弃，哪些值得留下并延续为持久的情感。只是停留于情绪层面，抓住一些小感觉说说风凉话很容易，但对文字工作者来说，满足了自己的发泄欲和表现欲，却做出于别人迷惑有加的事情，必贻害无穷。静观中国文化几千年的演变，不能不说到清末已朽烂不堪。但有人把这怪罪在老祖宗的“基因”身上，不考虑后人继承方式的衰颓，是今人愈发懦弱与懒惰的表现。
那么什么是“传统文化”，是不是没有确定的“传统文化”？只要回顾一下历史，就会发现，中国历史上的“传统文化”并非一成不变。其中两次有据可查的精彩“蝶变”应该引起我们的注意，一是先秦诸子百家争鸣，二是唐宋以来“儒释道”鼎立局面的形成。没有傻瓜会拿着祖宗的遗训当作适用一切的“灵丹妙药”，我们的祖宗也没有让他们祖宗的遗训“一万年不变”——说穿了，你不愿变也必须变，新的局势、新的状况、新的语境在逼迫你变。而我们的祖先在这两次“蝶变”中，体现出面对新语境强大的思考力、包容力，以及被激发出来的创造力和自由精神。从某种意义上讲，确定的“传统文化”含义也许该退居其次，“传统文化”的“蝶变”精神才是其精髓所在，而它恰是淡定从容、不温不火、沉潜吸收，最后喷薄而出的。
遗憾的是，这种“蝶变”精神在唐宋以后的数百年里消失殆尽，士大夫阶层与政治关系过于紧密，以至于“治学”都是为了“从政”。皇室没有鼓励一个纯粹的“治学”群体，文人兼官员们“内用黄老，外尊儒术”，在精神分裂的氛围中维持着国家的形状，不仅让士大夫精神衰颓下去，而且把整个民族导向彻底的“实用主义”，算是将祖宗的精华忘了个干净，只剩一个虚弱的空壳。终于，等到新局势叩门的时候，内外呼应，出现了清末文人那种仓惶的“急情”。所以，我们现在面对的“传统文化”，绝不能是百年前凄惶所定的所谓“国学”，而是要穿越重重知识障碍，洗去几千年来厚厚的尘埃，回到“经典本身”。
被忽视的传统文化的“科学性”
南怀瑾先生打过一个生动的比方，他说，唐宋以来，儒家开“粮食店”，道家“医店”，佛门开的是“杂货店”。“粮食店”指儒家满足了社会运转需求；“医店”指道家（尤其中医）对病痛的医治作用；“杂货店”是先生谦虚的说法，指佛家思想纷繁复杂，包罗万象，任何（精神）问题都可以在里面找到解答。
小可不才，在先生的比喻上发挥一下。历史上这三家“店”分门而治，形成了十分有趣的局面——它们“一损俱损”，却非“一荣俱荣”；它们离不开彼此，暗地里的攻讦斗争却从没断过；它们没有致力于彼此的融合，反而在忙于圈出各自的利益地盘。在漫长的岁月中，它们被泼上了层层污水：儒家被简化成 “礼仪”“孝道”“儒术”，道家被歪曲成“养生”“迷信”“巫术”，佛家被理解为“出世”“空性”“虚无”。
“儒释道”三家在现当代更是被看作“陈腐可笑”的，“玄而又玄”的，它们的“科学性”，却很少有人意识到。毕竟现当代社会中，它们毫无疑问遭遇了“一损俱损”的局面。主要问题出在“儒术”上，那一套治理社会的方法被西方民主打击得一塌糊涂，的确非常需要借鉴与变革。“儒术”失效，连累“儒家店”倒闭，“中庸”等儒家精神也都再无人问津；道家的中医一度被怀疑是“伪科学”，直到抗生素让国人吃出毛病；佛教更是被坚决抵制，认为“消极”的精神不利于民主改革。
要让小可在一篇短文里阐明“传统文化”的科学性是个难题。不妨再借用南先生的一个比喻。他说，“儒释道”是搞“内装修”的，你外墙装饰得再漂亮，“内装修”不行，生活还是不舒适、不幸福。的确，在今天看来，传统文化首先对建设人的心灵十分有效。特别在艺术界、学术界均轰轰烈烈探讨“后殖民时代”“故乡的沦陷”“相遇与乡愁”“什么是国家”的时候，我们这些疆土尚存，却家园变尽、心灵漂泊的“孤儿”，需要放弃诸种偏见，内视自省；抛却诸多“急情”，潜龙勿用；待到真的接上了祖先“真气”，我们要有这个自信——在全球化语境下，像祖辈那样，再来一次“蝶变”，也不是没有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