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觉得鲁迅当年的理由，仍然有着强烈的针对性，尤其是中国当代艺术逐渐被国家意识形态所接受，大踏步迈向“合法化”的过程，它可以帮助我们更为冷静的反思。我也寄希望于通过这样的反思，中国当代艺术在未来的崛起能够超越鲁迅以上例举的这些理由。
1927年，瑞典的一位考古探险家到中国考察研究时，曾与刘半农商量，拟名鲁迅为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由刘半农托台静农写信探询鲁迅意见。这年9月25日，鲁迅便郑重地给台静农回了一封信。这封信涉及到诺贝尔文学奖的文字如下：
静农兄：
九月十七日来信收到了。请你转致半农先生，我感谢他的好意，为我，为中国。但我很抱歉，我不愿意如此。
诺贝尔赏金，梁启超自然不配，我也不配，要拿这钱，还欠努力。世界上比我好的作家何限，他们得不到。你看我译的那本《小约翰》，我哪里做得出来，然而这作者就没有得到。
或者我所便宜的，是我是中国人，靠著这“中国”两个字罢，那么，与陈焕章在美国做《孔门理财学》而得博士无异了，自己也觉得好笑。
我觉得中国实在还没有可得诺贝尔奖赏金的人，瑞典最好是不要理我们，谁也不给。倘因为黄色脸皮人，格外优待从宽，反足以长中国人的虚荣心，以为真可与别国大作家比肩了，结果将很坏。
我眼前所见的依然是黑暗，有些疲倦，有些颓唐，此后能否创作，尚在不可知之数。倘这事成功而从此不再动笔，对不起人;倘再写，也许变成了翰林文学，一无可观了。还是照旧的没有名誉而穷之为好罢。(《鲁迅全集》第十一卷第580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
这是我至今读到对殊荣问题最理性的一段文字，不愧是出自鲁迅之口。这个二十世纪中国最清醒的大脑，思想觉悟的确胜出了他的时代。难怪他在日本留学时的同学许寿裳很早就能够对他作出这样的评价：“他的知人论世，总是比别人深刻一层。”(《鲁迅年谱》增订本第二卷146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因为鲁迅不仅能够自觉地反思于自身，对整个民族也能够站在更高的人类视野来审视。今天，我们离鲁迅反思这段话的时间已经过去将近一个世纪了，如果按照进化论的观点，社会应该是早已经进步。然而，在这种进步的洪流中我们的自省能力呢?是否也真的伴随着物质社会的进步有了大大提高?就我所目击，似乎看不出来，不但我没有看出来提高，而且我觉得某种程度上还在衰退。就拿中国当代艺术来举例，这些年骤然间火爆起来，吸引世界的关注，如果没有鲁迅说的“中国”这个特殊的社会背景为依托，大概是不太可能的，而对此又有谁像鲁迅当年那样做过深刻的反思呢?
也许，我们会有一千个理由来为自己辩护：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我们的社会问题的确还有很多，尤其是作为一个有着悠久文明历史的古国，其传统意识形态原本就与现在的世界主流相抵触。因此，表现这样特殊文明下的生态，不仅符合了自我的文化身份，也似乎吻合了西方所谓后现代的潮流。于是，以此作为中国当代艺术的一个价值理由，也就成了创作的“不二法门”。表面上看，这是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但如果深究，却不难发现这只不过是一种固步自封意识的后现代翻版。难怪后现代主义大师杰姆逊对这类所谓“第三世界”的文学艺术，要扣上一顶“民族讽喻”的帽子。因为这种价值理由的地域化局限，往往呈现的只是一种异国情调，而不是整个人类的精神诉求与创造希望。
更加危险的问题恐怕还不在于此，而在于靠以上这个理由而获得成功以后的自我陶醉。这就像前两年中国当代艺术的市场繁荣，就连许多西方的专业人士都已经看出了其中的问题，而我们却几乎意识不到，还以为自己真就成了世界中心，身处“这里风景独好”的花果山之中。这不能不说是一种自省能力的溃退。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这些年中国当代艺术的市场繁荣，首先是由西方资本的带动，也就是说其价值趣味受到了外来力量的支配。且不说是外来力量让中国当代艺术家身负了这个“中国”标签，只说自觉的承担与主动的发现，也容易形成一个走不出的文化瓶颈。关于这一点，鲁迅早已经替我们看清楚了，为什么故伎还会重演？恐怕最主要的原因，还是鲁迅早已经暗示过的“翰林”之类的利益驱动在背后捣鬼吧。因此，我觉得鲁迅当年的理由，仍然有着强烈的针对性，尤其是中国当代艺术逐渐被国家意识形态所接受，大踏步迈向“合法化”的过程，它可以帮助我们更为冷静的反思。我也寄希望于通过这样的反思，中国当代艺术在未来的崛起能够超越鲁迅以上例举的这些理由。因为只有这样的超越才能作为一种独立的文化姿态，摆脱思维的屏障与利益的圈套，给世界当代艺术注入普世的生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