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徐冰《凤凰》

文︱王冠

注：2011年撰文《重要的是不是艺术》，是对栗宪庭《重要的不是艺术》在新语境下的延伸，本文则是对当下各层级艺术奔跑姿态的考究与追问。

1.
文化在社会变革中的处境是尴尬的，在文化史自身的变革中是捉摸不定的，艺术是活性最强的文化。

艺术的矛盾是：一方面，艺术家必须直面自己——即便这个自己是晦暗不明的——能称为“艺术作品”的东西，要建立在个人经验的基础之上，个人化甚至“任性”的程度越深，越可以在普遍人性上寻求到切实的共鸣。无论是具有充沛创造性的“纯艺术”，还是对“文化遗产”的道学家式的继承，都首先要受到自我内心的检验。在这个层面上，艺术创作确实是要摆脱政客、商人之气的，不能有供需、投机、订做的意识。艺术性越高，个人化的纯度就越高，在这个维度，艺术必须是精英式的。

另一方面，艺术（史）的舞台，并不受制于某个艺术家的个人意识。在现实的维度里，它受到政治、商业及整体文化格局的影响，哪种类型的艺术能够登上哪一层的舞台，是其背后力量的斗争结果。当一个时代左右文化发展的力量越复杂、多元，艺术家凭一己之创造而改变艺术局面的情况就越不切实际（也许从来就没实际过）。因此，艺术发展就不仅表现为在同一种价值观下谁做得更优质，而更应表现为不同立场下，哪种力量更强大、更具发展前景、更会顺应历史的潮流。

从这个层面来看，艺术家所谓的“真诚”与“自由”往往也是禁不住深究的，背后的力量或在无意间左右了他创作的“基础”，或是直接赋予了他社会性的“成功”。因此，不面向潮流学习，无论如何也不行了，没有深刻的直觉力与思考力无论如何也不能够了。它最初表现在当栗宪庭指出“重要的不是艺术”的时候。

如果大众文化是受制于大众审美与市场供求的关系，因而相对较浅的参与以上问题，那么，严肃文化的力量之争就显得更加扑朔迷离。如果单纯的艺术语言的精致，不能决定哪种类型的艺术更加符合时代需要，那么，作品背后的文化价值观之争所呈现出来的整体局势，就是中国当下的文艺现状。它们在不同层面上讨论着文化的创造力，也就是人的创造力！

2.
要对中国当下各层级艺术及其力量进行一番分析，首先要做一个割裂式的划分，这是所有分析工作都要面对的，它所带来的阵痛在所难免。

我们不妨将文化艺术分为官方文化、娱乐文化、严肃文化，无疑这种相对而言较为传统的划分范式仍符合当下的文艺局面。互联网时代，智能技术改变了整个世界的格局，但只要人的立场与层次的差异依旧存在，这个粗陋的文化模型就不会消失。

以宣扬主旋律，维系社会稳定、和谐为基础的文化，是官方文化；以增添生活乐趣，缓解生存疲劳，获取精神享受，且直接参与市场交换的文化，是娱乐文化；直面问题，提供精神供给，反应时代前沿创造力的文化，是严肃文化。

割裂式的划分，必然忽略了主体间的流动性，因此还要作补充。三者都有“趣味”“传统”“创新”的参与，但出发点、目的截然不同，因此也产生了实质性的差别……

在面对“创新”方面：一种现在时的官方文化的类型，往往是上一个时期的严肃文化的代表，当其被既成体制利用之后，就很难再有严肃文化所期待的那种精神出现于传承者手中，甚至持续得越久越败坏。官方文化无疑是官本位的，以维护现行制度为己任，且滞后于制度的变革。它在内容上偏重于“正确信息”的传达，在形式上或有创新，但也是建立在旧有框架之上的。当一个政体处于创业阶段，其在思想上是先进的，就会更多的去扶持具有创新性的严肃文化，有远见的商业机构也会赞助这种文化，反之，它就要处于野蛮生长的状态。在被商业操作较多的娱乐文化上，创新是有相对性的，创意经济的趋势下，大众的感知时刻等待着新的刺激，疲软的商品不能满足大众好动的神经。但因其还是活跃于大众的接受范围，所以创造力是受到局限的。在民间自发的娱乐文化上，创造力以不自觉、不自知的方式出现，虽偶尔生猛，却因缺少对艺术本体的研究，以及文化层次上的其他局限，往往很难成型，却是严肃文化的创造力的一个来源。

在面对“传统”方面：创业期的官方文化，其价值观往往是先锋的，因此面对传统，会采取激进、革命的态度。而在政体趋于定型之后，为了维系稳定的社会结构，它就会自然的倾向于内容温和、不再参与当下问题，形式传统、顺应大众感受习性的艺术类型。而在娱乐文化中，传统审美是被安放在与时尚文化相同的层次上被消费的，对当下而言，无论面对社会还是面对艺术，它都并不触碰实质性的问题。选择夜店的“动”，还是品茶的“静”，只取决于个体面对“舒服”时的不同理解方式。传统在此处因为有着更多的年代感的与故事性，所以更接近心灵鸡汤式的“道理”输出，遂在姿态上显得高级一些，实不过为另一类的流行品种。消费传统概念和手艺，是娱乐文化在当代的一个新表征、新情态，它滋润了长久以来承担着改革浮躁成本而疲惫不堪的大众心理，它是政治精英、商业精英以及广大群众快速换取高层次文化体验的捷径。传统文化由于是过去时的旧文化，属于博物馆收藏和文化遗产研究的层面，本身有参照、启发的意义。它若要参与严肃文化的核心，须作为原材料以备再创造的不时之需，或以保守态度补足、矫正时代进步的不平衡处，但后者的登场也是（在无意中）混杂了当代人的创造力的，在形式、气质、方法上要与当下前沿问题接轨，若能做到，它也就是另一种先锋文化了。

在面对“趣味”方面：艺术有更多的话语权，艺术与“玩”本来就是近义词，但这也是最容易混淆问题的地方。如果官方文化因为其“政治正确”和宣传需要，使得趣味的“不在场”已成公认。那么，娱乐文化和严肃文化在面对趣味问题时就不得不再做一番校对。因为娱乐文化的重要属性，就是要满足大众的快感，必然的在趣味性上能得到更广泛的认同。可不应忽略的是，趣味虽然有客观的普遍性，但在根本上是一种主观体验，对趣味层次的理解不同，其受用也就大不相同。在这个层面上，严肃文化之“严肃”所指为纯文学、纯艺术，即对人性和语言的探索产生创造力的文艺作品，它不但不是反趣味的，恰是在扩展人们对趣味的认知力。真实的情况是，严肃文化中搔到痒处的幽默感甚至还要更多一点。

概言之，严肃文化是一个时代的先锋文化，背后是社会的新力量在推动着的，其中包含制度的先进性（如“民主”的趋势）、观念的开放性（新的生活方式）、形式语言的创造性（感受与审美的拓展），或有传统文化被纳入进来，亦是以创新的方式对时代问题进行了再次供给；娱乐文化是满足大众审美需求的文化，无论是感官的刺激还是修养的提高，本质上没有太多差别；官方文化是维系社会稳定的文化，时刻捍卫着执政党与现行制度的合法性，偶有学术性出现，如文化遗产研究，也是基本不参与时代文明供给的。

严肃文化因为是开创性的，其所创造的内容会逐渐普及到另两种文化形态之中，可那时它已经不再是严肃文化了，因为没有了先锋性与前卫性。所有被后人追捧的传统人物，都是其时代先锋文化的代表：孔子无疑是叛逆乱世而主张以“德”改革的；达•芬奇是科技与艺术的实验者，一生都在探讨最前沿的问题；李叔同是最早一批主张人体写生、实践西式音乐与话剧的先驱……历史最大的黑色幽默，是所有后来的追随者实际上都是他所模仿之人的反面，而他的敌对者恰是偶像血脉的真正继承人！同时，另两种文化形态也在“倒逼”着严肃文化，官方文化以其“体制化”的审美刺激着严肃文化不宽容的敏感神经，娱乐文化在互联网和创意经济的时代中，也早已摆脱了传统文化工业的干瘪，以其无意识的创造力刺激着从事严肃文化的人群，而互联网创新本身就是观念与技术上的另一种严肃文化，其自我更新的激进态度，也使得传统媒介中的严肃文化有“体制化”的危险，从而不再够得上它曾赋予自身的崇高品级。

3.
透过官方文化、娱乐文化、严肃文化的划分范式，关照当下各种思潮中的文化艺术及其力量，发现它们都掺杂了不止一种“身份”。它们或是“文化创意产业”“纯艺术”“政治意识艺术”“国学复兴及其当代转化”。

在社会裂变的大时代中，无论整体文化建设还是个体艺术创造，都非常容易旗帜化，人文价值也是大气磅礴的，这样的环境下，极易产生“时代纪念碑”式的大作，这是由制度进步、观念转变带来的感知表达上的能量。然而，当大时代转变为小时代，在平庸的过渡期，以往的先锋力量变得暗淡了。先锋文化因在大时代“暴走”而于细微处缺失掉的“密度”，得以因小时代的喘息而获得“填补”的机会，其不十分健全的底层基础也会得到重新建设的机会。而牺牲掉的，则是先锋文化的严肃性和含金量。“大众”和“产业”无疑是文化创意产业的两个重要属性，整个时代对严肃文化需求上的疲软，使得官方文化与娱乐文化合谋，创造出文化创意产业的交换模式。从严肃文化的角度而言，这无疑是在以产业方式为下一个时代的大创造做基础建设，并借此良机对大众在文化艺术上做普及性教育，从而提升整个社会文化水平面的高度。

敏感于政治的微观作用的人相信，从来就没有什么“纯”艺术，所谓纯粹的艺术表达，不过还是建立在其时代规范的基础之上的。这无疑是正确的。这里的纯艺术，是区别于产业化的交换文化和有着明确的政治指向（无论迎合还是反叛）的艺术而言的，它相对更为注重艺术性的创造，使艺术回到其形而上学意义上“人性——语言”的探索之中，即人性的洞察力和语言的开拓性。纯艺术，或者“为艺术而艺术”，建立在完全个人经验化的基础上，不能以迎合他人的目的来主导，这是符合艺术本体的，也是现代主义的精髓所在。诗，作为几乎不参与社会交换的艺术，其本身相较于其他艺术类型天然具有更多的纯度。然而，这种艺术思维也时常被“为人生而艺术”，和持有社会斗争论调的创作者扣上不关心社会、逃避现实、无用等罪名。这也就自然引出了政治意识的艺术。

政治意识艺术是每个大时代的先锋号角，越是在重要时代的转折期，其艺术家、艺术作品、艺术观念就越多包含直接的政治斗争性。而在一个相对平稳的时代里，则这种先锋文化的政治力量，就会被官方文化的政治力量抑制或削弱。那么具有政治意识的艺术，也就自然平均分配成了用来维系稳定制度与观念的官方文化，和有着激进态度的民主指涉的当代艺术。而在后者看来，除了这种艺术是真正的严肃文化以外，其余一切艺术流派都是官方用来粉饰现实、“和谐”大众的不同道具，它无疑是所有严肃文化中最具先锋性的一类，其中也自然包含了其所推崇的社会制度所主张的艺术审美形式。

国学复兴及其当代转化在艺术上的表现，保守派就是单纯的继承文化遗产，这种思想指导下的艺术无疑是最没有态度的，也不以任何创造性为目的。如果中国社会在这一百年间的主流是对传统文化的革新——革掉旧制度造成的落后的社会生产力，革掉压抑人性创造力的“吃人”的内在属性，革掉因利益分配严重不平等而造成的动乱局面——那么国学复兴就是一次自上而下的重温旧梦式的调剂。同时，出于对民族自信和血脉延续的需要，传统文化的当代转化工作也十分具有热情，它不同于作为对“遗物”的本能式保护，也不同于对可供佐证的历史原材料的整理，而是主动对其进行再加工。加工方式从简单的审美气韵上如何与国际主流审美进行融合，再到复杂的将古典文化魂魄抛掷到生龙活虎的当代文化浪潮之中，不一而足。

在这些文化态度中，其背后的力量是颇为耐人寻味的……

文化创意产业是最为中性的。政府需要文化创意产业来迎合世界潮流，这种迎合一是参与到国际政治对话之中，无疑关于“创意”的对话是相对温和的技术性问题，二是文化创意产业符合时代的经济趋势。娱乐文化本身就建立在大众基础之上，在态度上虽没有任何锋芒，却具有时效性、流行性，正是大众在娱乐消费方面的风尚，决定了文化企业的朝向。而严肃文化同样为了生存可以接纳娱乐文化作为市场基础，很多严肃文化的创造者同时也在各类文创企业中谋生，参与售卖文化产品。产业，作为这个时代最庞大的文化问题，是一块中性、温和的绿洲。

纯艺术的探索，不同于文化创意产业的“兼容”特征，其背后的力量最不明显，从而在政治上也是相对安全的，其不安全性或仅在于文化精英们内心涌动着的不安，对纯粹个人化的、探索的、原始本能的、知识分子性的艺术的追寻。纯艺术的痛苦，永远是梵高式的痛苦，流浪诗人的痛苦，这是一条没有终点的孤独之路。

政治意识艺术，宣扬主旋律的作协、美协、写实的艺术，其背后的力量不言自明，它是与任何先进文化背道而驰的，与艺术史的发展方向和文明探索的进程几乎没有干系，作为政治力量主导下的躯壳而存在。有着激进态度的民主指涉的当代艺术，其依据的是全球趋势下自由、平等、民主的价值观，在形式上不断寻找个人化语言，在内容上直击当下社会问题，从而参与到国际对话之中，其力量无疑是依赖西方的。纯艺术与这类艺术一道，从更长远来看，也是在为全球化的时代大趋势做文化铺垫，未来的艺术将进入到一个更大的互联网语境之中。

国学复兴及其当代转化是最为复杂的，一方面，它作为国家与西方民主霸权的文化对抗存在；另一方面，在社会转型期出现各种问题的情况下以此黏合人心，是以仁爱、超脱等概念安抚大众、缓和问题的文化手段；再一个方面，当代文化精英也有主动续接传统文化中的普世精神的需要，以此来补足西方文明之不足。在当代，其背后的力量，无疑还是由官方主导的，并因为在国人心中有着观念与情感上的惯性，易于在大众感受中还魂与普及，因此也受到资本力量的支持。

通过整理以上文化艺术力量可以看出，国际文化的发展潮流与国内官方的文化手段之间有着一定的矛盾，而它们也在这个时代，重新表现为当代文化与传统文化之间的矛盾。那么，如实认识传统文化中的精粹与糟粕，审视当代文明的价值观和表现方法，就能看清未来最具创造力的文化艺术的发展方向。

▲ 艾未未《葵花籽》

4.
可以将传统文化分为两个部分：一个是精神，一个是形式。而形式又分为基础形式和后天形式。基础形式如思维形式、情感形式、自然形式，它们是造物主创造的，一般不会有太多变化，或以非常缓慢的方式变化着。人的思维有其先天知性的逻辑形式，人的思维形式结合外物创造出各种知识；情感形式如喜怒哀乐，也是人性固有的，每个人分配不均，产生参差多态；自然形式是一切自然科学的研究范畴，即为自然界寻找定律。

而一切的后天形式，是人在历史中自觉创造出来的，同样也会在历史进程中发展和消失。传统文化（的形式化部分）就是一系列受限于时代局限而被古人创造出的后天形式，如建立在封建君主集权基础上的制度形式，建立在人与人不平等基础上的观念形式，建立在古代汉语言环境中的语言形式，以及建立在以上各个基础之上的精益求精的审美形式。

如果旧的制度形式是被更具先进性的利益分配关系推翻得最为猛烈、最具合理性的代表，如君主专制、小农经济被民主制和市场经济取代。那么，观念形式亦随之有着剧烈的转变，如三从四德到男女平等，它或有不变之处，也是体现在非常微观的层面之上的。同时，语言形式的变化也相当明显，因它与日常生活之中的关系最为密切。最后，审美形式是最尴尬的，一方面传统审美已被精英化的现代主义和大众化的娱乐文化所取代，另一方面人们又总有重新追溯它的欲念。

传统审美是建立在单一向度之上的，是以压制人性创造力的充分解放而被慢慢建立起来的高度，而现代主义对创造力的不断呼吁就是对传统审美价值观的反叛，可以说，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精神朝向。

当下的传统文化的登场，无论以普世价值为基础的严肃文化，还是创意经济时代的娱乐文化，甚至处在体制改革中的官方文化，其对创新的呼吁（虽然其所指内涵不尽相同），都要求传统须以新形式再度出现。否则，在一切传统审美形式中，它必然仅作为个人情趣下的小调，在社会参与度上不能切中任何核心问题。

另一方面，传统文化中最值得学习的是透过部分精粹形式所体现出的具有普世价值的精神，那么这就可以说它并不是传统文化的功绩，而是早期人类达到过的生命境界。值得注意的是，它们在最初是非常不愿意被文本化的，也就是担心会被形式化的！苏格拉底仅从事辩论，释迦牟尼不著述，老子被迫写作，甚至孔子也讲究述而不作。他们的异常珍贵的生命感悟，是全人类的财富，存在于传统（文本）形式之中，也常常被误解得最深。

孔子的仁者爱人、恻隐之心作为一种永恒的人文精神的存在，而非旧的形式存在，就可以认为在新的格局下，它体现为民主的形式，其当然不能被框定在君臣父子的“观念——制度”之中；佛道的出离与空无作为精神本质，则更不用执着于传统文本的语言形式与各种道场的审美形式，因为既然追求的是本体界，那么一个再接近过去形式的“样子”，也不过是重复的在现象界打转而已，而且还有矫饰之嫌；苏格拉底“未经审视的生活是不值得过的”和“我一无所知”的反思、求索的精神，也不会仅仅表现为某种既成的知识体系形式，而是一种对真理无限追求的精神，使后人不断去建构、解构、再建构一个又一个的体系，从而返证着人类自身的自由。

那么，既然了解了传统文化中的精粹并不是那些被形式化的东西，其形式化的结果也仅为参照和作为有待重新加工的原材料，必然的，就要对我们时代的先锋艺术有一个设想。最好的先锋艺术的形态或许是这样的——

在纯艺术的语言层面上有创造性，在社会价值观的体现上有先锋性，在与大众文化的对接上有趣味性。

能同时符合这种需要的，无疑是智能时代的新媒体艺术！

一个时代的先锋文化在技术上是要具有前沿性的，如达·芬奇时代对透视法的研究，印象派对光学的运用，摄影技术的产生对整个写实绘画的冲击从而导向现代艺术的绘画方式，电影工业的出现和它的一次次前进（3D、4D）等等。顶尖的技术拥有着前沿创造力的内涵，同时，对时代模型的呈现、人性问题的追问、社会问题的关注等，又是艺术的另一个先天责任。

只是，我们的新媒体艺术家们能否兼具各种天分、素养而担此新时代的重任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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