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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水墨:被市场忽略的潜力股

2008-10-08 11:07:01 来源: 中国艺术档案网 作者:artda

作者/马学东

“实验水墨”这个概念,以及这个概念是否能涵盖中国自从“85新潮”以来逐渐出现的“抽象水墨”、“都市水墨”、“观念水墨”、“表现性水墨”这些新名词的意义,仍然在艺术史家、批评家那里存在着争论。“实验水墨”究竟属于传统中国画的当代演变,还是中国当代艺术发展中一个独立的重要部分?其实随着我国二十多年的改革开放,艺术领域也出现了革新,更多的画家没有囿于传统笔墨的限制,而是大胆地通过对西方艺术方法的借鉴,并且挖掘传统绘画的精神内涵,创作出了完全不同于传统中国画的全新水墨画。例如“抽象水墨”的出发点是对传统水墨的反叛,是通过学习、借鉴西方现代主义艺术,对传统水墨的扬弃和批判;它是一种保持了某些传统水墨艺术的媒材和成分,但是与传统水墨的性质已经全然不同了的艺术样式。而“都市水墨”的艺术家在运用“传统的”书画材料与工具的基础上,吸收西画的一些表现手法来描绘当代都市景象,从而反映出当代人的社会生活与精神生活。这些在风格、趣味以及内涵方面迥然不同的作品,给予那些持中国传统媒材难以表达当代生活观点的人一个有力的回应。这些以不同方式利用水墨的艺术家和画家由于表现题材、方法丰富多样,并且许多画家处在不断探索的过程中,所以,学术界将这样的现象表述为“实验水墨”。

美术批评家殷双喜先生在其《实验水墨的文化意义》一文中对“实验水墨”能够包括的内容进行了界定,即“实验水墨”的内涵要大于“抽象水墨”,它包括了主观性很强的变形形象、符号化的图式、表现性水墨、材料拼贴及部分以水墨材料为主要媒材的观念性水墨装置与行为艺术。另外一位美术批评家皮道坚先生在其《实验水墨回顾展缘起》的文章中提到:2001年我曾应邀与广东美术馆王璜生馆长共同策划过一个大型的水墨艺术展“中国水墨实验20年:1980—2001”,在为该展写的策展报告中,我曾说过“实验”一词是对20年来包括“表现性水墨”、“抽象水墨”、“观念水墨”乃至“水墨装置”在内的各种现代水墨探索的精神特征的一种概括。可以看出这两位批评家不约而同地把“实验水墨”所涵盖的内容描述得比较一致,也比较清晰。因此,本文中“实验水墨”的内涵采用的是这两位批评家对“实验水墨”这个词内容的界定。

随着艺术批评界的争论,艺术家的不断实践,现在,人们开始认为“实验水墨”是可以独立地成为一种有历史价值的艺术现象,“实验水墨”、“抽象水墨”、“都市水墨”这些字眼终究是会被写进中国当代美术发展史的书中,这充分显示了“实验水墨”的艺术价值所在。这也是2005年6月在深圳画院由皮道坚、吕澎、严善淳三个人策划的“实验水墨回顾展”的学术动因吧。 而在拍卖市场中,当代书画自2004年逐渐从中国近现代书画专场中分离出来,形成了独立的专场。这是市场针对当代中国书画创作的活跃与一级市场交易的热络所做出的积极反应。也由于拍卖公司数量激增,相互之间的竞争加剧,近现代书画资源毕竟有限,各大拍卖公司都瞄准了当代书画这部分市场。同时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中国书画市场深入发展的必然需要。

以中国嘉德和北京翰海两家为例。这两家公司是比较早增设“当代书画”专场的公司之一(当然还包括中贸圣佳、北京华辰等公司)。北京翰海2004年秋季就开始推出了“当代书画”专场,该专场上拍208件,成交率94%,总成交额达到2066.9万元。2005年秋季推出的“中国当代名家绘画及四屏”总成交额更是达到了4205.96万元,该年成交率89%,上拍258件。中国嘉德在2005年春季推出“当代书画”专场,成交总额1963.9万元,94件上拍,成交率100%;秋季108件上拍,成交率94%,成交总额2912.5万元。2006年春秋两季“当代书画”专场成交总额达到5157.1万元,比2005年有小幅度上涨。这两家公司的成交数据都显示了“当代书画”的成长潜力。可是目前成交势头比较好的作品是那些在继承传统国画精髓的基础上又能够有不同面貌、有所突破的美术作品,这些作品是比较受到市场欢迎的,例如范曾、王明明、史国良等艺术家的作品。

其实从20世纪“85新潮”开始,再到90年代初中国水墨创作的活跃期,直到今天,“实验水墨”的这批艺术家一直较为活跃,随着他们作品的学术价值得到肯定,他们的作品也受到拍卖公司的关注,开始出现在拍卖市场上。目前拍卖市场上的“实验水墨”作品主要是“抽象水墨”和“都市水墨”这两类,而水墨装置、表现性水墨作品相对来说数量更为稀少。中国嘉德在2006年秋季的“当代书画”专场中就推出了数件抽象水墨画家的作品,其中包括了谷文达、张羽、刘子健等艺术家的作品,也同时推出了“都市水墨”的作品,例如李孝萱、刘庆和的作品。虽然市场上的藏家可能对这些艺术家并不了解,但是这些艺术家的作品是极其有价值的。我们可以对这两年在拍卖市场上出现的“抽象水墨”、“都市水墨”艺术家的作品行情做一个简单回顾。

以谷文达为例,谷文达早在1981年中国美院国画系读研时,就以观念水墨作品成为美术界关注的焦点。而在1986年6月他在西安就举办了“谷文达画展”,其作品在学术界更引起巨大的争议,《正反的字》、《畅神》等作品至今都是“实验水墨”发展史上的经典作品。近年来,谷文达更是中国当代艺术风头浪尖上的人物,其作品也得到了市场的肯定。目前,拍卖市场上谷文达的作品上拍数量达到24件,成交20件,成交率83%,总成交金额859.8万元。最高价的作品是在2006年上海敬华春季拍卖的一件“谷氏”书法,估价在50万至65万元之间,最终以104.5万元成交。在这件“书法”作品中,谷文达试图将中国古代文化的精神特质与西方语言方式结合,以传统水墨材料表现西方艺术的符号图式,书法本身即成为反省批判的行为。这样一来,文字书写的沟通表达与美感视觉乐趣,一并遭到蓄意抹杀,以便有效地诠释文字在社会和政治中的“概念”。由于谷文达的作品具有的中国元素以及与国际当代艺术合拍的语言模式,其在纽约、香港市场上均受到欢迎。其实早在2002年,香港佳士得就曾经推出过谷文达的作品,其作品《无题》以6.96万元成交。只是在当时中国当代艺术品的行情处于起步阶段,所以单体艺术家的作品的价格也不是很高。而伴随着中国当代艺术品(尤其是油画作品)在纽约苏富比作为专场推出,行情整体的升温使得中国当代艺术家作品价格上了一个大台阶,谷文达的作品虽然并不是油画作品,但由于其作品巧妙地以中国的水墨元素诗、书、画、印中的书法文字为画,通过肢解、错位、重组,创造出中国文化符号意味浓厚、视觉冲击力强劲、观念内涵丰富,并且保留一定传统因素的水墨画作品,也赢得了国外藏家和机构的追捧。2005年香港苏富比春季拍卖的《浑屯》以86.4万元成交,2006年纽约苏富比秋季拍卖他的一件《无题》(1998年作)以99.2万元成交,2006年香港佳士得春季拍卖的《虚构文字系列-遗失的皇朝》以50.8万元成交。而在内地市场,中国嘉德在2006年的当代书画专场中推出的一件《遗失的王朝-系列之十四》以30.8万元成交,秋季拍卖的《遗失的王朝系列之一》以44万元成交,北京保利秋季拍卖的《假篆字》以55万元成交。谷文达的作品在国际市场先受到藏家关注,进而国内市场也开始跟进,两个市场的同时作用使他的作品价格有了上涨。

刘子健的水墨实验开始于20世纪80年代的中期,90年代其作品逐渐走入纯抽象。刘子建的作品在拍卖市场上有3件上拍,中鸿信拍卖的《2003年宇宙中的纸船之3》以8.58万元成交,康坦普瑞拍卖公司秋季拍卖的《以刘子健命名的星》以8.8万元成交,中国嘉德秋季拍卖“当代书画”专场推出的《迷离错置的空间》最终流拍(估价15万至18万元)。

张羽的作品目前在拍卖市场上有4件上拍,成交3件,也都是在2006年创出的,北京保利秋季拍卖推出的《指印2006-1》以15.4万元成交,《灵光22号-漂浮的残园》以15.4万元成交,而中国嘉德秋季拍卖的《灵光67号》(镜心)以13.2万元成交。

王川在拍卖市场上目前的上拍作品有4件,成交2件,2006年纽约苏富比春季拍卖推出的《日落》以7.93万元成交,中国嘉德秋季拍卖的《卧室》以6.6万元成交,同样是嘉德的《闭关之七》(镜心)流拍(估价4万至6万元)。

嘉德秋季拍卖的梁铨的《向倪云林致敬》以7.92万元成交。

艺术批评家易英先生在他的《实验水墨与大众文化》中曾这样说过,在90年代从生活世界来重新探讨笔墨的语言和表现力,很多青年艺术家做出了努力,如李孝萱、刘庆和、王彦萍等人。他们走的路子并不一样,有些更加关注笔墨的表现,生活世界作为题材,李孝萱比较典型。刘庆和是把自己的生活方式融到画面中去了,他不是一定距离之外来观照现实,而是置身于现实之中。我们在他们的作品中已经看到了新的表现手法,新的水墨语言形式。这些新的探索不是从水墨语言内部进行的,而是从生活世界中,从都市文化中,从现实的生活层面展开的。现代主义的实验和生活世界的表现构成了实验水墨的两个最重要的方面。文中提到的刘庆和、李孝萱都是“都市水墨”的代表艺术家。

刘庆和利用传统的水墨媒体技法,结合了西画的造型和光影变化,描绘了当代都市生活的景象,其实从精神内涵的角度看,他用笔墨渲染出一幅幅当代人的精神图像。目前刘庆和的作品在拍卖市场上拍有30件,成交21件,成交率70%,总成交金额149.4万元。中国嘉德在2005年就推出了刘庆和的作品,在刘庆和成交价格前5位的作品中有4件都是在嘉德的“当代书画”专场拍出的,可见嘉德公司对其作品的信心。目前在拍卖市场他的作品最高价是2006中国嘉德秋季拍卖拍出的《丽水之一》,最终以31.9万元成交。2006年春季嘉德拍出的一件《本命年》以24.2万元成交;中鸿信在2006年秋季推出的《2004年作之三》以17.6万元成交;2005年嘉德秋季拍卖的《水边少女》以14.3万元成交,2005年春季推出的《来了》以12.1万元成交。其余16件作品成交价格在10万元以下。可见其作品还有相当大的上升空间。

对于李孝萱,批评家吕澎曾有这样的评价:“李孝萱可能算是第一个将现代都市生活引进水墨领域的画家,80年代后期,当他用写意的方式来表现都市景观的画面出现在水墨画坛,便立即引起了批评家的关注。李孝萱吸取了麦绥莱勒及德国表现主义木刻的某些处理手法,将现代都市中的人的焦虑、惊恐、荒诞的情绪表现得淋漓尽致。90年代其风格日趋稳定,成为水墨画坛一个具有建树性的画家。”目前李孝萱的作品上拍数量60件,成交31件,成交率52%。成交金额387.7万元。其个人作品最高成交价是2006年嘉德秋季拍卖的《寂灭的临界》以45.1万元成交,有11件作品成交金额在10万元以上。康坦普瑞秋季拍卖的《妄想下的距离》以26.4万元成交,2004年北京华辰的《一个清风的早晨》以18.7万元成交。

从以上对“抽象水墨”、“都市水墨”艺术家作品行情的梳理,可以发现他们的作品只是刚刚在拍卖市场出现,上拍基数小,价格不高,并没有引起市场上藏家的关注,更为重要的是他们作品的学术意义在于既不屈就官方趣味,又不迎合商业选择的特立独行的品格。从他们作品的创作理念来看,更接近目前的当代艺术,因此,这些艺术家的作品在短时间内较少会有炒家介入。长期看,“实验水墨”应该在中国国画发展史中占有一席之地,这不仅是应该的,而且是现实所需要的,因为“实验水墨”在经历长久的压抑之后,正显现出自己蓬勃的生命张力。正如画家刘子健自己在展览的研讨会上也说,实验水墨从过去不被承认,到1997年开始能够公开参加展览,再到现在能做这种回顾展,说明了实验水墨不断在发展壮大,他对实验水墨的未来充满了信心。那么,虽然目前拍卖市场上“实验水墨”的作品行情还有待观察,但是我相信不远的将来,“实验水墨”的作品在拍卖市场上肯定不会只是“看上去很美”! 

来源: 国家画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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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奈里斯与贫穷艺术

2015-05-26 12:25:30 来源: iArt 作者:黄笃

解读库奈里斯的贫穷艺术

文︱黄笃

谈起“贫穷艺术”(Arte Povera)艺术大师库奈里斯(Jannis Kounellis),[①] 马上联想到他在创作中惯用的材料—动物、煤炭、钢板、铜板、麻袋、木头等,库奈里斯是“贫穷艺术”最具代表的艺术家之一。那么,对中国的观众而言,“贫穷艺术”显然是一个陌生的概念。因此,很有必要加以说明。1967年,意大利艺术评论家切兰(Germano Celant)提出了“贫穷艺术”的概念,以概括和描述当时一批年轻的意大利艺术家的艺术观念和风格。“贫穷艺术”主要指艺术家选用废旧工业材料和日常自然材料或被忽视的其他材料作为表现媒介,注重它们的重量和结构的对比,推崇形体本身的意义。他们的观念旨在反对创作中运用传统方法,主张“随心所欲”的创作,摆脱和冲破传统的“高雅”艺术的约束,并重新界定艺术的语言和观念。他们创造的开放而自由且具有批判性的语言,并不局限于意大利本土,而是可以在任何地方自由创作。这种以原始而质朴的物质灵活建构的艺术方法和艺术形态被认为是观念艺术的一个流派。[②]
  
库奈里斯“演译中国”(TranslatingChina)在北京今日美术馆的举行是他在中国的首次个展。与以往的展览不同,他的全新作品呈现的是近两年来他对中国的实际考察、深入思索和分析,尤其是对中国深入浅出的演译,生动地把握住了现实、传统、记忆和语境的内在联系。库奈里斯秉承其惯用的材料和方法—煤炭、钢板、铜板、麻袋、木头等,无疑反映了他始终坚持的朴素、自然、原始、诗意、戏剧和人性的美学原则。他非常重视在偶然的状态中发现有趣的东西,他偶然在北京的古玩市场中看到瓷片,就立即买了这些东西。

在他看来,瓷片(物质)本身就是语言和观念。瓷片像文字一样,他用铁丝把瓷片固定在钢板上或用铁丝把数个完整的瓷碗固定而吊挂在钢板上(高2米,宽1米8),制作成像一个双人床或人的身体大小一样的作品。与中国艺术家那种将打碎瓷器源于批判不同,库奈里斯收集瓷片和恢复其形式意义则是源于爱。他把瓷片主观处理成了如同字母一样的视觉节奏和音乐谱子一样的优美形式。他在中国创作的系列作品中还大量采用了钢板、瓷碗、红铜、白布及军大衣,将它们处理成不同的形式和关系,建构了一种与他者文化联系的开放语言特质。特别是在钢板上用铁丝将大小不一的瓷片固定成不同的形态,或布满,或半部,或密,或稀,或多,或少,那些钢板上形态各异的瓷片布局,要么犹如暗喻历史的碎片,要么犹如宇宙中密集的小行星,要么犹如中国水墨画布局,要么犹如中国民间的花布,等等。

事实上,他把钢板与瓷片处理成隐喻身体与文字内涵的形式,而对这些瓷片的布局,并不是用眼睛去衡量,而是以音乐节奏、呼吸去安排,作品所形成的无限性强调的是,特定的空间秩序,今天特定的时间,以及特定安排的唯一性。他在作品中完全无意于折中,而是关注解构某一含义而产生另一种意义,也就是强调事物间的关系及其观念的延展性。这正是库奈里斯作品的语言特征—观众不仅直接看到某一特定形象,而且还能够清晰地感受到作者的主观色彩。尤其是他的艺术的开放性就在于直接交由观众自由的想像、思考和判断,他们可以从不同的视角去体验、言说和解读艺术的内涵和意义。换言之,阐释与判断之间保持着某种距离,因为任何理性的阐释都无法精准地说明艺术家感情的偏爱。库奈里斯在创作中重视材料与材料的对比或对立关系—软与硬、自然与人造、流动与固态、传统与现代,又表现和建构了语言和形式的独特美感,是一种交织着质朴的戏剧性和诗性的美感。他把现代与传统、日常与异常的关系理解成一种辨证的视觉哲理。

作为一个旅行者,他一直游走于与他者文化的对话,喜欢吸收和转化那些难以归类的东西。库奈里斯在创作过程中对物质的取舍和组合,除了个人的审美判断力,还要将之置于一个复杂而多元的社会文化关系中。物质之所以迷人,就在于它交织着诱惑性、不确定性、相对性和绝对性。既然物质具有客观的物质属性,那么它总是与人的欲望相联系。欲望是人的本质,欲望能诱发或驱动人的控制欲和占有欲。库奈里斯的作品也正好表明了如拉康(Jacques Lacan)所论断的那样,“欲望的压力是一贯性的,欲望是永恒的。欲望的实现并不是‘获得满足’,而是让相似的欲望再生”。也就是说,欲望存在于社会关系中,是他者欲望的欲望,欲望具有向无穷满足的方向延伸的特征,欲望的短暂满足瞬间会被新的欲望所填补或替代。在这个意义上,一旦物质成为人关注的对象时,人总会本能地从精神上使用它,消耗它,塑造它以及改造它。因此,欲望的力量在某种意义上不断改变物质的内涵和外延。物质无论是精神属性还是物理属性,它都有一个存在、变化和消失的过程。因此,艺术家赋予物质的观念和意义,或被积淀了下来,或被变成了记忆,或被遗忘……

在“贫穷艺术”谱系中,库奈里斯非常注重挖掘日常物质及其能量的扩展性,不管这些物质来自何方,都被主观转变成了带有艺术理念的物质。由于它们是以人为中心展开的,只有当它们与社会、人、历史、文化建立起联系时,物质才能从物质的物理属性中剥离和解脱出来,并使它们成为在公共领域中与人精神交流的载体。它们甚至被看作是具有扩张性的媒介,并与其它事物之间存在着关联性,即由物质导引出与之相关的能量、时间、记忆和语境的内在联系。他把原本无指向的物质主观塑造成某种具有理性思考和观念意义的媒介。在这个视点上,库奈里斯在作品中不仅重新界定了物质的属性,而且重新建构了物质的能量及其人类学分析,即人是能量的生产者,又创造出与人的经验相关的东西。也就是说,物质并不是孤立的,而是传递着与之相关的人的信息。他通过改变日常材料的形态来激发或唤起人的情感和记忆,揭示了人所积淀的思维经验,并赋予了它们的隐喻性和象征性。除了擅长运用材料与人的情感交流,他还重视从诸多材料的关系中引发出人对与之相关的条件、历史、习俗及生活的联想、思考、想像。

回眸现代艺术史,库奈里斯之所以是一位难以绕开的重要艺术家,就在于他的一些作品被认为是艺术史的重要节点。他运用材料的方法和观念都很具挑战性和颠覆性,无论是早期采用的动物和火,还是后来使用钢板、煤炭,或是近来使用的红铜、瓷片、白布,它们并不是再现(represent),而是呈现(present),体现的是艺术家的直觉,并凭借其个人的艺术敏感去发现、过滤、转译物质及其相关属性的社会意义、文化意义和观念意义。
  
早在1967年,他的作品《无题》包含三种要素:涂有清漆的铁板结构夹控着棉花、四个铁制容器盛有土和仙人掌、涂有清漆的铁板上的栖木伴有活的鹦鹉。而活的鹦鹉放在铁板上,让作品发生了变化,从观众凝视和阅读鹦鹉,变成了鹦鹉向观众说话,彻底颠倒了主次的互动关系。正像库奈里斯本人所说,“对我来说,数字、字母与鹦鹉等的作品之间没有什么明显的界限。看数字、字母作品的人‘阅读’作品。然后,第二步是面对于鹦鹉的作品,观众不再解读了,而是鹦鹉对这位观众说话。因此,在我看来,鹦鹉更像是作品的一种延伸,而不是作品方向的改变” [③]。到了1969年,他把这种观念几乎发挥到了极致。在延续自身艺术逻辑的同时,库奈里斯在罗马的L’Attico画廊创作了一个惊世之作《无题》。他大胆将12匹马牵入并拴于画廊四壁,其前卫性不仅对当时的艺术界产生了巨大的震撼,而且对艺术的概念和边界带来了巨大冲击,还确立了生命艺术的里程碑4。他的作品无疑反映了这一时期的文化情绪。

若反观一下20世纪60年代,意大利曾有精神病学家弗兰科·巴萨格利亚(Franco Basaglia)提出了“民主的精神病疗法”的思想,并在都灵市的戈里齐亚(Gorizia)建了一家精神病院。当时的想法是要打破医院界限。因为这种医院在功能上把精神错乱的人规定、限制和禁锢在某一固定空间。巴萨格利亚的思想就在于要解放或开放医院,以建立患者与人、社群乃至社会的交往。这种类似的思想也体现在福科(M ichel Foucault)的著作《词与物 —人文科学考古学》之中。就是在同一时期,意大利充斥着紧张的政治气氛,红色旅的恐怖爆炸和极端主义分子及学生运动甚嚣尘上,给人造成心理上的不安,甚至也影响了艺术家的创造。库奈里斯的这种艺术行动无意识地再现了这一时期社会征候和文化意识。当然,除了对这种现实的关照之外,库奈里斯还与意大利现代艺术谱系有着内在联系,他在观念意义上演绎和整合了丰塔纳(Lucio Fontana)、布里(Alberto Burri)、曼佐尼(Piero Manzoni)的艺术血脉的同时,又从传统艺术资源中吸收和转化出新的观念和语言。他深受卡拉瓦乔(Michelangelo Merisi da Caravaggio)绘画中充满光影和动感的戏剧性的启发,并将画廊变成了舞台,让空间属性发生变化。当12匹马被牵入并拴于画廊四壁时,它们的位置就“界定了眼睛平视高度的空间周长”5。

也就是说,戏剧性的理念渗透到画廊空间,将人们引向对某种叙事的期待,而活的动物进入画廊就如同向平静湖水中投入了一颗石子泛起波澜一样,给凝静的空间增添了生机勃勃的气氛,使之形成了可塑的伸缩性空间。活马被带入人们的视线中心,使这一空间产生了一种张力,并在艺术中产生了一种断裂。马匹作为表现对象常在绘画和纪念碑雕塑中塑造崇高的化身,他的目的就在于让崇高变为平凡,使平凡充满崇高,这就是我们所认为的张力和断裂。而他从另一个角度上则提出了一个令人反思的“什么是展览”的命题。无论如何,库奈里斯以马塞尔·杜尚式的颠覆姿态开拓了以动物为媒介的生命艺术。如果说马塞尔·杜尚(Marcel Duchamp)的现成品雕塑《泉》在审美判断力上提出的“这就是艺术”的观念,那么库奈里斯以12匹马创作的《无题》则在观念意义上直指空间问题,大胆跨越了艺术的界限,提出了“这就是展览”的设想。如同这一时期盛行的思想,库奈里斯把知识的可能性、理性的界限和人的有限性联系在一起,试图表达的是理性与非理性之间的对话。正因为如此,库奈里斯的作品恰恰强调的是界限、断裂、个体化、起伏、变化、转换、差距,这是艺术家塑造的一种充满分散的、散乱的、非中心的、偶然性的多样化空间。

 

从形式符号的角度看,任何一种艺术符号的意义都来自于它与其他符号之间的关系,尤其来自于它与其他符号的对比或对立。也就是说,艺术意义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通过艺术中形式符号的对立表达出来的。库奈里斯通过放大微观的日常生活,以表达其态度与观念,解读了与历史、传统、时间、图像、信仰相关的价值意义。除了擅于挖掘原始材料与人的情感的视觉语言之外,他又善于发现和分析物质材料与空间、环境、历史和语境之间的观念联系。1992年,库奈里斯在德国的施瓦本格明德市(Schwabisch Gmund)创作的大型装置,就是关于与历史和语境相关的例证。作品以天主教堂为背景,竖起一个36米高的T字形木架装置,从上端垂吊下一个巨大的装有老家具的麻袋。他的观念来自早期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雕塑家多那太罗(Donatello)雕塑《圣·乔凡尼的头》,左手托着、展示着头,这个举动明确告知,“我做的事,我负责”。这件作品显然与德国的历史语境有着密切联系,隐晦地表达了德国在经历战争灾难后的宗教赎罪和忏悔。它不仅给人以视觉的震撼,而且给人以心理的疗伤。
  
在中国创作的《无题》系列中,库奈里斯一如既往地保持其敏感和直觉,将钢板与中国衣服进行了不同组合或结合,营造出了一种美丽、质朴、诗意的语言方式。显然,他没有深陷现实主义和客观主义的牢笼,而是倡导一种基于社会实践的分析方法,即把习性概念引入艺术实践中,因为习性是一种持续性、可转移的能力系统,是某种实践和表征的组织原则,在客观上适应了自身的目标,但并不意味着习性会有意识地追逐目的和操作规范,但它又丝毫不服从某些规范,而是被统一地协调起来。

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看到,无论身处何方,库奈里斯的“习性”表现出灵活的适应力和组织方式。他对中国的解读,不只是从书本上获得的知识,而是亲临不同的城市和农村的生活、历史、现实之中,进而在感受、体验,考察、理解过程中挖掘和表现其中蕴涵的魅力。他无不被那种充满中国奇异符号的衣服、瓷片、煤炭所动情。他以诗性的语言表达了材料具有的冰冷与温暖、柔软与坚硬、色彩与金属之间的辩证关系。同时,它们还传递出另一个信息:要么是它们之间的对话,要么是它们之间的矛盾,要么是它们之间的争斗。这是一种感受力与结构之间的角力。他呈现出了不同材料的图像格式,分析了其中(无论是传统与现代,还是工业与手工,无论是自我与他者,还是历史与记忆,无论是西方与东方,还是认同与差异)的力量抗衡关系及其张力。他赋予了那些看似各自分离、甚至互相矛盾的物质碎片在某种程度上的连贯性与一致性。在处理物质、能量、运动与变化的过程中,他不仅赋予了艺术自身的逻辑与关系,而且展示了个人的策略、法则和创举。
  
在这个意义上,库奈里斯的作品涉及物质,欲望与消失的有机整体和过程,令人反思的问题是自然、精神、观念、技术、形式、记忆如何以艺术的方式来呈现。在雕塑和装置中,他以日常视角探讨了物质与美,物质与欲望、物质和消耗相关的艺术观念,表达了物质、能量与消耗的过程以及与人类活动的联系。像他于2010年在中国第一次亮相就是参加“第二届今日文献展”的作品《天津港》,充分说明了物质和能量转移的问题。“今天,人在现代社会中越来越不能离开能量。从社会学角度看,能量循环决定了人的经济活动,能量直接涉及到耗费,耗费不仅包含了日常生活用品的消费,而且包含了非生产性的精神产品。

人类所有的生产活动,从物质生产到社会系统和文化符号的生产,都是处于无节制的状态。过剩生产无不意味着消耗、耗尽和挥霍。在我看来,过多的生产秩序与某种混乱相联系,只有发现这种混乱以非生产性方式导致消耗和破坏生产秩序时,才能认识和理解人类社会、文化和艺术的问题所在。”6从这个角度看,库奈里斯作品释放的“能量”包含了多重的指涉意义:在物理上指度量物质运动的物理量,它表示一种能转化成另一种能的过程。在社会学上指精神信仰的力量、潜能和活力。在艺术上指艺术家在思想和观念上的想象力、分析力、表现力。虽然库奈里斯并无经济学的表述视点,但值得注意的是,他的作品暗示了生产与消费的紧密相连,这似乎间接涉及能量和消耗的经济学议题,即现代经济学表明,能量就应无回报、无目的的消耗掉。当(物质财富)增长达到高峰顶点时,就会将之耗费或慷慨赠予。这是一种非功能主义的能量状态。
  
当然,作为一个艺术家,库奈里斯更多关注的是生活美的本质,更多表现的是纯粹的视觉经验。他在创作中运用材料游刃有余,看似表征粗犷实则形式细腻,看似轻盈却释放出重量感,看似凝重中却散发着诗意感,看似冰冷却流露出热情。尤其作品中蕴涵着丰富的情感,甚至让人萌生和拨动某种记忆和忧伤之感。正如艺术家所坚持的那样,他的工作方式就是以艺术家的激情和直觉的方式转换物质形态,让其作品散发出“无声的戏剧”气息。这正呼应了他的美学观念,隐喻人类在现代社会中的混乱秩序状态,反思人如何在欲望、物质、空间、表征之间的均衡状态。
  
库奈里斯的这次个展充分证明“贫穷艺术”自由而灵活的创作方法,他把微观世界的放大,在看似混乱的布局中却呈现出某种井井有条的秩序,它孕育了无限的想像,体现了艺术家的主观意念。他排除了时间和空间的逻辑关系,重新建构了一种新的艺术空间。他使用羊毛、煤、火、石头、钢、布、瓷片、红铜等材料组合的艺术语言,让人联想起了从古希腊、罗马到卡拉瓦乔,乃至他者文化的融合。他关注物质、能量与过程,运用了形而上的、诗意的和象征的语言,使变化的观念、艺术的符号与客观的现实之间构成对立。他并不仅仅是为了材料而材料,而是自由选用材料,挖掘艺术发展的可能性。库奈里斯建立了一个开放的艺术领地,以独有的视觉语言表现了人类如何应对不断变化的现实与永恒记忆的历史,内心活动和外在表征的关系—不仅通过对物质及其表征的抽离、过滤和提炼,编织出一种与空间、条件和语境相关的视觉语言,而且以不同的方式揭示了它们背后象征符号的意义—记忆、个性、生命、时间、存在、生活、心理和意志等等。可以说,库奈里斯在艺术中探讨的是一个关于物质、欲望与消失的永恒主题。

从艺术史发展的角度看,以库奈里斯所代表的“贫穷艺术”自由运用材料的观念方法,引导了反体制的美学,启发和影响了对“高”与“低”、“自我”与“他者”和“中心”与“边缘”等文化问题的思考。因此,“贫穷艺术”直接或间接影响了当代国际艺术家的实践。这可以从许多艺术家的作品中发现和感受到“贫穷艺术”的踪迹,如马克·迪恩(Mark Dion)、欧拉佛·艾里松(Olafur Eliasson)、嘉布里埃·奥罗兹科(Gabrriel Orozco)、里克里特·提拉万尼伽(Rirkrit Tiravanija)、沃尔夫冈·莱伯(Wolfgang Laib)和达米安·
  
欧特加(Damian Ortega)等。正由于“贫穷艺术”主张开放而自由的语言不局限于本土,而是可以在任何地方自由创作,今天中国艺术家黄永砯、陈箴、蔡国强等及更年轻一代也表现出与之相关的血脉联系。
  
因此,如果说把“零”比喻成为库奈里斯的艺术起点,那么“无限”则预示了艺术家创作的动力。
 
注:
1. 库奈里斯1936年生于希腊比雷埃夫斯市(Piraeus)。1956年移居意大利罗马,并进入罗马美术学院学习。曾任德国杜塞尔多夫美术学院教授之职八年之久。现居罗马。库奈里斯被认为是与博依斯同时代的最重要的大师级艺术家之一。他是受邀参加“卡塞尔文献展”和“威尼斯双年展”最多的艺术家之一。他的作品多次被世界上许多重要的美术馆、基金会和私人所收藏。
2.“贫穷艺术”的艺术家主要有:雅尼斯·库奈里斯(Jannis Kounellis)、阿里杰罗·波埃蒂(Alighiero Boetti)、朱里奥·鲍里尼(GiulioPaolini)、艾米里奥·普里尼(Emilio Prini)、乔万尼·安塞尔莫(Giovanni Anselmo)、皮尔·保罗·卡佐拉里(Pier Paolo Calzolari)、鲁恰诺·法布罗(Luciano Fabro)、马里奥·麦兹(Mario Merz)、马莉萨·麦兹(Marisa Merz)、皮诺·帕斯伽里(Pino Pascali)、朱塞佩·佩诺內(G iuseppePenone)、米开朗基罗·皮斯托雷托(M ichelangelo Pistoletto)、基尔伯托·佐里奥(G ilbertoZorio)、比格那迪(Bignard)和切洛伊(Cerloi)等。
3.“穿越时空,穿越记忆:黄笃对雅尼斯·库奈里斯的专访”。时间:2010年3月1日。地点:北京亮马饭店。
4.自1967年库奈里斯采用动物之后,当代艺术在后来逐渐盛行以动物为媒介的艺术现象。如20世纪90年代初英国艺术家戴蒙·赫斯特(Damien Hirst)的剖牛或剖羊,意大利艺术家毛里兹·卡特兰(Maurizio Cattelan)用马、鸽子或松鼠以及比利时艺术家威姆·德沃耶(Wim Delvoye)的用猪,等等。虽然他们与库奈里斯的观念指向不同,但却显示出这一形态艺术的发展脉络和联系。
5. “穿越时空,穿越记忆:黄笃对雅尼斯·库奈里斯的专访”。时间:2010年3月1日。地点:北京亮马饭店。
6.“能量何在?—2007年首届今日文献展总策展人黄笃访谈”,见《2007年首届今日文献展》(图录)中国今日美术馆出版社,第15页。

黄笃:独立策展人。现在北京生活和工作。

主要策展有:“澳洲墨尔本国际双年展中国艺术项目”(1999年)、“后物质”(北京,2000年)、“第二届首尔国际媒体艺术双年展”(2002年)、“第二十六届巴西圣保罗双年展中国馆”(2004年)、“第六届上海双年展”(2006年)、“首届今日文献展”(2007年)、“第三届南京三年展”(2008年)和“第二届今日文献展”等。

[①] 库奈里斯1936年生于希腊比雷埃夫斯市(Piraus)。1956年移居意大利罗马,并进入罗马美术学院学习。曾任德国杜塞尔多夫美术学院教授之职八年之久。现居罗马。库奈里斯被认为是与博依斯同时代的最重要的大师级艺术家之一。他是受邀参加“卡塞尔文献展”和“威尼斯双年展”最多的艺术家之一。他的作品多次被世界上许多重要的美术馆、基金会和私人所收藏。

[②] “贫穷艺术”的艺术家主要有:雅尼斯·库奈里斯(Jannis Kounellis)、阿里杰罗·波埃蒂(Alighiero Boetti)、朱里奥·鲍里尼(Giulio Paolini)、艾米里奥·普里尼(Emilio Prini)、乔万尼·安塞尔莫(Giovanni Anselmo)、皮尔·保罗·卡佐拉里(Pier Paolo Calzolari)、鲁恰诺·法布罗(Luciano Fabro)、马里奥·麦兹(Mario Merz)、马莉萨·麦兹(Marisa Merz)、皮诺·帕斯伽里(Pino Pascali)、朱塞佩·佩诺內(Giuseppe Penone)、米开朗基罗·皮斯托雷托(Michelangelo Pistoletto)、基尔伯托·佐里奥(Gilberto Zorio)、比格那迪(Bignard)和切洛伊(Cerloi)等。

[③] “贫穷艺术”的艺术家主要有:雅尼斯·库奈里斯(Jannis Kounellis)、阿里杰罗·波埃蒂(Alighiero Boetti)、朱里奥·鲍里尼(Giulio Paolini)、艾米里奥·普里尼(Emilio Prini)、乔万尼·安塞尔莫(Giovanni Anselmo)、皮尔·保罗·卡佐拉里(Pier Paolo Calzolari)、鲁恰诺·法布罗(Luciano Fabro)、马里奥·麦兹(Mario Merz)、马莉萨·麦兹(Marisa Merz)、皮诺·帕斯伽里(Pino Pascali)、朱塞佩·佩诺內(Giuseppe Penone)、米开朗基罗·皮斯托雷托(Michelangelo Pistoletto)、基尔伯托·佐里奥(Gilberto Zorio)、比格那迪(Bignard)和切洛伊(Cerloi)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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