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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拉·多娜文(Tara Donovan)

2010-06-06 16:21:51 来源: artforum.com 作者:

Tara Donovan、《未命名(泡沫塑料杯)》、2004/2008、泡沫塑料杯、胶、装置现场、波士顿当代艺术院、2008

“九十年代中,塔拉·多娜文(Tara Donovan)在她的工作室进行实验时,碰倒了一大盒牙签,捡起来后,发现掉出来的那些,形成了一个形状,这个形状与牙签盒的一角相称,于是,艺术家灵机一动,有了主意。”这是Jen Mergel和Nicholas Baume为他们策划的Donovan在ICA举行的展览画册中,内文开头的一句话,由此可见,工作室的小插曲,纯粹是偶然。接着,艺术家找出了大约50万支牙签,她成功地将它们从地面开始,一点点堆积成一个庞大而独立的立方体,就好像人们做沙堡一样。从那时起,《未命名(牙签)》(1996)成为了她雕塑创作中具有标志性的一个原点,从此也发展形成了Donovan所称的“场地回应”形式。相关的作品有《未命名(针)》(2004),《未命名(玻璃)》(2004),在Donovan首次的博物馆纵览中,观众不仅可看到过去十年里创作的15件作品,另外还有一件专门为ICA展览设计的新作品。

通过不起眼的牙签逻辑,大家很快从展览中看出了Donovan的创作工序:她使用笔直的、大量生产的物体做为塑造主题,通过她个人化的讲述,“重塑”这些物体“被设定的命运”,将这些物件搭配成具有标准尺寸的几何形;在这些相同的物品中,她为彼此创造出新的关系;以完美的技巧,从视觉上,将这些难以改变的物体套在一起或者打乱。总之,她运用的是大量的具有某种形状的物品,通过实际操作(比如,滚动,堆积,集合,粘附,安置)塑造它们。

对于数量的强调(在数量上我认为是过度的,毫无节制的),自有其含义所在。对于Donovan而言,它暗示的主题是过度的丰裕、消费的浪费、城市的扩大和无限制的病毒性网络,这是当然的。而对于她的评论者们,尤其是大多数的画廊观众而言,至少据我所知,他们觉得,大量的杯子,纽扣,或者胶带,这些物件,数量上的庞大夸张只是为了产生惊人的效果。就像一个冗长乏味的存活清单一样:《未命名(塑料杯)》(2006/2008)中是上百万的杯子,塑料平底杯高高低低堆积着;在《未命名》(2008)中,成千上万英尺的胶片,犹如画廊墙上的一扇千变万化的窗。在向极简主义一个接一个系列的致敬时,Donovan有意表明,这些物品的排列,摇摇欲坠,似乎随时都能倒塌。2003年的《薄雾》,是一件由透明吸管组成的巨大装置,放在纽约的Ace画廊,结果真的塌了,当然与Richard Serra的环形铅体的倒塌还是截然不同的,尽管这些东西清理起来更加乱套。Donovan的作品创作方式,似乎在有意招致毁灭。

实际上,要是说规模很重要的话,那么,艺术家从这些堆积的艺术品中所营造出的不可计量的那种美丽,也同样很重要。展览中最新的作品《未命名》中,上千英尺的胶片卷在一起,附近的水域恰好映照在不那么悦目的棱柱形胶片上。这件作品更多看重的是光,而非建筑构造。我曾听到人们在这件作品发出愉悦的惊叹声,而2002年的《星云》也带来如此效果。在这件作品中,堆积的透明胶带在画廊地板上向周遭散开。从上往下看,空隙之间的空间很明显,但要是从非直角的角度斜着看去,就会觉得模模糊糊,像变形了的地图。尽管这件作品花了很长时间创作,布置,试图将手法技巧主题化,有迹可循,但最终看上去却有些离题了。这种构造方式,只不过成为了达到堆积效果的一种必要手段而已,并不具备其它含义。

Tara Donovan、《未命名》(局部)、2008、 聚脂胶片、122×732×76厘米

作品所产生的效果通常被认为是令人吃惊的。ICA的展览表明,Donovan的作品是可接近的,但并不那么容易。部分带有Eva Hesse和Tom Friedman的影子, 艺术家将女性的作品变得家庭化和复杂化;也许,她是从动手构造的结果中去创造乐趣,而非从表面的效果上。也许,对于构造组合的兴趣,正是对美观的一种抗拒——那种可能肤浅而迎合他人的美观被Donovan以数量上的疯狂而抢去了风头。我从Donovan的作品中发现的最大乐趣是:她的这种设置形状的创作,只能容纳自身的投入与执念,自行承受自身的崩塌,自行产生审美性—《薄雾》和其他很多作品试图都给人以动态上的错觉—不流任何余地。

展览在波士顿ICA截止到1月4日;之后来到辛辛那提的当代艺术中心,展期为2月7日到5月11日;6月19日到9月13日在Des Moines艺术中心展出;2009年10月10日到2010年1月16日期间,在圣地亚哥当代艺术馆展出。

作者为伊利诺伊大学艺术史助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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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拉基米尔·塔特林(Vladimir Tatlin)回顾展:为新世界创作的新艺术

2012-07-17 01:10:16 来源: artspy艺术眼 作者:陈颖/编译

巴塞尔丁格利美术馆将今年夏天的大型夏季展奉献给了最重要的俄罗斯先锋派人物之一:弗拉基米尔·塔特林(Vladimir Tatlin,1885-1953)。距上一场为这位极端创新的艺术家举办的综合性回顾展已经过去几乎20年了。而本次回顾展的展出作品则包括了其早期的绘画作品、延伸至了周围空间中的反浮雕(Counter-reliefs)、《第三国际纪念塔》(Monument to the Third International)以及飞行器“Letatlin”等等。总的来说,这位来自20世纪初分水岭时期的杰出艺术家的毕生创作将在100多件的大师之作中展示出来,这些作品大多出借于莫斯科与圣彼得堡的重要收藏机构/收藏家。

弗拉基米尔·塔特林(Vladimir Tatlin)在一开始只是一名水手。在1913年之前他的艺术创作一直局限于油画和素描。出于对肖像画及民间艺术的传统领域的兴趣,弗拉基米尔·塔特林(Vladimir Tatlin)随后将自己的注意力转移到了俄罗斯及西欧——更准确地说是巴黎——最现代的先锋潮流中。他后来的所有作品都创作于绘画的基础上。这次的回顾展就包括了其全面的早期作品,它们的色彩大胆而膨胀,充满了富有韵律的曲线以及对明暗线条的突出使用。在这些引人注目的作品中,弗拉基米尔·塔特林(Vladimir Tatlin)实现了一种俄罗斯传统与法国先锋派的高度综合。

反浮雕

1914年,弗拉基米尔·塔特林(Vladimir Tatlin)开始了从先锋派画家向革命性艺术家的转变。他的绘画浮雕及反浮雕只有很少一部分被保存了下来。这些创作于十月革命前的作品构成了他对现代艺术最根本、影响最深远的贡献。在这场回顾展中,少数来自莫斯科及圣彼得堡的现存原作得到了一批具有代表性的、以照片为基础重新创作出来的作品的补充,由此揭示了艺术史上这个具有决定性的方面。弗拉基米尔·塔特林(Vladimir Tatlin)希望通过反浮雕给贪图享受的艺术界带来一次彻底的决裂;在能量不断增长的角度上,这些作品被理解为一次“反击”。正如Konstantin Umansky在1920年所写的那样,“塔特林主义(Tatlinism)”宣称这样的图像是没有生命力的:“二维的画布对于三维的事物来说太具有限制性了。”

用弗拉基米尔·塔特林(Vladimir Tatlin)自己的话来说:“我们不再能够相信我们的眼睛:我们正在让眼睛服从于触感。”他的反浮雕动摇了绘画的根基,同时还形成了一种全新的对艺术材料的理解。在这些反浮雕作品中,弗拉基米尔·塔特林(Vladimir Tatlin)像一个诗人一样处理着他的材料,并从这些材料的表达功能中解放了出来。他的反雕塑全都具有偶发艺术的某种特征,它们会给人一种漂浮在高张力状态中的感觉:它们不是固定在某个特定的点,而是悬浮在取代了早期雕像的基座的绳索中。

反浮雕的创作原则包含了一个明显的反静态成分:它所呈现的是一个介于重力与对重力的否定之间的游戏。这些作品全都是关于距离的,关于一个处于中间状态的空间的——一个既是真实的、同时又处于想象的领域中的空间。从材料的角度上来说,弗拉基米尔·塔特林(Vladimir Tatlin)将他的艺术转移到了“此时此地”的范围中;通过对雕塑形式的尝试,他创造出了“现在”。

革命、建筑与乌托邦——第三国际纪念塔

很少有20世纪的艺术品能够像弗拉基米尔·塔特林(Vladimir Tatlin)的项目“第三国际纪念塔”(1919-20)一样获得如此传奇的地位。但出于各种原因——内战、物资缺乏、当时的技术限制等等——第三国际纪念塔的构想始终没能实现。这座纪念塔平行于地面的轴线,四个内里部分分别沿着自己的轴线以不同的速率旋转,符合宇宙论的韵律和法则。第三国际纪念塔原本是被定位为一种新的社会秩序中分等级并且组织公正的政府,它不断旋转的空间部分从“革命”这个词的两种角度阐明了其本身。1920年,Nikolai Punin称赞这种设计为“发生在艺术界里的一次国际性事件”,并且将其看作是“建筑、雕塑与绘画的原则的有机结合”。如果这座纪念塔最终得以建成,那么它将能代表在弗拉基米尔·塔特林(Vladimir Tatlin)的反浮雕中发展起来的时间与空间的准则在逻辑上的扩展,同时也有可能形成一种新的空间体验(从某种意义上来讲,这种感觉与飞行的空间体验没有什么不同)。弗拉基米尔·塔特林(Vladimir Tatlin)的这一项目在由诸如Leon Trotsky、Anatoly Lunacharsky等人引导的关于“生活、艺术及政府如何在年轻的后革命性苏联中发挥作用”的讨论中起到了催化剂的作用。

在自上世纪60年代起对弗拉基米尔·塔特林(Vladimir Tatlin)毕生作品进行重新发现的过程中,第三国际纪念塔之前丢失了的模型被重建成了多种不同的形态。本场回顾展展出了其中最优秀的两个模型——分别来自莫斯科和巴黎——并且将其并置以形成一种对话的感觉。这种别致的展示方式将对这位艺术家的作品被接收的方式形成具有启发性的深刻见解,并且帮助观众去理解导致这件作品形成的各种因素。

Letatlin的飞行

上世纪20年代见证了弗拉基米尔·塔特林(Vladimir Tatlin)对人类飞行中一些全新的领域的参与。在1929/32年,这位艺术家用他如幻想般的飞行器Letatlin向一个共同监管的社会表达出了梦想。出于对神秘主义的强烈嗜好,弗拉基米尔·塔特林(Vladimir Tatlin)认为飞行是一种在进化的过程中丢失了的原始的人类经历,并且渴望能为现代的人们重新夺回它。Letatlin是一部展示了艺术、科技与乌托邦显著的结合的飞行器,它可以被看作是弗拉基米尔·塔特林(Vladimir Tatlin)对雕塑的范围与限制的探索所达到的顶点和最终结果。这件带有高度暗示性的“飞行雕塑”可以被解读为对加速度的一次隐喻,一个能够扩张想象力的载体或是对现代主义的一次解围。

作为新世界的舞台的剧院

弗拉基米尔·塔特林(Vladimir Tatlin)一直以来都保持着对剧院的浓厚兴趣。他是理查德·瓦格纳(Richard Wagner)歌剧《漂泊的荷兰人》狂热的崇拜者——他自己的生活与之有着某种特定的共同元素。弗拉基米尔·塔特林(Vladimir Tatlin)借用了那些扣人心弦的音乐所营造出来的灵魂空间,将音色转变成了充满了戏剧与生活气息的色彩组合。弗拉基米尔·塔特林(Vladimir Tatlin)为剧院所做的创造性工作在1923年时达到了顶峰:他展示了Velimir Chlebnikov未来主义的超级传说《Zangezi》。弗拉基米尔·塔特林(Vladimir Tatlin)决定“将这些文字结构与一种材料的结构并置到一起”。对这位艺术家来说,诗歌的语言材料和视觉艺术的材料是同一种世界能源的两种表达方式。其利用《Zangezi》进行的先锋派实践的迷人之处在于他在声音、色彩、质地与光之间发现的联觉的对应关系。

Streltsy,costume design,1913

弗拉基米尔·塔特林(Vladimir Tatlin)使人着迷的能力一直保持到了今天,这是因为他的作品总是在完全的社会环境中完成的并且还抱着带来改变的目的。早在大约1个世纪以前,弗拉基米尔·塔特林(Vladimir Tatlin)就已经为现在铺好了道路,那些道路在如今的当代艺术领域中仍然没有失去它们的关联性以及给人以启发的能力。

[视频]Vladimir Tatlin Retrospec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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