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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搅局”抑或“突围”——也谈第七届深圳国际水墨双年展

2011-03-16 14:01:50 来源: 艺术国际 作者:皮道坚

  双年展是国际流行的高阶当代视觉艺术展示机制,纵观当今世界一些有影响力的、重大的双年展事,自其创立以来其宗旨无不以展示当代世界艺术前沿的探索成就、促进跨国界的视觉艺术交流为己任。举办方多将其作为国际艺术交流的重要平台和民族文化及其精神产品输出的重要管道。因此双年展不仅通常能成为举办城市的重大艺术节日,更是展示当地视觉艺术新成就的窗口。在全球已有的200多个双年展中,“深圳国际水墨双年展”是仅有的以东方传统艺术媒材“水墨”命名的双年展,这显然由其“展现水墨艺术的当代形态,持续研究传统水墨画在当今文化语境中的生存和转型课题,推动水墨艺术以鲜明的时代特色、民族身份和更新的活力走向世界”的宗旨所决定。从此前已经举办的六届展览来看,“深圳国际水墨双年展”确实是在抱定自己的宗旨,艰难地一步一步迈向自己的目标。水墨画在全球文化语境中的边缘地位和在本土文化语境中的尴尬地位一开始就注定了她的行程艰难。强调本土传统艺术媒介的文化身份实质上体现的是一种国际化的诉求;而传统文脉的现代演进却又无法规避国际化的制约,这是一个两难的处境,“民族身份”与“走向世界”一开始就这样令“深圳国际水墨双年展”举步维艰。事实证明,一厢情愿地强调“民族身份”,也就是强调水墨画艺术的纯粹性,“走向世界”很可能就是一句空话。

  据我所知,最初几届“深圳国际水墨双年展”的国际性就曾因此而遭到质疑。虽然最近几届的水墨双年展试图有所突破,以“设计水墨”、“水墨空间”和“新媒体·水墨·都市”等为专题的策展思路以及先后举办的“韩国现代水墨”、“新加坡现代水墨”、“日本当代水墨”等邀请展都说明了举办方与策展人的煞费苦心。然而与一些有影响力的双年展相比,实事求是地说“深圳国际水墨双年展”的国际影响力及其在新艺术圈的学术地位还并未达到它所理应达到的高度,它的所谓国际性也仍然局限在几个亚洲的国家和地区。原因很大程度上不能不说与“水墨”二字有关,确切地说是与人们对“水墨”的认识、理解有关——“水墨”既是“深圳国际水墨双年展”的核心概念又是她的魔咒——对大多数持当代立场的人来说,“水墨”无论作为艺术样式、艺术语言还是作为艺术媒介或艺术观念就是与当代艺术无关。这同时也是一个无形的包围圈。而对于“深圳国际水墨双年展”,据我观察,从前述的几个煞费苦心的策展思路与主题来看,突围的想法不能说没有,至少在最近几届,不妨说左冲右突的零星出击也早已有之,可是苦于影响不大,收效甚微。

  就此而言,第七届“深圳国际水墨双年展”算得上是一次真正的突围。尽管由主题展、专题展、邀请展构成的总体格局,基本上仍延续了往届以水墨画为核心、为主导、为主旋律的做法,但因主题展“新语传韵”和专题展“在线人间”在观念上的大胆突破和手法与媒介语言上的多元选择,展览总体上给人以匪夷所思的强烈印象。尤其是“在线人间”,不只主题“在线”语带双关,既回向水墨画之主要造型手段“线条”,又与当代生活之互联网方式相关联,不只意在打通“水墨”的墙里墙外,更欲通览“人间”的过去、当下与未来……,其参展艺术家与作品的选择更是极具颠覆性。一些与水墨完全不搭界的作品如曹晖的雕塑《纯羊毛标志》、亚历山大·尼古拉斯的装置《阿童木胎儿》、角 孝正的雕塑《巨型大红兽》以及刘庆元的现场制作《此时……此刻》等,让冲着水墨艺术而来的欣赏者大跌眼镜,同时也令大多数参观者议论纷纷、兴致勃勃。

  “新语传韵”在观念突破上虽不及“在线人间”之“离谱”,其策展宗旨仍为“侧重探讨当代水墨的艺术观念、创作手法和呈现方式”,在手法与媒介语言的选择上却也是急切而不遑多让,“油画、版画、雕塑、装置、摄影、数码等非传统水墨的艺术语言”皆被用来“营造水墨幻象,表现水墨意趣”。参展艺术家也大多活跃在当代艺术领域,如邱志杰的装置《两棵树》含义隐晦、莫测高深,对当下人的生存与环境关系的忧思尽在其中;谷文达的《碑林·唐诗后著》穿越时空,跨文化的思考仍然以水墨文化为其价值观核心;杨福东的影像作品《留兰》诗性弥漫、诗意与水墨韵味交融,令人陶醉;彭薇的《半身寺院·夜》对当代艺术互文性手法的巧妙运用更加凸显了水墨性语汇与材质的审美特性;刘俐蕴的布艺装置《山水图卷》实际上是对水墨性与水墨方式的拓展,材质的转换别开生面,并由此而生成互文性的象征空间。显而易见的是第七届“深圳国际水墨双年展”表现出了对当代艺术游戏规则和当代艺术话语模式潜在变化的敏感与顺应,与往届不同的是它迈出了有决定性意义的一步,从水墨与当代无缘的隐性包围圈中走了出来。而在预料中的则是非议与批评也接踵而来,有“搅局说”、有“无边界说”和与之相关的“消亡说”。但无论怎么说,“深圳国际水墨双年展”的这次大胆突围有两点意义值得充分肯定:第一,它扭转了人们关于水墨与当代无缘的观念,有说服力地宣告:水墨也当代;第二,它让“深圳国际水墨双年展”有望真正成为当代中国南方最为开放的城市深圳的一个最有国际意义的重大艺术节日。

  至于“搅局说”、“无边界说”和“消亡说”毫无疑问都是关乎水墨艺术发展前途的值得深入探讨的有理论意义的话题,此处暂不展开讨论。我想说的只是前人论艺有借用《中庸》二十七章“修身”句“致广大而尽精微”者,对于“深圳国际水墨双年展”亦不妨借用,即水墨无边界,或说边界是开放的,此“致广大”是也。而对于艺术家,我想边界乃其个人之自由选择,“尽精微”当是艺术家个人应尽的本份。至于水墨是什么?我想亦不妨套用一下佛经的句式:水墨非水墨,是名水墨。恰若如来说世界非世界,是名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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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录像艺术在德国”多媒体影像学术研讨会︱张海涛

2018-10-25 00:50:49 来源: 北京国际摄影周 作者:北京国际摄影周

▲“录像艺术在德国”多媒体影像学术研讨会

 

注:以下文字由“录像艺术在德国”学术研讨会张海涛的发言整理而成 

一、录像艺术的发端、类型与媒介演化的特点

60年代初录像艺术作为新媒体艺术的发端出现,是在后现代艺术的历史脉络中发展起来的。1963年白南准创作录像装置,1965年他创作的第一件单屏录像艺术,1988年张培力作品《30x30》成为国内第一件录像艺术。
录像艺术从语言方式上分为游击录像、实验纪录,从媒介及展示方式上分为录像装置、单屏录像。

西方90年代中后期、国内2000年后录像艺术开始打破“录”的方式,由电子、磁带介质向数字、网络交互、多媒体戏剧演化和跨界,由实拍纪录向虚拟合成媒介拓展。

二、德国录像艺术发生与东方文化的关系、国内录像艺术发端与德国有紧密的关系

1958 年,白南准日本毕业后,来到德国的慕尼黑大学进修音乐史和创作。白南准在德国遇到了前来讲课的约翰•凯奇,两者对亚洲禅学思想都有所研究,白南准将禅宗思想引入音乐与录像艺术创作之中,最代表作品《电视佛》表达东西方文化的对话。

1990汉堡美院MIJKA教授带来了德国电视台录像艺术展映在浙江美院2次播映,也打开了第一代录像艺术家的创作思维,如1996年“现象.影像”展中很多艺术家:张培力、耿建翌、邱志杰、佟飙、颜磊等。

三、中国、德国录像艺术的文化差异

实验录像在语言实验和观念实验中,更多给我们鲜活的感觉:时代感、未来感。我个人倾向于录像艺术的新感觉、新语言,当然创新最需要的是精神的独立性品质。不论任何符号的选择:历史、现实、未来或是永恒的老话题,都需要当代人视角来给予新的诠释和转换,这时认知的敏锐性即是一种价值判断,这样的实验才具有当代性,也就是具有区别于其他时代的文化针对性。

这次看到的德国录像艺术媒介、技术上与中国基本同步,语言表达比较细腻、自由,关注话题、符号和观念更包容多元:如有的艺术家表现个人微观生存状态,也有艺术家表达城市历史的变迁与再生,还有艺术家表现人与自然的关系、对终极生命意义的思考,旅德的艺术家则关注国际化语境中文化背景的国别性,强调国际化、普世性。

中德艺术家创作时的状态、心态和目的不同,中国艺术家显得沉重,很多艺术家偏重探讨政治社会性话题,认为艺术需要改变社会,只有成功才能有出路,这样的心态创作思维更容易受到束缚。

可见中国艺术家喜欢更直接的表达方式、转换区别于西方的传统文化根性和当下独特生存感受,这是中国艺术的优势,但也可能成为一种固化思维模式,当然现在青年艺术家也逐渐改变了这种现状。中德作品品质上虽然差别不大,但中国的体制生态缺乏包容性、开放性,而节制了中国本土这个巨大的传播平台,缺乏国际化。

四、生态建构:教育、收藏、展览、评论等

2004年后中国的艺术院校陆续开设新媒体艺术系、影像系、跨媒体学院、影视动画系等涉及录像艺术的专业,学院也成为了录像艺术的重要平台。学院的优势是学习内容系统、不断引入师资力量,但也容易形成模式化教育和方法论的套路化,从而缺少生存体验。

国内录像艺术收藏依然很少,原因是大众的收藏观念太传统,认为录像艺术可复制性、可拷贝,所以国内市场还停留在传统架上艺术的收藏,需要消费群体和有知识结构的人去改变这种观念。录像艺术主要靠国外机构、藏家收藏,所以艺术家很难依靠录像艺术创作生存,多是靠其他工作养着艺术创作。1997年德国成立了世界上第一个多媒体中心ZKM。有很多模式有他们的优势,比如说西门子赞助汉堡录像艺术节,柏林录像艺术节是苹果电脑资助;2012年国内出现民间“录像局”,是目前在研究录像艺术的主要机构,2006年成立的栗宪庭电影基金,也是从实验影像的角度对录像艺术的研究机构,这些机构都是以个人力量支撑的非营利机构,生存很艰难。

国内录像艺术的展示平台主要通过当代艺术空间与民间院线,两个系统也会融合发展。国内展:2004年北京世纪坛做的国际新媒体艺术展起步、2007年上海电子艺术节、2008年中国美术馆“合成时代一一媒体中国”展、2010民生美术馆中国录像艺术20年、2011北京新媒体艺术年展、2012年亚洲实验电影与录像艺术论坛、2016年中央美术学院时间测试:国际录像艺术研究观摩展”等,都是非常重要的录像艺术展。

我一直参与北京独立影像展的策划与选片工作。近些年大环境下独立影像的节展:如重庆独立影展、西安民间影像展等大的影像展各种原因相继无法支撑下去,2017电影法让影像传播在国内处于很尴尬的境地,象德国上世纪70年代录像艺术就在电视台上展映,中国到目前都是不可能的。

影像创作的独立性与传播的公共性可以分开,不是为了传播限制创作的独立性。当代影像艺术独自创作精神不应该只是小范围的欣赏,只有更广泛的传播才能让艺术价值体现出来,提出针对性问题给予我们生存的启示、传递有价值的情感。

当代影像艺术传播分为线上与线下两种:线下传播途径有现场展览、纸媒出版、文献查寻、教学甚至移动载体等;线上传播途径有网络、电视传播和光盘发行。这几年学校的影像教育也成为了传播的重要环节。

未来录像艺术会从媒介上会更跨界,价值判断更成熟,生态更完善,关注未来的预见性、创造性、启示性。

 

北京国际摄影周2018
“录像艺术在德国”多媒体影像学术研讨会

时间:2018年10月23日 下午4:30-6:00
地点:中华世纪坛世纪大厅

嘉宾:
Gerit Chritiani,德国杜塞尔多夫701艺术协会策展人
甄巍,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副院长
杜子,中国平遥国际摄影大展大奖获得者
张海涛,策展人、评论家、艺术档案网主编

主持人:
舒阳,德国DCKD莱茵美术馆执行馆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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