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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荡二十年:从1992广州双年展到2011成都双年展

2015-10-12 17:27 来源: 《新艺经》 作者:赵子龙


本文原载: 《新艺经》

“双年展”对于中国而言,则是新兴的词汇。中国人最早知道双年展,已经是在改革开放以后了,而短短二十年时间,中国就迅速涌现了几十个双年展,而且每年各地双年展数量都在不断攀升。或许由于一些特殊的历史情结,中国人会把很多事都做成“运动”,同时,内心却又对此充满排斥。伴随着双年展运动的兴起的,是此起彼伏的质疑、争议与批评。这些争议与批评大多来自于资本对双年展的控制、政府介入双年展、双年展学术水平的降低、操作机制的江湖化、黑幕化等等。

实际上,双年展作为一种政治、经济和文化的整体运作项目,涉及的面非常广,“艺术”仅仅是其中一个我们习惯的角度。中国最早的双年展,是“广州-首届90年代艺术双年展”——即首届广州双年展,其操作者是一直在艺术圈备受争议的吕澎。2011年,吕澎又操作了“2011成都双年展-溪山清远”。从整体的社会背景来看,这两个展览前后跨度达二十年,展览的模式都与当时的具体的政治、经济环境有关。通过回顾这几个个案的时代背景,我们不难发现,双年展的发展其实一直与中国社会的变迁保持相呼应的进行时态。

1992广州双年展

1992年,南斯拉夫解体;捷克和斯洛伐克分裂;我国与苏联解体后的各共和国陆续建交,从历史格局上来说,中国真正进入冷战之后历史阶段。1992年中共“十四大”提出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决策,邓小平发表了南巡讲话,中国开始改革开放,进入经济建设阶段。南巡之后,以陈东升、冯仑、潘石屹、王功权等人为代表的“92派”敏锐地预见:现代的、开放的、自由的市场经济将是未来中国经济的发展趋势。同时,艺术界一些敏感的人也开始意识到,这种形势下,艺术在未来也将走向市场化。

“首届广州双年展”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出现的。1992年,由一批艺术批评家寻求资金并策划的广州90年代首届艺术双年展(油画),在中国第一次提出“双年展”概念。广州双年展当时的意图,是试图通过批评家以学术方式推动中国艺术市场的建立,以此来改变中国当代艺术的生存机制。首届广州双年展由当时的“西蜀艺术公司”主办,开启了民营企业赞助艺术展览的先河。企业赞助在今天已经不是什么大事,但在当时的历史语境下,这种操作方式具有某种革命意义:它暗示着过去由意识形态主导展览的时代已经结束,市场经济为艺术免予审查提供了合法的依据。而实际上,这届双年展上确实发生了一个典型的事件——展览依然受到了严厉的审查,部分艺术家的作品甚至受到了“下架”的威胁,但解决这次威胁的,不是“星星美展”那样的抗争,而是具有法律效力的赞助合同。这件看似很小的事情,实际上有巨大的意义,它意味着“市场”手段将成为日后对抗旧有意识形态、推动中国改革进程的最重要、甚至是唯一有效的手段。当然,在当时乍暖还寒的意识形态余韵中,市场的力量没有那么强大,整个中国的市场机制都在夹缝中生存,所以这届双年展存在着许多问题,比如展览的操作程序和方式的改革、法律税收制度、保险制度、评审制度等等。

当时,国内的许多艺术家与批评家对首届广州双年展的模式提出激烈批评。他们认为,首先要保证“艺术”的纯洁性和独立性,艺术被“市场”玷污,与被“政治”玷污是同样不可接受的。所以直到今天,人们在批判资本和市场对艺术的腐蚀的时候,必然会以吕澎为例,尽管吕澎一直在辩解,但对于当代艺术而言,他已经由于那个时代,被打上了“原罪”的印记。实际上,跳出艺术圈来看,由于那个时代而被打上“原罪”印记的风云人物大有人在,在民营企业史上,有这样一串串曾经鲜活但终究泛黄的悲情英雄的名单??牟其中、步鑫生、马胜利、储时健、姜维、胡志标、戴国芳、黄宏生、郑俊怀、袁宝?、张荣坤……等等。客观来说,既要遵守规则,又要打破规则,这本身就是矛盾的,需要一种近乎于不择手段的博弈——在一个需要像野狗一样生存的时代,我们必须野蛮生长。从这个角度来看,92年广州双年展最重要的并不是“艺术”,也不是今天我们反复讨论的市场原罪,而是一种利用“民间市场”向体制博取自由的尝试。

1996上海双年展

全球化和政治现代化是当今社会发展的趋势,而全球化、民主化有一个共同的基础:开放、自由的市场经济。1996年,在“开放”的时代召唤下,上海双年展成为第一次由政府投资的中国双年展,其主题就是“开放的空间”——不难发现,这个选题与当时政治经济环境之间的关联。这次双年展之后,“市场”问题虽然也被提及,但是权力对艺术的干涉成为新的争议。

从89年现代艺术大展以后,体制外的当代艺术家基本上再也没有大规模的出现在官方美术馆中,所以在描述整个90年代的中国当代艺术状态的时候,我们通常用的关键词是“边缘”“地下”,而这段时间也正是圆明园、宋庄被反复提及的时期。2000年上海双年展将这些“边缘”与“地下”的艺术家纳入了官方体制,并给与赞助。在许多艺术家们看来,这是体制的权力对当代艺术的同化,因为这样一来,当代艺术“边缘、地下”的光环就消失了。这一届上海双年展,同样处在一个变革时期:在经历过反复的争论之后,市场经济已经成为合法的意识形态,关于市场原罪的讨论也已经结束,接下来就是中国加入全球化经济之中,其标志事件是加入“世贸”。同时,在经济发展的需求下,中国开始发展互联网,网络时代正式来临。这些改革措施,让中国更加开放,今天我们已经享受到了成果。

2011成都双年展

等到2011年吕澎再次操办成都双年展的时候,中国当代艺术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2004年以后,中国的民营企业已经发展壮大,民间资本实力已经相当雄厚,西方资本与中国民营资本的合力使得当代艺术市场迅速升温,艺术市场从单纯的买卖阶段进入了投资阶段,造就了“天王”和“天价”。在资本的力量面前,意识形态审查已经变得薄弱无力,甚至在国企改制大潮中,许多官方的文化部门也被市场化,开始了自负盈亏。由于当代艺术在国外许多重大展览中亮相,又加上当代艺术所产生的社会效益,体制对于当代艺术表现出越来越多的亲和力。2009年,中国艺术研究院成立了当代艺术院,许多体制外的艺术家如方力钧、岳敏君、曾梵志等被聘请为院士。当代艺术院成立的时候,在当代艺术界引起轩然大波,许多人指责当代艺术家“被招安”。当然,这只是看待这件事情的一个角度。换个角度看,这同时也意味着保守的文化体制不得不面对现实,尽管并不情愿,但也开始承认当代艺术的正面性。

2011年,十七届六中全会第一次在政策上明确提出建设文化强国,随后《国家“十二五”时期文化改革发展规划纲要》明确提出,文化产业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到2015年文化产业逐步成长为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由于政策倾斜,各级政府和知名企业都做出了反应,中国正在进入文化产业和大发展时期。其次是经济转型要求。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不断增长,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与排名第一的美国相比较,中国的经济成果是以资源高消耗和劳动力廉价取得,而美国却是以科技和文化作为支撑。因此,按照中国可持续发展的战略规划,中国经济必然需要转向低消耗、低污染的创意文化产业、高科技产业。在这种政策风向下,当代艺术的发展已然成为了这个历史阶段的政治需要。严格的政治审查已经成为历史,今天,许多体制内的艺术家和策展人反而走进民间、地方,进入到火热的文化产业之中。

2011年成都双年展,政府斥资3000多万打造了成都的798——东区音乐公园。这一届成都双年展引发的争议是主要来自学术方面,一方面“溪山清远”被批评为当代艺术在观念上的倒退,另一方面将当地文联、文化局的民间艺术展、精品剧(节)目展演都纳入成都双年展之下,显得缺乏严肃性,过于大众化、娱乐化,被认为消解了当代艺术的斗争性。假如我们再一次试着从具体的历史语境中看待2011年成都双年展,我们仍然可以发现一些值得思考的地方。当代艺术行至今日,已经越来越多元化,也就是说,它开始慢慢渗透进社会的各个层面,以往那种对抗体制的单一逻辑,已经不适合描述今天的当代艺术。实际上,当代艺术仍然是在针对一个保守的体制,只不过方式更为多样——可以直接对抗、可以通过买卖消解特权的神圣,可以通过娱乐和大众化来获得群众基础。在一个缺乏审美教育的国家,当代艺术的任务之一,也许是调动大众对艺术的热情和参与,哪怕是以流行的方式。

从广州双年展到成都双年展,二十年中,中国社会一直在发生着剧烈的变化,当代艺术也和其他领域一样,随时根据具体的历史语境进行着调整。艺术、学术并不是我们看待双年展的唯一角度。当代艺术所面对的问题已经变得越来越具体,此一时彼一时,此一地彼一地。上海双年展所面对的问题和所要表述的内容,可以与成都双年展大相径庭,我们不能说哪一个双年展是对的,而重要的是,我们要在一个具体的环境内,理解一个双年展的意义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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