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题：《书》Book by
艺术家们将书籍视为一个特别的物件，也对书之结构及材料充满兴趣，选择书作为创作媒介，由此产生了“艺术家书”这一传统。本期专题围绕艺术家书，就其成型与外延展开讨论，将展现不同创意实践者对书进行的丰富创作。
最终版本封面
第一版设计（封面有图）
第一版设计（封面无图）
杨圆圆／采访 ︱ 艺术家／图片提供
ArtWorld：陈哲，可否谈谈你最初决定做这本书的动机？书中包括《可承受的》（2007－2010）和《蜜蜂》（2010－2012）两组作品，它们都是已经完结的旧作。其中《蜜蜂》也曾经出版过一本画册。为什么这次会决定将这两组作品重新编辑成书？
陈哲：我做第一本书是在2011年夏，当时在上海的比极画廊第一次展出《蜜蜂》系列，尚陆和我决定联合出版一本画册配套展览。尽管图像的部分已经完成了70％－80％，但我很明白《蜜蜂》作为一个项目仍有待完善。因而那本书的功能于我更像是一个阶段性的成果报告，编书则成为了一种梳理思路的手段。
我一直觉得艺术作品自身的成长性是很有意思的一件事。你为了解答内心的疑问而创作，然而行动并不意味着解决，行动只是行动。作品究竟以什么节奏、什么方式完成自身，往往是很难被预期的。比如最先做《蜜蜂》的时候，我对于文字内容会在最终作品里扮演如此重要的角色毫无头绪，也没想到作品会以当下这种呈现方式完结。
随着作品逐步趋于完整，它本身也在要求以一个更完整的形式留在这个世界上，于是这就需要我在这本新书中解决两个问题：首先，如何为分别指向我自己和他人的《可承受的》与《蜜蜂》两个系列制造一种有机的接续；其次，如何处理图像和文字之间的关系（这一点也是我日后会在新作品中持续讨论的问题）。
ArtWorld：广煜，你在看了陈哲作品后的感受是怎样的？是从何时开始决定为陈哲做这本书的设计的？
广煜：其实一开始我是有些犹豫的。一是因为工作太多，二是因为我们工作室目前在做艺术家画册的选择上变得相对谨慎。尽管我们曾经做过很多视觉语言上比较夸张的艺术家画册，但是近两年来，我们对于这种过于强调设计本身的表达方式稍微有些厌倦了。同时，通过与大量艺术机构合作的经验积累，我们开始慢慢能够接受一本“中规中矩”的画册形式，并且开始认同这种相对“规矩”的画册存在的必要性。所谓“规矩”，即尽量把设计中“炫技”的成分减至最少，而把设计的重点节制地控制在细节和书的结构问题上。但是后来我们工作室认真看了陈哲作品，大家都觉得挺好的，也觉得可以做出一本不错的画册，所以最终决定合作。
最开始预想的方案和最终实现的结果完全不同。我们给陈哲提的第一个方案其实是这个。
ArtWorld：能介绍一下第一个方案的设计理念吗？
广煜：这个书的内部结构其实跟大部分的摄影画册一样——图片在右，文字相辅。书的内部选择了两种不同材质的纸，用以区分照片和手札。我们把设计的重点放在了封面“撕扯”的概念：书名和作者名被打印在一种特殊的胶水上，在装箱的时候，每一本书都与其相邻的两本上下粘连；而每达成一次销售的时候，购买者都需要将一本书从另一本上撕扯下来。由于每本书的粘合程度都不同，每个人撕扯的力道也不同，这就会导致每一本书封面上的痕迹都不一样，每一本书都是独特的。
ArtWorld：所以每次撕裂的部分就是书和作者的名字？
广煜：是的，但是如果不小心或用力过猛，整个名字周围的细节可能都会被撕扯下来。不过因为书脊上都会有印刷的书名，因此不会由撕裂而导致书本身的信息缺失。我们主要希望通过这个设计呼应陈哲作品中“自伤”的概念：书和书之间的关系就像是你和你重复的自己，当两个自己被分离时会有一个相互破坏的力——你的一部分会被留在另一个自己身上，而与此同时，你本身也会带着来自另一个自己的一部分继续存在下去。
陈哲：对于这个“撕裂”概念的实现，广煜他们做了两个不同的版本，一个是封面上有照片的，但我觉得有图片不合适，所以后来又做了一个没有图片的，选择的纸的颜色类似于皮肤的颜色。
ArtWorld：那为什么这个概念后来没有使用呢？
广煜：当时的实验面临了一个技术问题——我们找不到合适的胶水，导致视觉效果和最初的构想无法达到一致。几乎是在同时，我们出了另一个方案，而这个方案也就是陈哲后来选择的。
陈哲：其实对我来说，广煜所说的技术层面的关卡其实并不是最严重的问题。反倒是由于碰上了技术壁垒，我们才有了一段比较停滞的时间，而这才让我能真正顿下来去思考“撕扯”这个概念。这种对于肉体疼痛切肤的、几乎带有强迫性的参与感，到底是不是我在呈现作品时希望留给别人的第一印象？
我不认为自伤是一个行为，或者说它不止是一个行为，而是一个事件。我的创作，从《可承受的》到《蜜蜂》，其实就是一次将行为还原成事件的努力。诸如流血、伤疤一类的视觉炸弹总能率先吸引读者的注意力，这一点本来无可厚非，但作为创作者，如果明知如此却仍在封面使用强化偏见的表达方式——仿佛是在向读者招手一般呼喊：“你看啊，我很疼！”——恐怕就违背了自己的初衷。
广煜：我其实并不是这么认为。一个视觉语言必定是开放的，比如你通过作品希望传递的想法，未必就是观众看完作品后的想法。这个版本的设计也是一样的，观众的联想未必就会和你的一样。尽管“撕扯”的行为会让你直接联想到伤害，但是你也可以把这个概念的核心理解为一种对于“不完整”的关注。我特别喜欢“月满则亏”这句话——因为那一部分的缺失才会让它变得更好。
陈哲：其实对于广煜之前提到的概念我很有认同感，包括两个自我之间的关系，这种你成为我／我成为你的概念，都非常迷人。但是这个版本对于伤痛的放大化处理，让我觉得确实是有遗憾的。
第一版设计细节
最终版本的衍生版
ArtWorld：目前完成的这个版本当时是怎么被讨论出来的？
广煜：当时第一个方案已经出现了技术问题，同时陈哲也对其有一些异议。同时，她也一再强调，手札部分才是把这些图像贯穿起来的主体。于是我和许磊就想到，既然在第一个方案中，我们已经通过纸张差异来强调出两种不同的阅读线索，那么我们何不把这一重点强化，直接在设计中体现出“两本书”的概念。于是第二套方案诞生了：手札单独作为一本书，而图像另一本书，最终把两本书插在一起，共同形成一本书。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也做了很多尝试，包括让这两本书／两套书在尺寸、材质、颜色、字体、排版方式上都有区分，同时在逻辑上又是相续相应的。
陈哲：这种结构要求图像部分被全部打散编排，分居于19套小册子里，再分别固定在手札簿上。通过边线对齐，整体看上去就仿佛是一个黄色的小本内夹了一本白色的大书。
这个方案打动我的原因主要有两点：其一，它的构成形式灵巧地回应了我做此书的动机，即意图呈现一种开放的互动关系。这种开放既存在于两个不同的系列之间，也同样存在于照片和手札之间。其二，这本书从外观看来真的就像是一本手稿／日志。由于书中穿插了大量骑马钉装帧的小册子，导致书在正常情况下也很难完全闭合（以另一种方式达到了“月满则亏”）。从侧面看上去半张个口的样子既有点急迫，又有点青涩。这种带着粗糙和随意的日常感，和之前说的结构优势，这一切都与我的构想是非常契合的。
广煜：当然，这一版本推进下去也遇到了技术问题：中间的19个小本无法排齐。在反复试验的过程里，我们又讨论出了一个衍生版本。这个版本的概念同样是“两本书合为一体”，只不过在呈现形式上更为整洁。
广煜：这个版本也保留了上一版的年轻的特质，同样没有书脊和封面。我很开心这个版本能在设计过程中诞生，尽管这次虽然陈哲没有选择这个方案，不过在未来，我也许会把这个概念改良再使用在别的计划上。我非常喜欢这个过程——双方为了让完成品达到最好而共同努力，在途中经历无数次的讨论与尝试，每次尝试或许都能衍生出新鲜的可能性。
ArtWorld：陈哲为什么最后还是选用了上一个版本呢？
陈哲：我一直更倾向于那个粗糙的、更接近笔记簿的版本。或许对于广煜来说，他的职业生涯已经到了一个追求冷静和做减法的阶段。其实在很多时候，我完全理解他的判断。我甚至想过，如果是为我接下来的新系列制书，我们的争论或许会减少一大半。但是这本书不一样。它是一个年轻艺术家在她更年轻的时候的创作，如果当时那个阶段的状态是“青涩、不成熟、立场摇摆”，那为什么不保留这种“青涩、不成熟、立场摇摆”呢？
因此， 我认为这个方案是最适合《可》与《蜜》的，尽管广煜始终坚持第一种方案最好。
广煜：是的，我始终没有放弃让她放弃这个方案，也不知道通了多少次电话试图说服她。哪怕当前这个版本的推进已进入尾声，我依旧在坚持不懈地劝说……
ArtWorld：你觉得这个版本最主要的问题到底在哪？
广煜：我觉得它看起来有一些太“设计”了，在我看来这体现出一种设计师的自我炫耀……我过去特别热衷于这种套路，但现在再看就觉得这个形式有些反客为主，或者说，自以为是了。
其实我这些看法也完全是从个人的角度出发。在这个版本最终做出来的时候，因为艺术家觉得这本书就是她的书，我作为设计师也是非常开心的。尽管我觉得自己已经过了某个“年轻的／强调设计的”阶段，但是我没有权利要把我的价值观强加给陈哲。并且，在后来我也想通了，我没有理由把自己以为的“成长”强加给别人，因为每个人的成长方式也都是不一样的。
宏观来讲，在整个工作流程中所产生的若干版本，每一个在我看来都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它们都挺不错的。但是作为设计师，我们具有影响客户的义务。我们需要告诉她在构思每一个版本时我们的想法，甚至与她发生争执。但最终的选择权我是一定会交给陈哲的。
最终版本细节
最终版本内页
ArtWorld：这些争执与辩论本身也是合作中必然会发生的良性过程。在整个过程中，你们还针对哪些具体问题产生过讨论或者争执吗？最终是如何解决的？
陈哲：我记得合作初期的一次争执是针对纸张的选择。在第一个方案中，广煜本来打算选择一种极其光滑、因而也极其脆弱、手一碰就会有折痕的纸来呈现照片的部分。
广煜：当时我们第一考虑的是理性的部分，即功能性，同时也考虑了感性层面的需求。理性上说，我需要让手札和图片的部分完全分开，这样可以很清晰地体现出两种不同的阅读线索。其中手札的部分，我认为应该选择一种很松软的、触摸起来有一些肌理的、更像纸的纸；而图像的部分应该选择很光滑的、更像照片纸的纸，但并不是那种非常昂贵的材质，而是一种类似于杂志的、非常日常的材料。
陈哲：但是我们最终没有选择这种极为光滑的纸。因为，我过去的所有作品都是选用带纹理的亚光相纸输出，我并没有在光面纸上看到自己作品的经验，我不确定这是否是自己想要的。这本书里有很多局部特写的照片，在进行放大输出的时候，带纹理的哑光纸不仅能够突出细节，甚至可以增加皮肤本身的质感。虽然有过争执，但在和广煜和许磊沟通过后，他们还是听从了我的建议。
广煜：是的，我认为如果一个艺术家认为这种材料和她自身的作品没有关联，那么我绝对不会强加艺术家使用这种材料。
ArtWorld：因为材料本身已经变成了你作品个性的一部分。
陈哲：是的。还有一次我认为很有意思的争论，是关于排版的。当时拿到许磊做的数码版之后，我发现文字段落的左右边缘不是双对齐的。在这之前他们从来没提及要使用这种排版方式，当时我就懵了。
广煜：对，当时我都有点火大，因为我觉得在办公室诸位同僚面前被问这个问题有一些难堪。我觉得艺术家与设计师合作，彼此之间存在一个信任关系。就像你选择去一个餐厅吃饭，你信任这个餐厅的水平，所以你才会付钱并等着吃一盘他们做的可口饭菜，道理就是这样。类似于左齐／右齐／双齐这样的问题，是专业知识告诉我做出这样的一个决定。我没有义务把每个细节讲出来，因为这让我感觉自己是在教一个人如何做设计。
ArtWorld：不过我觉得，从一个艺术家的角度来说，尤其是有过一些做书经验的艺术家，在第一次与设计师合作的时候，她希望对设计师做出的决定可以有更透彻的了解，这也是可以理解的。
广煜：但是我觉得两个人一起做事有两种情况，一个是你让一个人给你做，一个是合作。这个需要分清楚。我过去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就是我给一个人做了设计，他说我不喜欢这个，然后转身就走了。这之后若干年俩人一直没见过。后来有一天他又来找我，他说广煜我前阵子终于明白什么叫做合作了，所谓合作不是说你非得把这个东西做到我的心缝里，最重要的是把它做到你的心缝里，而我信任你，相信你给我做的这个东西就是我需要的。在这个对话之后我们俩就又开始合作了。就是这么回事。
陈哲：虽然他当时在办公室让我很难堪，但冷静过后很认真地打电话进行了解释。他说这样刻意的断句方式，是为了不破坏读者在阅读时的逻辑，比如“通话”不会变成“通（换行）话”。由于在电脑录入中，英文不是以单字母、而是以单词为单位，所以不会遇到类似问题。这是中英文的语言差异所致。听过广煜的解释后，我也认为这是一个非常合理的方式。谢谢他的耐心。
最终版本草样
最终版本封底
ArtWorld：陈哲，这是你第一次正经地和设计工作室合作，你最大的收获是什么？
广煜：最大的收获是交到了朋友吧？
陈哲：对！交朋友。另外，虽然自己有过一些做书的尝试，但是和优秀的设计师合作以后，才意识到一些曾经在自己看来无解的难题，在设计师这里可以被非常细化和灵活地拆解。优秀的设计师大概就是给艺术家挖脑洞的人，这也是我欣赏广煜和许磊的一点。他们不会轻易满足于一个“还不错”的方案，而会在出方案的过程中不断地自我提问，诱发创造。这一磨人的过程对于技术问题的解决大有裨益。与此同时，艺术家需要对流程中出现的各种可能性做出合理的取舍，这本身也是一次确认自身和作品的磨砺。
ArtWorld：广煜，你觉得在和一个艺术家合作之前，艺术家自己曾经进行过做一些样书的尝试，这个过程重要吗？
广煜：它有助于我全面地理解艺术家的想法。同时两人都喜欢做书，也有的交流，我觉得这样很好啊。我自己也很喜欢收集艺术家做的手工书，哪怕这个书在设计上做得可能非常简单，可能只有一张纸，或者只有一张CD上头粘点报纸什么的，但我觉得这些作品都是非常真诚的。同时这些不拘泥于条条框框的设计，也这都是开发和解放我思路的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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