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于，我们迎来了一个将艺术对话从市场导向、硬件翻新式的大规模装饰性的抽象画生产转向真正有关系的东西的大型艺术展。新美术馆三年展，题目略微晦涩和难懂，“Surround Audience”（围绕观众），由Lauren Cornell和视频艺术家Ryan Trecartin策展，包括了全球51位艺术家和艺术组合的作品，指向了网络时代奇异的当代生存状态。因为，做好受惊吓的心里准备。
此次策展人避开了三年展之前的展会“Younger Than Jesus” 中严格的年龄限制，参与艺术家——用Trecartin的话说是“新兴文化”——大多为70后和80年代前期出生，《终结者2》，柏林墙的倒塌，个人电脑，海湾战争，罗德尼·金暴动构成了他们的成人礼和世界观，现在发现自己置身于与无所不在的屏幕世界中，以及反复出现的ISIS，虚拟现实眼镜，黑人总统治下的种族压迫和动荡的爆发。（同时，一直保持适用的是费德里科·詹姆森在1991年的文本，《后现代主义，或晚期资本主义文化逻辑》（Postmodernism or, The Cultural Logic of Late Capitalism），在其中呈现了全球主义、逐渐拉大的阶级差距，以及“逐渐消亡的旧的高雅文化和所谓的大众商业文化的界限”。）
为什么这些艺术家们的作品如此重要？ 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FDA）对于最无害的药品在进入市场前也有着非常严格的测试和临床试验规定，而科技领域却没有这样的预防要求，而是让改变生活的设备直接进入全球市场，让其随之而来的副作用在真实时间内慢慢显现。作为某种集体病患的零号实验者，展览中的艺术家同时呈现出对科技变化速率严重的偏执妄想（“展出比任何时候感觉都要未来”，《DIS》杂志语），同时对全新的自动化，政治行动，文化抑制表现出激动。他们所采用的策略穿越并捣碎了媒介；这些艺术家成为了令人激动的不可知论平台。他们当中很多人似乎相信艺术带来改变的能力。换句话说，这是一群有着危险的人群——不仅仅是美学的，也是历史的，或者职业的。
展览中的大部分激动源自策展人的选择。作为前《Rhizome》的编辑和现新美术馆策展人，Cornell很早就开始接触前卫视频艺术多年，同时也在保存脆弱而逐渐受到尊敬的早期Net和HTML艺术家作品，这些成为了三年展主题的萌芽；作为和Lizzie Fitch一同以先锋的姿态突破了视频媒介并用全新的美学语言来描述创伤和线上解放的艺术家，Trecatin无疑是同时代最具转化性的艺术家之一。他对于身体、身份认同移动性的关注也同样反映在展览的很多艺术家作品中。
因为展览中很大一部分内容和科幻有关，它注定要迷惑一部分观众——人们已经将其和Elisabeth Susman策展的1993年困惑而名声败坏的惠特尼双年展相提并论，当时对没有准备的观众无疑是一剂身份政治猛药，并受到了期望更安全展会的评论家的批评。（Michael Kimmelman因说“我恨这个展会”而将永远被铭记。）和那次展会一样，此次三年展也有点过于超前。为了帮助观众理解此次三年展，我们用非常粗略的方式梳理了此次展会的主题和概念。
“后-网络”
让我们先说说这个。这一概念由艺术家Marisa Olson提出，是一个既令人困惑又十分好用的概念，人们对其也只能又爱又恨。这一概念可以用来简洁地描述那些将网络和其全部工具视作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人创作的作品，如同后现代主义者将现代主义者的画板革命性地打碎时自称的一样。后网络艺术仍旧使用着网络，它只是没有那种“哇看我！我正在网络创造艺术的”大惊小怪的元素而已。通常这些作品都基于某些客体，通常使用数码工具创造——比如Oliver Laric用3D打印的经典雕像“ersatz”。
“推知实在论”（Speculative Realism）
近日在哲学界和艺术界都非常时髦的一个概念。推知实在论是对维根斯坦和其它所谓的“相对主义者”的反驳，后者认为事物只有“思”和“在”才可以完成存在，并获得自身。相反，推知实在主义者假定这种存在论过于人类中心主义，而无法思考的非生命体也可以同样有自身的存在——进而成为一种解放性的范式。作为远古的泛灵论的现代传人，这一流派和后人类主义相联系，后者在当下艺术圈同样是个时髦的名词，因其直接呼应了半机械人的某种自我存在。
这和此次三年展有什么关系？首先这是一种看待某些艺术家使用客体的滤镜和方式。在乔乌肖鲁（Aslı Çavuşoğlu）的作品《Long Ago Person Found》中，她从无名墓穴（大多为政治冲突地区）中集结了大量物品来作为逝者生命的见证；安托万·卡塔拉(Antoine Catala)的作品就暗指了后人类主义；阿根廷艺术家爱德华多·纳瓦罗（Eduardo Navarro）为了变成一只乌龟，冥想数日，来消除人类思维，随后钻入人造的龟壳来爬过纽约城；舞者、编舞Geumhyung Jeong和物体编创了一段双人舞，舞蹈极大依赖于双方意志间的较量。
“身体恐惧 2.0”
身体究竟是用来干什么的？艺术一直在将人类形态用作主题或者索引，来用多种有趣的状态来描画人类，占据空间，和观者发生关系。现在，通过将生命多个方面虚拟化，身体的稳定性变得不再如此确凿，其至高无上的地位也受到了攻击——就如同科技无时无刻不在提供监控、移植、服务、满足身体的新方法。此次展会很多艺术家探索了这种困境，挖掘其可能性，消除其紧张感。
比如埃德·阿特金斯的视频作品《Avatars are big.》用数码的方式创造了坦白、威胁的人像，通过近似现实又足够吓人的虚拟身体传递强烈的感情，发出神秘的痉挛。艺术家和喜剧演员Casey Jane Ellison用数码和雕塑演员创造了第二人生式的表演。艺术家弗兰克·本森（Frank Benson）创作了摄影作品和高光雕塑，综合重制了——甚至是改进了——身体。
而约什·克莱恩（Josh Kline）的3D打印工人画像，将其的工作和科技融合。在展览中他还有一个非常令人不安的视频作品，将社交网络上的人脸投射在警察身上，后者大声读出他们更新的状态。画家Avery K. Singer和Sascha Braunig将身体置于一种异常状态下，让人想起类似《Tron》或《割草者》这样电影中的数码风景。
在实体世界中，变性表演艺术家朱莉安娜·赫克斯特布尔（Juliana Huxtable）将自己作为本森的模特，如展册所言，将自己的身体作为“狭隘习俗或偏见”的替代的塑料媒介。编舞niv Acosta则用自己的作品暴露了可见身体和内在自我的鸿沟。虚拟现实的潜力及其最前沿的准确表达，都出现在Daniel Stigma Mangrané的作品《幽灵》中，艺术家用虚拟现实眼镜将观众带到巴西危在旦夕的雨林当中。
“屈从&反抗”
我们都知道监控已经变得前所未有的广泛，不论是自愿的（比如社交媒体的推送），半自愿的（选择性的广告投放），还是非自愿的（谢谢斯诺登！）。
我们的影像不断被捕捉，在虚拟生活中替代我们自身，并暴露出多重脆弱性。幸运的是，影像恰好是艺术家们的专长，不少艺术家都试图在展览中提供逃离或利用这种情况的方式。黑特·史德耶尔（Hito Steyerl）长于通过散文、视频、装置来引起人们对于影像压迫的关注，探索低质量的影像如何表达了社会等级区隔，并且提供一种“如何消失”的策略。
艺术组合Exterritory贡献了一个视频作品，提出一种用信鸽传递图像来阻挠以色列在巴勒斯坦边境监控的方式。艺术家亚历山德拉·多曼诺维克（Aleksandra Domanovic）挖掘了大众流行文化中的图像，来预测社会的走向。声音艺术家Ashland Mines从另一方面试图逃开这种状况，通过创造一种地下舞蹈俱乐部来进入自治区域，达成“完全的自由”。
其他艺术家也使用各种方式来暴露这一系统的轮廓。李燎在苹果臭名昭著的富士康中国工厂中伪装做工人工作了五个月，然后用所有收入买了一台iPad，构成了其精彩的行为艺术作品。唐纳天(Nadim ABBAS)在博物馆中构筑了一个对抗危害的掩体，隐喻我们在当下已经学会了如何在重重威胁中安然自若。约什·克莱恩的作品同样有着尖锐的不同政见。
“领域扩展后的身份政治”
从1993年惠特尼双年展的对于美国艺术中身份政治的探究开始，这一对话用一种惊人的方式扩张着——随着全球化将世界变得更近，有越来越多的因素在挤压着个人的身份认同。
“海湾未来主义”这一概念的创造者，索菲亚·阿尔玛丽亚（Sophia Al-Maria）用不同媒介的作品处理了华盛顿和卡塔尔之间日益增长的不和谐，而她的视频用爆炸性的方式揭露了日常生活中对中东女性的压迫：阿拉伯女孩在卧室中起舞，占据着她们全部的身体。尼日利亚艺术家Njideka Akunyili Crosby拼贴式的绘画让人想起移民生活中根本的碎裂性。Luke Willis Thompson则带来了记录警察、法庭、监狱如何嘲弄年轻黑人权利的痛苦作品。
"公司”
当米特·罗姆尼称公司也是人时，且联邦最高法院决定金钱是一种语言形式时，他们也许用一种未知的方式激发了一代艺术家。在一个当售卖的焦虑已经变成了赚钱的策略的时代，成为品牌，扮成新人，在平台之上活化自己的网络，展览中的不少艺术家都扮成了精明的公司。最出名的无疑是DIS Magazine。由一群艺术家组成（他们当中的一些人和Trecartin有合作），他们创作幽默的网站，和设计师合作，设计音乐节，为公司的品牌活动做推销（比如红牛赞助的展览），甚至策展，比如接下来的柏林双年展。
K-Hole扮作了某种概念的品牌机构(他们创造了“Normcore”这个词)，他们当中的成员Emily Segal甚至真的在高端品牌机构Wolff Olins工作，目前也是其高级创意总监；他们设计了双年展郎朗上口的广告宣传，包括“我会三年展一次”这样的广告语。
安托万·卡塔拉（Antoine Catala）在展览中的作品包括了一个新的用来代表同情的图标，他希望其能像和平符号或笑脸一样深入大众文化。这些艺术家都在商业成功和批判其形态中取得了意想不到的平衡，通常具有一种加速主义论者的倾向。《Vice》杂志无疑是他们的精神领袖。
“诗”
当市场可以使任何事物，比如玛丽娜·阿布拉莫维奇，起死回生时，寻找一些外部空间的艺术家们自然越来越转向诗歌。为什么不呢？它有着历史，无可指摘的尊严，最具创造性形式的语言，和网页语言便利的平行性，还有机会没有任何赚钱机会的特性。为了此次展会，艺术家和批判家Brian Droitcur编纂了一部诗集，其中包含了70位作家的作品，其中一些——比如Steve Roggenbuck 和Rachel Lord——也出现在了展会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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