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清理中国当代艺术，我认为必须要从“文革美术”谈起，这是因为1978年以后出现的新生美术创作现象其实是为了反拨它才出现的。而作为逻辑起点，它在此后又引发、催生了一系列新生艺术现象的出现，以致形成了一个有关中国新艺术的特殊逻辑关系。如果不理解这一点，我们势必对后来所出现的一系列新艺术创作感到莫名其妙、不可理解。
中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中共中央《5.16通知》[1]为开始的标志，并以粉碎“四人帮”为结束的标志。具体的时间段是从1966年到1976年。按一些历史学家的研究，文革的开展与毛泽东自1957年以后的思想与政治态度日益激进有关。其关键因素是他更加尖锐与固执地强调中国社会内部阶级斗争的存在与必要性。事实证明，由于判断上的严重失误，毛泽东以纯洁社会主义革命、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反修防修与巩固政治权利为目标所发动的文化大革命，既造成了人类历史上的空前浩劫，也给中国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灾难。在这场所谓革命的过程中，无以数计的干部、知识分子、工人、农民与学生受到了疯狂迫害，相当多的人甚至死于非命;大量的文物古迹被砸烂;国家的各项事业——包括工业、农业、科技、文化教育事业均出现了大倒退的迹象;整个国民经济也处于破产的边缘。当时正是全世界经济起飞的大好时机，中国却白白浪费了宝贵的十年光阴。所以，1981年7月在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上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曾经明确指出，毛泽东在晚年混淆了是非，错误地认为他的“左”倾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的，“这是他的悲剧所在”。有一点是无法回避的，即伴随着文革如火如荼的展开，也导致了一个特殊艺术形态“文革美术”的出现。不过，本文所强调的“文革美术”，并非指在这一时间段里出现的所有美术创作，而是指在特定的政治压力下，专门服务于主流意识形态，且明确表达出具有文化大革命政治意图的美术创作。这意味着，每件从属于“文革美术”范畴的作品，无论是对于题材的选择，还是对于图像的制作，甚至包括对艺术手法的运用，都可以在当时的不同政治文件和党报社论中找到理论上的依据，并且是在有关部门组织与掌控制下产生的。而极少数艺术家，例如著名老画家吴大羽、黄秋园、沙耆等人与那些从属于“玉渊潭画派”[2]的一批年轻画家在此期间所进行的全地下或半地下创作，显然不属于“文革美术”的范畴。
注：
[1]1966年5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即著名的《5·16通知》)。这一《通知》通知宣布撤销《二月提纲》和“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及其办事机构，强调重新设立“文化革命小组”，并明确提出了进行“文化大革命”的理论、路线、政策;号召党、政、军及文艺各界向“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猛烈开火，并“夺取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在这个通知中，江青被任命为文革小给副组长，成员也多是她周围的激进文人。1967年，江青继尔被任命为“文化革命小组”下属的文艺组组长。
[2]早在1959年，青年艺术家赵文量、杨雨澍便执着于艺术本体的探索。1973年后有更多青年艺术家集合到他们的周围，并形成了被人称为“玉渊潭画派”的群体。这个群体于1979年7月7日第一次举办画展，对外正式命名为“无名画会”。虽然这个群体的活动早于“星星画会”，但并没有形成影响其他人的创作，进而成为效果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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