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尚如此地不接受权威，让我们看到，一千多年前达摩要寻访的“不受欺之人”正是像他这样的人。试问，什么东西可以欺负到杜尚呢？艺术的手法、定义、乃至艺术本身？或者宗教戒律、政治理想？
我们来看看杜尚精神与禅的相似处。
禅宗与世界上任何宗教不同之处是，它不设权威，在它那里，没有任何正典作为最后的权威依据，也没有任何现成的教义让追随者们遵循，它甚至连佛祖这个偶像也一并不要（它甚至可以呵佛骂祖），它所要的惟有佛陀传下来的精神。而这个精神不能被定型，只能通过内在开悟获得。如果说有什么事情可以说得上是让禅师们厌恶的，那就是对于外在权威的盲目接受，以及对于因循习俗的谦卑屈从。他们要求一个人完全活在当下，活在自己最真实的内心体验中。由此他们给心灵完全的自由，任其自我展现。这种心灵自我展现是不可以被任何人为的事物去阻碍的--诸如把佛当做救世主来崇拜，对于经典的盲目信从，或对于外在权威之无条件依傍。他们告诫弟子，一切事物，不论是神圣的凡俗的，都要加以摒弃，因为它们不属于自心。他们说，不可执着与感觉，不可执着于理智，不可依傍二元论，不可依傍一元论，不可被某种绝对体所诱，不可被神所诱，你只要是你自己，则你将自由如空中的鸟或水中的鱼，你的精神将明澈如镜。佛与非佛，神或非神，这一切不过是遁词，是文字游戏，没有真实的意义。25
而杜尚这个人，若有什么真正的好处，也正是他摒弃一切权威，保持自己精神上的自由。杜尚在一生都躲避所有那些最易让人发狂并乐于献身的一切外在于自身的“伟大”事物，其中包括艺术、文学、科学、政治、宗教等等。他清清楚楚地表示过，“我什么都不信！‘信’这个词又是一个错误。就象‘判断’这个词。它们两都是很可怕的观念，但世界却建筑在其上。我希望月球上不会是这个样子。”
比如，当杜尚被人问起信不信上帝时，他立即回答说：“不，完全不，别问这个！对我来说，这个问题不存在。上帝是人的创造物。为什么要来谈论这种乌托邦呢？当人们发明了什么，总有些人拥护它，有些人反对它。编造一个上帝的观念是疯狂的愚蠢。我并不是要表明自己既不是无神论者，也不是信仰者，我是压根儿不想谈这种事。我没有对你谈星期天蜜蜂的生活吧？这是一回事。”
当他被人问起对政治有没有兴趣时，他也立即回答说“不，一点也不。让我们别谈这个。我对此一无所知，我不明白政治方面的任何事情。并且，我得说那是一种很愚蠢的事，它最后是一无所获，不管那是共产主义、君主制、人民民主，在我看来，它们都完全是一回事。你会对我说，为了能在一个社会生活下去，人民需要政治。但不存在任何方式来判断政治的观念，正象判断艺术一样，然而， 这正是政治家相信的，他们认为自己做的事情是最了不得的。”
对于文学他说：“有很多东西我从来没有读过，我也不会去读。象普鲁特斯，直到现在我都没有读过他的东西。当我在20岁时，普鲁特斯被认为比蓝波和其他人重要。显然，时代在变，流行的事情在换，因此人们不必非得去读他。”
对于历史他说：他对历史名人并无多大兴趣，“因为那一些人……无论他们是拿破仑也好，凯撒也好，或随你叫他们什么！通常存在着令人讨厌的夸张。大明星的观念是直接从一些琐碎小事情膨胀来的。在过去也一样。200年后我们还会把一些人看得如同他们是在博物馆中的那么重要，所有这些都基于编造的历史。”
杜尚如此地不接受权威，让我们看到，一千多年前达摩要寻访的“不受欺之人”正是像他这样的人。试问，什么东西可以欺负到杜尚呢？艺术的手法、定义、乃至艺术本身？或者宗教戒律、政治理想？我们已经看到，杜尚在任何这类东西可以欺负压迫到他之前就闪开了。他把自己的全部心思和能力用之于一件事：让自己的生命不受任何东西的伤害。
由不接受权威，保持精神的活泼自主，禅宗进而不重语言文字、概念定义，因为这些不过就是心灵的第二手注释。 “为了指月，手指是需要的，但若把手指变成了月亮，则必然会堕入无明。……经典的用途在于指示我们精神的努力应用之于何处，除此之外就不再有其他用途，因此，禅要面对的是具体的生活事实，而不是语言文字。”在禅宗看来，从意识产生之后，人类变得过于依赖以推理的方式来了解事物，而且越来越把语言文字及观念当作是事实本身。这种思想方式尤其在现代已经深入我们意识的结构。然而，事物“一旦诉诸语言文字，我们事实上就离开了生命本身，而把我们卷入种种的‘逻辑’争论中。我们设井自陷，然后挣扎着去挣脱，但只要我们还是我们那个样子，就永远逃不出这个困境。”（铃木大拙）
杜尚对此看得和禅者一样清楚，他几乎说了相同的话：“我们一旦把自己的思想放进词或句子中，事情全都会走了样。” “所有这些玩笑--上帝的存在，无神论，决定论，自由意志，社会主义者，死亡等等，都是一盘被称为语言的棋局中的子儿，只有当一个人不介意在这盘棋局中的输赢，它们才会对于他有娱乐作用。”
所以杜尚向来都避免自己在思想上定型，当然更加不会固执己见。“我一直都被一种心思困扰着：不要使用同样的东西。一个人要留心，因为除去他自己， 他会被过去的事情控制占领。哪怕主观上并不愿意， 也会不由自主地在一些细节上体现出来。因而，为了做到一个完全彻底的决裂，这是一场不停止的战斗。”
他的这段话让我们看到，杜尚其实没真正跟艺术较劲，艺术在他眼里，是个小玩意儿，他高兴时拿它开开心，不高兴时，就把它丢开不理。他愿意较劲的是一个人的生存状态，即时时保护好自己，不只是警惕外来权威，乃至时时警惕着别被自己的思路习性障碍到自己，这甚至被他当成了“一场不停止的战斗”。惟有保持着这样的警惕，才保证了他可以保持自己精神的活泼自在，有质量地活出了自己的生命。杜尚对于这个较劲说了这样的话：“一个人是有可能克服外在环境的--就一个人。不是一群人，甚至不是一个流派。换句话说，我又把一个人提出来了，一个个体，一个半人半神的角色，如果他能够不被可能存在的对立面所压垮，他应该可以脱颖而出，可以战胜被大众所完全认可的价值。我们不知道他应该具备哪些素质，因为这是些非常个人化的素质，它们来自很深的地方，来自个体深深的内部。”
于是，很自然的， “艺术-在这个词的社会意义上来说-不能使我有兴趣，甚至像阿曼这种人的艺术，我很喜欢的人，也没有兴趣，我乐意的是和像他这样的人聊天，而不愿意去看他们做了什么。”“ 我有兴趣的不是艺术作品，而是做出作品的人。”“是的，一个个体，人之为人，人之为人的那个大脑，对我来说比对他做出的东西要更有兴趣。”
所以，杜尚这个人生活重心在内部，不在外部。他跟艺术决裂，也在于他看出了，我们所接受的那种艺术，实际在荼毒人心，不在滋育人心。在做一个社会性的艺术家(有名有利)和心灵自由之间，他选择后者。我们该不难看出，在重视精神的自由，摆脱一切概念定义，乃至理性的束缚上，杜尚实在非常接近禅。内在具有这样精神自主独立的人，使得杜尚这个人不仅有魅力，而且有定力。他一向自信，从来也不需要向别人说明、解释、或宣扬自己； 他也从来不害怕独自面对整个世界，他敢于一个人--“就象在一条沉船上一样”--独自应付整个局面。结果，他非但没有被周围的浪头打沉，反而在从容和安静中，把船开进了一个新航道。这个新航道便是后来西方当代艺术采取的航道：艺术从重视外部的“形”，进入到重视内部的“态”。
由此可见，禅宗所提倡的那种内在生活，是非常珍贵的，它能让精神具有极大的能量和极为丰满的神采。我们且不说历代禅宗祖师大德们的精彩人生，单只看杜尚这个人的活法和最终的结果，就让我们不得不折服，赞叹。尤其是再与波洛克，罗斯科的人生作对比，我们无法不来重新检视这样的事实：西方现代艺术依据理性究竟造成了多大问题？进而可深入一步检视：重视外求的西方文化是否有它的局限，重视内在生命的东方文化是否该重新认识其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