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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兰•巴迪欧把一场革命（即一场激进解放运动）失败的可能形态分为三种。第一种，当时是直接被打败：被敌对势力击溃。第二种失败是胜利本身：运动战胜了敌人（至少暂时战胜），但最终却接管了后者的主要议程（比如获得国家权力，无论是以议会民主形式，还是以党政一体的形式）。第三种也许是最真实，也是最可怕的失败：任何将革命成果巩固为国家权力的做法都将导致对革命的背叛，而无法创造或建立起一种真正的另类社会秩序——在这样一种正确的直觉引导下，革命运动为保护自身纯粹性采取一种绝望的策略：像一个“终极左派”一样，诉诸破坏性的恐怖。巴迪欧恰如其分地将这最后一种情况称之为“空无的牺牲性诱惑”：
“毛时代最流行的口号之一是‘敢打敢胜’。但我们知道，遵循这个口号并不容易，主体对战斗的恐惧远远小于对胜利的恐惧，假如果真如此，那是因为战斗的风险仅仅在于可能失败（进攻未能奏效），而胜利的风险却在于可能带来一种最可怕的失败：意识到胜利了也没用，胜利只不过是为重复、还原旧秩序做了准备，而革命永远只能是一种中间状态。这时候，空无的牺牲性诱惑便会趁虚而入。解放政治最危险的敌人不是现有秩序的压迫，而是虚无主义的内在化，是填补这一空洞所需的无限制的残酷。”
——巴迪欧，《共产主义假设》
巴迪欧在这里所说的恰好是毛主席“敢打敢胜”的反面——我们应该害怕胜利（害怕取得权力、害怕建立一种新的社会政治现实），因为二十世纪给我们留下的教训是革命胜利的最终结果要么是恢复旧秩序（回归国家权力逻辑），要么是自我毁灭性提纯的无间地狱。所以，巴迪欧提出用“扣除”（subtraction）取代“提纯”（purification）：不要“胜利”（获得权力），而是与国家权力保持距离，创造一个从国家体制中扣除出来的空间。这个激进的结论源于巴迪欧对二十世纪标准“正统”马克思主义观点的拒绝。根据“正统”马克思主义观点：社会现实中存在一种“客观的”能动性力量，这股力量包含着解放的可能性。在巴迪欧看来，二十世纪大革命时代与当今时代最大的区别就在这里。过去一个世纪：
“人们认为解放政治并不是一种纯粹的观念、意志、律令，而是由社会历史现实写入、甚至是设定在社会历史现实本身当中。这种信仰导致的结果是，客观的能动性力量必须转化成一种主观的权力，这个社会实体必须变成一个主观的参与者。”
——同上
此处，我们首先必须注意到的是，巴迪欧预设的其他选项——要么是一种由“客观”社会进程产生、被写入社会现实当中的解放政治，要么是保持共产主义理念的纯粹性——并不全面。以卢卡奇的《历史与阶级意识》为例，这本书强烈反对任何一种客观主义或者对“客观情况”的直接指涉；在卢卡奇看来，阶级斗争是原始事实，也就是说，任何“客观”社会现实已经经过斗争的主体性“中介”（卢卡奇举出的关键一例：革命无需等待客观条件“成熟”，革命条件通过政治斗争本身变得“成熟”）。尽管卢卡奇用了黑格尔著名的“自在／自为”概念来描述作为社会现实一部分的工人阶级如何变成无产阶级，但这并不意味着阶级意识来自“客观的”社会进程，是“由社会历史现实写入、甚至是设定在社会历史现实本身当中的”：阶级意识的缺席本身就已经是政治－意识形态斗争的结果。换句话说，卢卡奇并没有区分客观社会现实和主观政治意愿。之所以不做区分，并不是因为他认为政治主体化过程由“客观”社会进度决定，而是因为所有“客观社会现实”都已经经过了政治主体性中介。
现在我们回过来看看巴迪欧对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否定：因为他把经济视为社会实存的某种特定领域，所以将其排除于真理－事件的可能性场所之外。但是，一旦我们承认经济始终是一种政治的经济，是政治斗争的场所——也就是说，它的去政治化、它作为“为公共利益服务”的中立地位本身就一直已经是政治斗争的结果——那么，对经济进行再政治化，进而将其重新界定为真理－事件的可能性场所就变得可能。巴迪欧在经济的“腐败”力量和共产主义理念的纯粹性之间划了一道不可逾越的界线，这让他的作品几乎带上一种诺斯底教色彩：一边是代表平等公理而战的高贵的自由公民（citoyen），另一边是“堕落的”资产阶级市民（bourgeois），一种只知道追求利润和享乐的可悲的“人形动物”。这道鸿沟不可避免的结果就是恐怖：正是因为推动革命进程的共产主义理念的纯粹性，正是因为这一理念和社会现实之间缺少“中介”，所以理念如果想在不背叛自身激进属性的前提下介入历史现实，就必须以自我毁灭的恐怖为掩护。共产主义理念的这种“纯粹性”意味着共产主义不应该变成谓语（去规定一种政治或意识形态为“共产主义的”）：只要我们把共产主义当作谓语来用，就等于是在把共产主义写进正面的存在秩序当中。因此，可以预见，马克思主义中政治真理－事件的实在与历史间短路的最终罪魁祸首是“马克思主义的黑格尔源头”：
“对于黑格尔来说，对政治的历史阐述实际上并不是一个想象的主体化过程，而是在人身上的真实存在。原因在于黑格尔辩证法中最关键的公理就是‘真实乃其自身的完成’（the Truth is the becoming of itself）或同样的说法‘时间是理念的此在。’（Time is the being-here of the Notion）于是，按照黑格尔的思辨理性，我们就完全有理由认为，以‘共产主义’为名，革命政治序列或集体解放之不同片段在历史里的铭记展现了它们的真理，而这一切又存在于遵循历史发展方向的进程当中。如果像这样暗地使真理屈从于其历史意义，那你就‘真正’能谈论共产主义的政治、共产主义的政党或共产主义的武装力量。但如今我们已经知道，为什么应该避免此类形容词化的做法。为了对抗该倾向，我不得不反复强调，历史并不存在，这跟我的真理观是一致的，也就是说，真理没有方向，而且首先没有一种历史的方向。但现在我必须让这一声明变得更加准确。肯定没有一种历史的真实，因此‘历史不可能存在’在先验意义上是真实的。世界的不连续性是表象的法则，因此也是存在的法则。然而，在有组织政治行动的真实条件之下，存在着共产主义理念，作为操作机制，它连接了真实、象征和意识形态三个层面。我们必须复原这一理念，具体做法就是切断它与任何表语式用法的联系。我们必须拯救这一理念，但我们也必须把真实从其与现实的直接结合里解放出来。只有那些在“共产主义的”的称谓下显得绝对荒谬的政治才能被共产主义理念回收，成为个体主体形成的可能性力量。”
——同上
用后现代主义辩论里老掉牙的说法讲，“历史不存在”意即不存在一种无所不包的宏大叙述能够成为历史感（无论是历史意义还是历史方向）的保证。巴迪欧此处的论述的确非常接近里奥塔有关宏大叙述终结的后现代主题：政治介入始终是地方性的，本土化的，它们介入的是一个具体情境（“一个世界”）。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简单地放弃象征性叙述，牢牢抓住在其纯粹性真实中的共产主义理念。
（这是全书第三个大章，主要是重读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开篇先批了一下巴迪欧，借此讲为什么左派学者不能把政治经济批判、劳动价值理论当垃圾扔掉。先发个开头～挑战一下学术翻译喔～
错误请原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