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长一段时间以来，许多人对中国的艺术教育提出了很严厉的批评。是的，批判很容易，提出意见也很容易。现在很多人写的文章，对当代艺术教育的批评，都是实事求是的，艺术教育确实存在这些问题，提出的问题也是对的。但是，我们要从根本上讨论这个问题的话，那就是，有什么可以替代当下的艺术教育制度?
很长一段时间以来，许多人对中国的艺术教育提出了很严厉的批评。是的，批判很容易，提出意见也很容易。现在很多人写的文章，对当代艺术教育的批评，都是实事求是的，艺术教育确实存在这些问题，提出的问题也是对的。但是，我们要从根本上讨论这个问题的话，那就是，有什么可以替代当下的艺术教育制度?
之所以从这个角度来思考，是因为中国大的教育制度经过了一次——在目前来说只有一次这样的——可以替代的，一种翻天覆地的变革，那就是用现代教育替代中国的科举教育。中国几千年来的教育的方法是以科举制度来贯穿着中国传统文化教育的，它是贯穿始终的。直到清朝末年坚船利炮打开了国门，才知道西方现代教育的方法。废除了科举制度以后，现代西方的教育制度和教育方法，整个替代了中国传统的教育制度，这个替代就是翻天覆地的，是从根本上摧毁的旧的教育制度的一种新的教育制度。我们今天来讨论这个教育制度的时候，我们是以一种什么样的眼光呢?有没有可能再来一次像清朝末年那样大的对中国教育制度的一种翻天覆地的，连根摧毁的变革呢?我觉得，至少到现在是没有的，对中国的教育制度不可能再来一次像清朝末年那样的一次彻底的，翻天覆地的，从根本上摧毁的这种改变。我提出的这个问题：“有什么可以替代当下的艺术教育制度?”如果没有，那么我们现在对中国当代艺术教育现状的一种讨论和批评，它本身的意义就要打折扣，它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中国的艺术教育现状，中国现代教育大厦的基础，从它打下来以后，到现在还没有办法推倒重建。
本文的立论就是建立于这样一个大的前提下，我们现在对中国当代艺术教育制度的问题的讨论，某种意义上讲，它是在一个现代教育制度下面的修修补补。既然是修修补补，那么我们所谓的真知灼见，所谓的一针见血，所谓的对这些弊病的揭露和批评在一定程度上来说，它对中国整个艺术教育的现状是不能起根本性的触动和根本性的改变的。所以我对这次的讨论——《批评家》发起的对艺术教育的讨论，首先我是赞成的，但另外一方面，我有点悲观，我认为这种讨论和这种批评对中国当下的艺术教育是不会有多大改变的。基于这种认识，那么有些东西我们在批评的时候，作为一种现代艺术教育，我们是怎么来认识它，是多看它的缺点或是以它的缺点来遮蔽优点，是一叶障目，不见森林?是去把毛病扩大?还是以一种修补的方法，使它更加完善?在没有办法可以替代的时候，我选择的方法是去修补完善。
扩招=学生质量下降?
比如说扩招的问题，扩招是大家批评的最激烈的一个问题，说扩招不好啊，或者说扩招学生质量下降等等。那么我觉得，既然我们不能从根本上改变它，那我们是不是要多去从一个正面的角度去理解它，或者去补充它。我认为在扩招这个问题上首先有两点：第一点，扩招它不是精英教育而是一种普及教育，所以扩招以后所谓的质量下降是没有弄清楚衡量标准是什么。文化大革命以前17年那种精英教育是培养艺术家，培养画家，从这个角度上来说，那么，今天的教育是达不到这个目的。这么多学生，怎么只培养一两个艺术家?当比较教学质量的时候，与过去手把手地教，“师傅带徒弟”的方法比较，从师生比例来比较，扩招以后会出现许多问题，但是我们要想到，当扩招的目的它首先以普及教育来替代那种大学生极少时代的精英教育的时候，教育目的已经更改了，当教育目的已经做了变更的时候，就不要再去以那种精英教育的方法来衡量现在。我们是精英教育培养出来的，很多当教授的，当博导的，是精英教育培养出来的。以之前自己受教育的教育模式，以过去那种教育方法来衡量现在，首先找的这个参照系，这个批评标准就值得怀疑。它必须是用普及教育的方法来评价现在的扩招。这可从两个意义上来说，第一、你只能用现在的眼光来看。现代社会进入一个艺术生活化的时代，作为生活对艺术的要求，对艺术的认识或者教育的这种要求，它必须要扩招。因为社会需要扩招。比如，现在的高等教育的考前培训班，国家并没有把考前这一块抓起来，但由于市场的需要，考前班在全国各个省，成千上万的学生在这种民间的培训机构学习，大学不扩招，他们在扩招啊。多少人是以高中那种职业学校的方法在学习绘画，而这种监管的缺乏，师资的缺乏，课室的缺乏，都无法给予质量保证，而实际上他们已经在扩招了。可以设想，如果我们大学仅仅是像以前那种精英式的教学，一个学院才招400人，那么，这么多工厂，这么多设计广告公司要人才，哪里来呢?肯定会有很多鸡毛大学，鸡毛培训班，这些东西肯定是要出来的。兴许在一个学校的外围，有很多民办的艺术学校在招生，在培养学生。所以，如果一个政府监管的或者政府的教育部门来把市场的、社会的、经济发展需要的艺术门类和艺术实践人才的培养，纳入到艺术教育的正规轨道，我更觉得应该是一种形势的发展，一种客观情况的需要。不应该仅仅当作是主管部门为了招生，为了多赚钱，为了变成一种产业来扩招的。应该看到它的一种合理性，我个人觉得扩招是一种形式：经济形式，社会形式，或者是艺术生活化的一种教育形式，是一种后现代的社会状态所要求的。那么从这个意义上呢，多一个受过艺术训练的学生总比少一个受过艺术训练的学生要好。多一个正规学院培养的学生总比多一个鸡毛大学培养的学生要好。第二、既然是一种普及型的艺术教育，那么就不能要求培养的学生就是精英，一定是当艺术家的，他出来后可以当一个工厂的小老板，当一个政府的工作人员，当一个与艺术完全无关的一个行当的从业者，但是由于他受过艺术教育，或许这对整个国民的艺术素质会有所提高，它不是一个反作用，应该还是一个正面的促进作用。他总是在这里混过三年或者学过三年关于艺术方面的专业知识，那么他出去以后，不论他搞拍卖，搞画廊，或从事其他行当的时候，他也多一份这种专业的训练和眼光。只有这种普及型的扩招下的过剩的艺术教育，才可能有大量的学生流入到其他的行业，不仅仅是在很狭窄的所谓艺术创作的这个领域里工作。它必然会溢到社会的各个行业各个领域里面，实际上是对提高国民的艺术素质水平是有帮助的。
在蔡元培时代就提到“以美育代德育”，在那个时代还有人提到“艺术代宗教”。这个目的就是要大规模地培养艺术学生，但事实上我们还没有达到“艺术代宗教”这种程度，我们仅仅是扩招了而已。那么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扩招，它带来了师资力量、专业质量、教育水平的下降，但是另一方面，在量的方面，在普及的方面，它起到了很好且不可忽视的作用，这是一个必须而又必然的过程。
艺术教育永远培养不出艺术大师
再有一点，从教育的根本上来说，艺术教育是永远不会培养出艺术大师的，艺术大师不是在大学里面教育出来的。艺术大师他是通过教育后，在艺术实践中，不断地通过实践培育出来的，那也是麟毛凤角，也是百里挑一，千里挑一的。所以，即使是办成精英教育也不是说，精英教育就是培养艺术家的。培养艺术家，按照那个17年的经验，那时候的学生大部分是同一个面孔，同一种面貌的。真正的艺术大师，不说是在中国，就是在国外，也不是真正在艺术院校培养出来的。我们可以找很多例子来说明，凡高、塞尚、卢梭，20世纪中国的齐白石、黄宾虹，张大千等等，这些都是例子。就算我们提高中国的艺术教育质量、改进艺术教育的制度，那就能培养出大师吗?
假设我们认定，艺术教育扩招不是培养艺术大师，首先把这个目标去掉，认定是精英教育，也不一定就出大师。那么当下艺术教育不能培养出大师，这不是它的缺点，因为有没有扩招都是培养不出来的。由于扩招，大家都进到一种模式中去学习，这个扩招的模式越正规化越系统化越是它的缺点。但是如果现在我们不系统化教育，不约束学生，教学放羊，那么学生是不是就可以回到从前?在那没有教育的时候不是培养了许多艺术大师吗?那么现在教育越烂是不是越能培养出大师?难道说我们越不按规矩教学，越是放羊，就是培养大师的一个条件?这是不是一个悖论?所以，从前面提到的两方面来看，当下艺术教育质量的下降不应该归罪于扩招，关键是教学模式里面有问题。
首先我们要把大学本科专科艺术教育的培养要求要降低，要放到普及的要求上去。而到了研究生和博士生的教育，就应该是进入到一种精英教育了。对于这种精英层次的教育有这样一种声音：搞艺术的为什么要考英语?从两点来说，第一，绘画与英语完全没有关系，只要绘画好，的确不需要考英语;第二个方面，假设有了英语，也不见得是坏事。英语可以不作为一个硬性指标，同等专业水平，以英语好者优先。这可从两个方面来考量：一个是因人施教，一个是因教择人。这实际上都是对老师说的。如果一个人的确画得很好，英语不好，因人施教，不必要他考外语。比方说，原来学中国古典文学，可以叫他考古汉语，如果学国画的，古汉语好，那也可以当博士。以前评教授就是这样的，学“中国”两个字打头的，中国画“中医”不一定考外语，就考古汉语，就可以顶一门成绩，以前评职称实行过这种制度，我觉得照样可以在招生中实行。学中国艺术的，以技巧技法为主的专业，可以不考外语，但要考国语，作为一门语言学的成绩，作为录取标准。不能说古汉语都不考，那你看画论怎么看呢?相对来说这是一个基本素养的问题，我觉得稍微有一点点难度还是比较好，因为它毕竟不是师傅带徒弟。另外因教择人，比方说有些导师他是国外回来的，教西洋画的，他就要求你外语好，那这个可以要求学生考外语，外语好的我就要，不好就不要。可以给导师一种更大的选择权。如果一个导师本身都不懂外语，为什么非要选懂外语的?我就选不懂的，兴许你懂古汉语，懂诗词这些，就可以了。因教择人包括了质量、数量两方面，因教择人，既要选择学生的质量，又要考虑到一个教授能力所能承受的数量。比如孔子说“有教无类”，如果那学生的确可教，那些公共的标准，就不太讲究了，作为一个升学的标准不能极端，不能一刀切。在高层次的教育选择学生的时候，教授、专家的这种选择的权利的比重，要加大。这种权利的扩大，实际上就是把原来招生部门的那种按照制度的权利分散一点，给到个人一点。按照官僚部门、教育部门说的，如果把这个权利下放给教师的话，教师就容易开后门，但是总体来说，权利分散到某个人，只是几个人的腐败，比那种大的权利集中的腐败带来的国家的损害要小。那种很大的，官僚式的，集中的，按照统一标准的对中国教育制度和人才培养的损害绝对要大过某一个教授开后门招的某一个学生对整个中国教育制度的危害。
所以，中国教育制度改革的要害，是对教师的选择和严格要求。现在中国艺术教育状态的要害，在某种意义上不是扩招，不是研究生带多少个，而是导师的水平下降。说的更加豪迈一点的话，中国艺术教育制度的现状的改变是要求教师、导师们“从我做起，从自己做起”。目前这种不负责任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其实不是学生不负责任，而是导师不负责任。中国艺术教育的问题出在教师队伍的建设上，教育制度的根本是在于每一个现在能说得上话的，有一定影响力的，有一定水平的教师自身的提高和自身的约束和自我责任心的加强，这是最主要的。所以当下中国艺术教育要加强不是对学生的教育，而是对教师的教育，这是我要提出的口号。教师负责任了没有，你是不是仅仅为了钱，为了名声和职称去做一些粗制滥造的事情，去拖累整个艺术教育，倒过来去怪学生多了，课室不够，资源不够，教具不够，实习的地方不够……而不检讨自己的责任心不够，如果有责任心那就不会带十几个学生。一次要带十几个研究生，有些理由不是应该值得怀疑吗?难道导师不可以主动少带些吗?因人施教，一个个来对待，可以教得刚刚好。现在能招研究生的许多本身就是教育部门的领导，招了那么多，学生你带出来了没有?不能怪学生，应该把教育制度的好坏跟教师本身的责任心和荣誉感联系到一起。
在没有什么可以替代中国现行艺术教育制度的时候，今天提到改革，应该重新回到某一个方面来检讨。我们过去传统教育有它的优点，作为一个私塾，作为一个导师，他对学生的责任心是很高的，“名师出高徒”，当时是很讲门生，讲门阀的，在这一点上，如果要求我们今天的教授、导师也有以前像私塾先生那样的责任心，觉得自己的门生是自己的命脉，“一日为师，终身为父”，这种中国传统教育的责任心更应该合理地被今天这种现代教育制度下的老师们继承起来。我们把那种制度的方法推掉了以后，同时也把那种教师教育的理念，教育的责任心也推掉了，在今天“门生”和他无关。但如果老师的责任在这里下降了，没有把他作为生命和事业中间的一部分的话，那这个教育永远是搞不好的。所以，在一个制度不能发生根本性改变的时候，我们现在提出任何关于制度的意见的时候，是应该从一个可以入手的角度，在这些可以对制度提出反省的人和起作用的人身上去解决问题。他不仅仅是一个教育官僚的问题，教育官僚在订无数教育制度的时候如果落实到教师身上，教师如果是一个能负责任的人的时候，有些东西它是可以消解的，那些损害对学生已经就会有一种缓冲了。教师承担了这个损害，那学生受到的损害就小了。现在是把所有这些教育制度的弊病，都让学生来承担，教师在中间逃离了，一讲起来却说是教育制度的缘故，是扩招的缘故。所以，没有了教师承担教育制度和学生之间的这种责任的话，那最吃亏的就是学生，最吃亏的就是国家教育事业。假设扩招了，如果教师负责任，教师不推委，那些不利方面的影响就会大大消减。而教师如果对学生采取不管不问，特别是对硕士生、博士生的教育，老在那里说是制度的影响，你有很充足的理由吗?
所以，结论是，在没有一个新的东西可以替代现在的教育制度的情况下，要改变这个教育制度，也只能循序渐进地改变。对教育制度改变的关键，不是寄希望于那些教育官僚者，也不要责怪扩招带来的学生素质的下降，责任是在中间这一层，执行教育的教育者，具体来说，就是教师身上。教师还是应该有一种道义，既要有一种勇于向上提出意见、坚持正确教育理念的勇气，也要有爱护学生，对学生尽职尽责的情怀。如果教师可以坚持这样去做。在这种大的现代化的制度下面，去回归和追寻中国科举和私塾中间的某些合理的，关于“师道”和“责任”的这些有价值的东西，或许，中国的艺术教育才会真正有希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