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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代新闻摄影造假史

2009-06-25 11:32 来源: 艺术档案网 作者:artda


记者 王骞


   亩产3万斤的水稻田里,4个幼童站在水稻穗上,在阳光中蹦跳嬉笑,他们脚下厚密的稻穗似乎拥有沙发般的弹力。这张1958年新华社记者于澄建拍摄的新闻图片,首次刊登于当年8月15日的《人民日报》一版。照片说明里提到的高于正常产量数十倍的数字,曾一度让大陆民众对新中国的生产力,产生狂热而盲目的信心。
 

   在中国的新闻史上,这张假新闻照片只是一个庞大的新闻造假体系中的片断。但在新闻史的研究中,这段历史始终在角落里若隐若现。而近日出版的《红旗照相馆——1956—1959中国摄影争辩》,则揭开了60年前,大陆新闻摄影界围绕新闻真实性问题的3年争辩,讲述了新闻照片如何在为政治服务的官方语境中,为制作假新闻照片找到合法性的一段历史。
 

   60年后的今天,接受过该书作者晋永权采访的中国第一代摄影师,翻检此书时,不仅有忏悔,更感叹:“历史的遗迹至今遍布中国大地。”
 

   虚构和组织加工
 

   在20世纪50年代早期,中国官方新闻管理机构——新闻出版总署下设的新闻摄影局,对新闻的真实性要求严格。

 
   1952年进入新华社摄影部工作的许必华,还记得参加培训时,老师提到的两个假新闻案例。一名记者,到北京郊区拍摄乡村文化馆,可能是文化馆已经解散,他就搜集了杂志、书籍,找几个农民在那儿装模作样看一下,拍了照。另一位南京大学的高材生,拍摄港口时,仅有3条船,他感觉非常凋零,就拍了两次,合成一张有6条船的照片。这两名记者均受到处分,拍文化馆的那位,因完全无中生有被开除。

 
   当时官方强调要“大力反虚构”,晋永权说,但因现实中已存在造假行为,业界对采访中记者是否能干涉被拍摄的人或事物的讨论已经开始。待新华社摄影部成立,官方观点逐步转变,提出在采访中可以进行一定的“组织加工”,理由是:为使新闻图片的质量不断提高,更充分地表现图片的主题思想和现实生活的美,对人民群众起到更大和更好的鼓舞作用。

 
   1956年3月,新华社摄影部主任石少华对此作了进一步解读。这个当时摄影界最高级别的官员提出:新闻照片必须完全真实,要反对虚构和摆布,但在某些情况下,对拍摄现场作一些技术性的调整,比如会议桌上的茶杯暖瓶放得太杂乱,或者在画面中太突出,在不影响会议进行的情况下,对它们略加整理,这是允许的。
 

   但虚构、摆布和组织加工、技术性调整的界限在哪里?这些概念从未有人能清晰讲述,在当年的新闻摄影界引发混乱。这年7月,新华社摄影记者杜修贤的一张照片,成为引发这些问题大讨论的源头。

 
   这张照片是在北京北海公园,杜修贤和朋友的孩子坐在园内出租的儿童车上的留影。杜修贤拍下这个场面后,作为公园出租儿童车的新闻发表,但北京分社认为这张照片纯属“摆布”,是造假,压下不发。当一些同事批评杜修贤的行为时,摄影组的张惠贤却认为:不能因为坐车的是记者的孩子,就说这张照片是虚构或不真实的。杜修贤也解释说,带着熟悉的小孩拍照,会比较理想,但并不影响新闻性和真实性。

 
   年末,新华社官方出版物上,刊登了新华社总社的意见,提出“把自己的家属当作‘理想’的拍摄对象是不恰当的,这种理想只能导致肆意的摆布”。但一场围绕关涉新闻真实性问题的讨论,在这个意见之后并未就此停步。

 
   为政治服务

 
   杜修贤事件的前3个月,毛**提出“百家争鸣”,鼓励知识分子公开提意见,甚至指出“批评政府不犯罪”,为这场讨论提供了较为宽松的舆论氛围。

 

   此后数月,编辑、记者、业内刊物的负责人、摄影学会的会员纷纷加入这场讨论。各方人员提供的真实案例表明,虽然虚构新闻并不被业界认同,但在“组织加工”名义之下,记者干涉被采访对象的情况普遍存在。

 
   《中国青年报》摄影记者洪克60年后的今天,接受过该书作者晋永权采访的中国第一代摄影师,翻检此书时,不仅有忏悔,更感叹:“历史的遗迹至今遍布中国大地。”
 

  在20世纪50年代早期,中国官方新闻管理机构——新闻出版总署下设的新闻摄影局,对新闻的真实性要求严格。

 
  1952年进入新华社摄影部工作的许必华,还记得参加培训时,老师提到的两个假新闻案例。一名记者,到北京郊区拍摄乡村文化馆,可能是文化馆已经解散,他就搜集了杂志、书籍,找几个农民在那儿装模作样看一下,拍了照。另一位南京大学的高材生,拍摄港口时,仅有3条船,他感觉非常凋零,就拍了两次,合成一张有6条船的照片。这两名记者均受到处分,拍文化馆的那位,因完全无中生有被开除。


  当时官方强调要“大力反虚构”,晋永权说,但因现实中已存在造假行为,业界对采访中记者是否能干涉被拍摄的人或事物的讨论已经开始。待新华社摄影部成立,官方观点逐步转变,提出在采访中可以进行一定的“组织加工”,理由是:为使新闻图片的质量不断提高,更充分地表现图片的主题思想和现实生活的美,对人民群众起到更大和更好的鼓舞作用。

 
   建国初期的新闻摄影人基本由三类人组成:解放区来的战地摄影师,主要聚集在上海的老一代摄影人,刚毕业的大学生。这些人对什么是新闻摄影,并无统一意见。但解放区来的摄影师们,对新中国有一种发自内心的喜悦,一位老摄影师的后代认为,这种情绪促使他们倾向于表现社会光明美好的一面。

 
   “影子敌人”

 

  苏联产生影响的同时,欧美新闻摄影理念,伴随着少数外国摄影师、接受过欧美教育的摄影人,也时时冲击着大陆新闻人的头脑。

 
   1956年,谢汉俊留美归国,进入新华社从事摄影研究。他坚持不能因为对政治有利,记者就可以在采访中进行摆布或组织加工的观点;在1958年8月到1959年,官方组织的新闻摄影真实性大讨论中,他亦强调:记者不是事件的制造者,必须依从所发生的事件进行报道。

 
   1958年6月,“大跃进”期间,提出“决定性瞬间”的布列松访华,给大陆新闻摄影界以更强烈的冲击。中国摄影学会陈勃,6月20日陪同布列松前往北京十三陵水库拍摄。他发现布列松几乎看到什么就拍什么,看到一个从帐篷下面伸手抓黄瓜的战士时,他像“猫抓耗子一样跑过去”,但当战士发现他拍照,对着镜头笑后,他立刻就收起相机,摇摇头走了。而同去的摄影学会摄影家们,很少抓拍人物动作,照片不够生动。两相对比,陈勃觉得:我们在某些方面没有布列松注意得多,这是值得我们改进的。

 
   一个月后,布列松受邀与北京摄影界人士座谈,对照片的真实性、如何表现这种真实性,以及相机的选用等问题一一作答。他批评一张表现丰收的照片,一个妇女抱着一捆麦子笑得很厉害,当然丰收是要笑的,但不见得笑得那么厉害,在地里,当然是灰尘仆仆,但这个妇女却很干净。

 
   摄影界仍将他作为“友好人士”送走,1959年5月,中国摄影学会领导及各摄影理论研究刊物的工作人员,看到他在美国《生活》、《皇后》杂志上发表的照片后,认为他否定我国1958年“大跃进”的成绩,为美帝国主义的反华宣传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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