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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书]《媒介考古学:方法、路径与意涵》

2019-04-14 21:14 来源: 未曾读 作者:埃尔基.胡塔莫/尤西.帕里卡


 

书名:媒介考古学
作者:[美]埃尔基·胡塔莫/[芬兰]尤西·帕里卡
副标题:方法、路径与意涵
原作名:Media Archaeology:Approaches, Applications and Implications
译者: 唐海江
出版社: 复旦大学出版社
出版年: 2018-12
页数:342
定价:55
装帧:平装
ISBN:9787309141238

编者按:

“媒介考古学”在20世纪90年代崭露头角,最近却越来越多地出现在学术出版物中,学界诸学者对这一概念的阐释及使用方式亦不尽相同。作为一个尚未成建制的学科,“媒介考古学”并不局限于媒介研究,相反,它是艺术史、电影研究、建筑、科技史和当代文化理论中许多主题和思想的重要桥梁,贯穿于各个学科之间。

在新技术狂飙突进的今日,新媒体与业已淡出人们视野的媒介有怎样的联系,不同媒介兴起、发展、消亡的背后又蕴含怎样的深意?《媒介考古学:方法、路径与意涵》作为有关媒介考古学的首部论文集,收录了一系列在美发表的研究论文,媒介研究的范围被推回至数个世纪之前,本书在回答上述问题的同时,亦构建出了关于媒介被压制、被忽视和被遗忘的另类历史。

 

推荐语

最近甚嚣尘上的媒介考古学——它强调工具、技术和机器在文化逻辑生产中的优先性作用,为媒介史提供了一种反解释学的方法——席卷英美等地,有理由让那些与此术语最为亲近的德语学者也颇感不安。

——德国洪堡大学媒介学教授伯纳德·盖根(Bernard Dionysius Geoghegan)

本书汇编的论文不仅提供了创新性的历史案例研究,而且,作为物质性和历史性分析,为未来的媒介研究提供了一种方法论。此书将注定成为新一代媒体学者的一本重要手册。

——伦敦大学金史密斯学院媒介、传播与文化研究系教授肖恩·库比特(SeanCubitt)

此书——作为一般意义而言的媒介考古学——旨在充当时光机的作用,在历史的多个时刻停驻,并激发人们意识到这些时刻之间的相互联系。作为一种时光机,媒介考古学从人们的遗忘中挽回那些多样而另类的往昔,并让它们再次紧密相关,从而促进人们以全新的方式来思考媒介。

——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教授埃尔基·胡塔莫(Erkki Huhtamo)

英国南安普顿大学教授尤西·帕里卡(Jussi Parikka)

 

导言  媒介考古学的考古

“新媒介”(一般来说,它是互联网、数字电视、交互式多媒体、虚拟现实、移动通信和视频游戏等现象的松散集合)的出现,对考察晚期现代性媒介文化的许多学者已经构成挑战。他们的研究议题多样,从网络分析到软件研究;从网络经济新帝国的图绘到作为“观看(或听觉、阅读和触摸)方式”的新媒介分析。在指明社交网络、互动游戏及数据挖掘的“新颖之处”,以及夯实新媒介“哲学”和新媒介“语言”的基础等方面,学者们已作出了诸多努力。一些学者主要关注新媒介的社会或心理层面,另一些则聚焦经济和意识形态方面,或寻找各种媒介形态背后的技术决定性因素。

尽管有着不同的研究方法,这些新媒介研究却表现出了相同的对于历史的漠视。当代媒介文化带来的挑战是复杂的,但历史一直被认为对解决此等问题无所裨益。新媒介被视作一个无所不包和“永恒”的领地,可以达致内部自洽。然而,变动的迹象已越来越频繁地出现。近年来,一大批探讨媒介古今联系的研究和丛书纷纷面世。这种以历史为导向的媒介研究必将大受欢迎。然而,人们不可避免地注意到,对于(媒介研究的)方法和路径的定义和讨论,学界往往无人问津。人们之所以探讨历史,或者因为历史事实本身的激动人心;或者因为这些事实能够揭示媒介文化的大致状况。但这些“事实”的性质常常被当作既成之事,它们与观察者及其所处时代及意识形态上的关系,也仅被当作假定对象而弃之不论。

本书旨在通过引入一种或一系列密切相关的方法,试图改变这一境况,这种方法被称为“媒介考古学”(media archaeology)。虽然媒介考古学这一术语并未被指定为一门学科(没有专门的学术机构、期刊或会议),但其名号已越来越多地出现在各类研究、大学课程以及演讲之中。存有高度分歧的教学大纲和阅读清单业已表明,媒介考古学在术语和原则上尚未达成一般性共识。然而,这一术语已为研究的历史性调整带来诸多启迪,并开始推动学者界定其规则,反思其理论和哲学上的意涵。本书是有关媒介考古学的首部论文集,它收录了一系列在美发表的媒介考古学研究论文,其目的是推动媒介考古学自我认同和自我界定的进程。

本书不会为新学科确定某种“正确”的规则、方法指南,或为其划定一个固定的边界。它并非要为媒介考古学确立某种“正统性”,而是希望为不同的声音提供一个开放的论坛,引发人们对这一新兴领域的相关问题及其前景的“多元化”探讨。可以说,把已经出版的文字汇编起来将有助于这一目的的实现。在这本文集中,编者另辟蹊径,既从经验丰富的学者那里,也从崭露头角的学者那里征集新的稿件。编者要求学者们展望未来,而非一味回顾过去,要求他们反思对媒介考古学的独特见解。作为本书的基础,此篇导言将对已有研究展开回顾,尝试性地勾勒“媒介考古学的考古”。当然,仅仅关注那些明确宣称“媒介考古学”的研究可能过于狭隘。承认那些自身未被定义为“媒介考古学”,但共享着相同兴趣和目标的研究,在此也非常重要。

▲ Baby Talkies

注:这是西洋镜的一种翻版,与西洋镜不同,它被设计成装在留声机的转盘上使用,目的是让使用者可以在观看动画的同时欣赏音乐。

对于许多媒介考古学家而言,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的作品具有重要而深远的影响。然后,还有一些其他的理论和学术成果也为媒介考古学埋下了伏笔。这些理论家和历史学家们,如瓦尔特·本雅明(Walter Benjamin)、希格弗莱德·吉迪恩(Siegfried Giedion)、恩斯特·罗伯特·库尔提乌斯(Ernst Robert Curtius)、道尔夫·斯滕贝尔格(Dolf Sternberger)、阿比·瓦尔堡(Aby Warburg)和马歇尔·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等,在某些意义上都堪称“媒介考古学家”的先驱(法语avant la lettre)。最近,有关新历史主义的争论也成为媒介考古学家们的研究主题和论域。可以说,媒介考古学本质上是新历史主义,但这种说法又过于笼统。一大批思想已为媒介考古学提供了灵感。文化唯物主义、话语分析、非线性时间概念、性别理论、后殖民研究、视觉和媒介人类学以及新游牧主义哲学等多样化的理论均属这一混合体。

那么,是什么将不同的媒介考古学家的方法和研究兴趣融合在一起,使此术语合法化?对于媒介文化和历史“标准化”叙述的不满,可能是最为明显的共同动力。媒介考古学家们认识到,目前受到广泛认可的当代媒介文化和媒介历史,往往只是选取其中某一部分进行叙述,而这一部分不尽然是正确和相关的。出于疏忽或意识形态上的偏见,还有许多内容被遗落。对于媒介评论家吉尔特·洛文克(Geert Lovink)而言,按本性,媒介考古学是一种与以往研究格格不入的“学科”,“一种与以往研究格格不入的‘全新’的诠释,而非仅仅对技术古往今来历程的讲述”。同样,媒介考古学家通过指出历史中迄今未被注意的连续和断裂,挑战了现代媒介文化和理论对历史研究的漠视态度。结果,媒介研究的范围被推回数个世纪之前,并扩展至西方世界以外。基于相关研究,媒介考古学家构建出了关于媒介被压制、被忽视和被遗忘的另类历史。这种历史观并不像目的论所论及的那样,认为当下的媒介—文化条件已经达到所谓的“完美”状态。发明中的死胡同、失败品以及那些从未变为物质产品的发明,对于媒介考古学而言,也有重要的故事亟待讲述。

▲ 游戏Pong的截图

媒介考古学不应与考古学混淆成同一个“学科”。当媒介考古学家声称他们正在“挖掘”媒介文化现象时,我们应当以独特的方式来理解“挖掘”一词的意义。例如,工业考古学通过全方位研究废弃工厂、寄宿公寓和垃圾堆,揭示了有关人们的习惯、生活方式、经济和社会分层以及致命性疾病等方面的线索。媒介考古学搜索文本、视觉和听觉档案以及文物收藏,强调文化在话语和物质层面的证据。它在各个学科之间移动自如,没有一个置身其间的永久家园。这种“游牧主义”并非一种阻碍,实际上它可以与媒介考古学的目标和研究方法相匹配,使其漫游在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的诸多景观之中,偶尔也跳入艺术领域。媒介考古学可能——也许应该——发展成为一种“四处游荡的学科”,米克·巴尔(Mieke Bal)谈到这一问题时,如此建议。

媒介“考古”维度的发现

贾可·佩罗特(Jacques Perriault)可能是第一位提出媒介考古学方法并以此命名的学者,其观点体现在他的《影子和声音的记忆:视听考古学》(Mémoires de l'ombre et du son:Une archéologie de l'audio-visuel, 1981)一书中。正如书名所示,他的“视听考古学”完全被历史中的视觉和听觉媒介所占据。佩罗特分析了“使用功能”与“社会再现”之间的关系,讨论了过去的技术和现代形式之间的种种关联,并强调,他并不希望人们将他的研究视为因对当代媒介实践产生恐惧而“逸入历史”(escape into history)的结果。佩罗特并不认为自己是一名职业历史学家,这可能有助于他掌握中立而灵活的研究方法。

在佩罗特之前,“考古学”一词曾出现在C.W.西拉姆(C.W. Ceram)的《电影考古学》(Archaeology of the Cinema, 1965)的标题中。西拉姆是一位知名的考古学推广者,真名为库尔特·威廉·马雷克(KurtWilhelm Marek, 1915—1972)。他将考古学观念应用于电影史前史的研究之中,但这种观念与传统实证主义历史学家的目标并无二致。对于电影发展,西拉姆提出了一个严格意义上为线性的且具有目的论色彩的论述。但在1897年,他却中断了这一论述。这一年,据他说,“见证了电影产业的诞生”。西拉姆专注于电影发明家们和电影摄影发展的技术步骤,而那些未能完全适合这一主题的所有事物均被排除在外,无论其多么有价值。英国学者奥利夫·库克(Olive Cook)所选的一些插图(大多来自约翰·巴恩斯和威廉的伟大收藏)则讲述了一个完全不同的故事,它指出了西拉姆所忽略的现象和潜在的联系。这一令人关注的断裂,体现了动态影像历史中两种不同观念之间的张力。

▲ 声波记振器绘制的痕迹

“考古学”这个词后来出现在罗宏·马诺立(Laurent Mannoni)的《光影的伟大艺术:电影考古学》(Le grand art de la lumière et de l'ombre:Archéologie du cinéma, 1994)的标题中。其研究重心的改变非常明显。在参考了大量档案资料的基础上(这证明“考古学”一词的合理性),马诺立在书中不再力图提供一种封闭的历史论述,这一论述由一组相互关联且不可避免地走向电影的因果链条构成。相反,这本厚达五百页的书由一连串细致的案例分析组成,内容涉及动态影像文化的不同方面,时间跨越数个世纪。尽管马诺立非常强调技术,他同时还讨论了技术的应用及其多样化表现。一种叙述得以逐渐展开,但并不假装其如何完备,也并不隐藏其中的问题。不过,尽管马诺立的论述贴近资料来源,避免理论性的推测,该书还是提供了诸多新的洞见,这为进一步解读媒介考古学开辟了道路。

 

作者简介

埃尔基·胡塔莫(Erkki Huhtamo),媒介考古学的知名学者、文化史博士、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媒介史与媒介理论教授,美国媒介考古学领域的开拓者之一,代表作有Illusions in Motion: Media Archaeology of the Moving Panorama and Related Spectacles(2012)等。

尤西·帕里卡(Jussi Parikka),南安普顿大学温彻斯特艺术学院教授、芬兰图尔库大学兼职教授, CoDE(数字经济文化研究所,Cultures of the Digital Economy Research Institute)主管,著有Digital Contagions(2007)、In Medias Res(合编,2008)、The Spam Book(合编,2009)、Insect Media(2010)、What is Media Archaeology(2012)和A Geology of Media (2015)等。

唐海江,媒介学者,现为华中科技大学新闻与信息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博士毕业,研究领域为媒介史和媒介理论,在权威期刊发表论文30余篇,出版媒介史、报刊史著作多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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