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堂偶谈：社会进化论与艺术进化论
达尔文的《物种起源》深刻影响其之后的自然科学及社会科学的研究。三百多年过去了，在自然科学领域，物种进化问题在当今碰见了所有动物的大敌（现代人）对环境破坏所加速的物种进化历程，人类为了自己的生存和欲望缩短了许多物种本该更长地生存在地球上的时间，剥夺了它们的生存权。与此同时，就人类社会自身而言，人种间的优越感和现代技术的联盟同样在不同的文化体间弥漫并滋生着有关人和人类社会的进化论，这种进化论的表现就是种族主义、殖民主义、文化中心主义、现代精英主导的社会以及优生学，具体举例而言，美国在世界范围中的国际警察身份就是人类社会进化理论的实践之一，很显然，这样的人类进化理论在道义和公正上是站不住脚的。在注重生物性的进化方面，进化论的法则被作为客体来进行控制也是这种理论影响社会的重要依据和实践，最极端的形式就是有些政权将其作为优生学和人种选择的依据，导致严重的社会不公和种族流血冲突；与此同时，这种理论的一般或可接受形式就是社会的分层或阶层理论和实践，社会阶层在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互相加强和使其合法化，从而进一步维护了既得利益的精英阶层、权贵阶层以及统治阶级的合法性。在看似合理的层面上，社会进化论做着最原始的事情，比如在今天的美国，一些社会精英试图通过招募卵子以提高出生者的高IQ，就是一种在看似合法和道义上的优生学选择，事实上这种选择不仅是人类将自身进化作为客体主宰的选择的人类理性能力僭越的案例，也是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资本作为一种强力通过被客体化的人而追求其完美本质结构的逻辑和实践。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主要将问题局限在或聚焦于生物有机体的进化——当然这个生物有机体包括人类，但是达尔文自己却从来对进化论与人类社会或人相联系的理论演绎三缄其口，因为达尔文可能既意识到人类相较于其他动物的高级性，如果将人与其它动物进行类比会招致贵族、教廷乃至于普通民众的本能反感并带来意想不到的世俗的麻烦，当然最应该沉默的应该是他所意识到的人类社会结构的复杂性。生物进化论的前提是在有限的资源环境下，物种生存的优胜劣汰的自然选择，这种选择通过长期的习惯积累和遗传，最终确定进化的胜出者。人类作为地球资源的最大掠夺者，资源的限制和人类的膨胀在进化层面的关系更为复杂，或者这种关系是另外一种关系，它打破了进化论演绎的适用性。但事实上，社会进化论的影响最重要的在于预设的社会前进的方向和逐步高级化的阶段，人类历史果真如此吗？如果在将生产关系看作一种直线的行进，可能会得到类似进化的结论，但实际上，问题远比理论更加复杂，因为生产关系不是人类社会的唯一方面。
有关进化论的思想事实上出现的时间更早，达尔文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将“适者生存”的社会进化概念引入的生物进化理论的学者，与他相对，同时代赫伯特·斯宾塞（即“适者生存”的提出者）则被称为社会进化论者，因为达尔文的影响太大，斯宾塞以及有关社会进化论者被称为“社会达尔文主义者”。在有关人和和社会的研究领域，持进化论的重要思想家很关键，他们使人们对社会的看法形成或形构成一种线性的进化历程或逐步高级和完善的进程，并且在道义上成为一种理想的公共的进步。比如，黑格尔的世界历史的确定的序列和进步的过程理论，孔德的三阶段进化理论。与国人相关最紧密的还是马克思与恩格斯的社会进化观点，他们赞成社会进化论并将它演绎到人类社会历史研究。马克思和恩格斯将欧洲的历史划分为四个时期，即：公社或部落时期，古代或古典时期，封建时期，资本主义时期。这种划分在20世纪的社会主义国家被当做金科玉律严重的损害了相关文化体本身的历史和文化研究，并形成蔑视文化传统的社会进化论的人为的意识形态化结果。事实上，马克思与恩格斯对中国等亚洲国家历史上的政权组织和经济形态的看法比较公允，在他的《资本论》中将其称为亚细亚模式（亚洲模式），因为这种模式与欧洲历史的经历有所区别，或者说有非常明显的区别。对国人而言，有关中国历史的研究和社会科学的意义变迁的问题就出在20世纪，在推翻外来殖民者和民族独立的惨烈斗争中，延续千年的稳定文化体的农业文化迅速地被欧洲的发展工业文化替代。这种工业文明对农业文明的入侵，其实际上是普遍的或全球化中的人类竞争和交往平台的构建过程，或者说是全球市场化的过程，农业文明在强势的工业文明中处于竞争或斗争的劣势，当文明进程到工业主宰的时代，这种劣势所带来的问题就是一张沉重的他人游戏的准入卷，这与2001年中国加入WTO的竞争平台模式一样，也像拳击比赛冲突需要相同的重量级和规则，但前提是要获得准入。进入WTO体系和前者相比而言，显得更加主动，而前者则是更复杂的被动挨打和自我调整的阵痛性历程，当然这里的主动和被动不可能有褒贬之分，它们都是文明向心力的结果。如果不要一味地追究20世纪中国现代政治与文化选择的弊端和问题，而是用吃馒头的比喻看待这个问题，就不难发现这第一个馒头是非常关键的，也就是说在社会科学的领域中，时间、空间和文化体的选择具有必然性中的偶然性，它在相对的时间和空间中最终就是这样的选择。事实上如果要追究问题的责任或根源，20世纪后半期的每个中国人都应承担盲从的责任，尽管在威权政治中，民主、人权、文化和思想会受到蔑视，但是过分的追随和崇拜显然不是民主的本性，当然这样说的意图是希望更多地人能够反思而不是抱怨或简单地从一极端到另一极端。因此，事实上，在冲动和意识形态化的威权政治中，一切的公平和公正关系都变得极端的脆弱，因为在敌我斗争的模式中，人的自私与自保意识会成为进化理论中的特殊基因被予以保留和强化，这或许是中国人的劣根性之一，即缺乏公共价值核心，它与西方文明中的民主与自由这类公共价值是相悖的。
社会进化论的问题就在于将人类社会的演变预设为是有方向的，并且是不断进步的。这种方向感和进步感的来源得益于近三百多年的科技发展，尤其是20世纪后半期。比如在物质享受的观念中，今天的社会就是最好的社会，因为有极端丰富的物质生产满足着人类的欲望；今天的社会是最自由和进步的社会，因为人类不仅在物质享受中得到意想不到的满足，也在诸如性取向中得到意想不到的体验以及社会中大多数人的认可并成为某种合法的行为和更先进与前卫的文化现象，当然，美国人一度也质疑过政府给他们带来了艾滋病，但终究人们和他们的资本狼狈为奸地计划着更雄心勃勃的生意。对于冷静的学者而言，社会进化论的问题很严重。比如科学研究让绝大多数人不敢相信但必须相信事实上是没有空间和时间的，人们所知道的或观察到的都是人类思想的变现，但这种变现的背后或存在的本质是什么，科学无法回答，在笃信科学或伪科学主义的社会，说一切皆空是不可想象的。正如顶尖的科学家无法否认神的存在也无法定义神一样，对他们而言或者可以说神秘力量或者神就是一切的一切的基础，这曾经是哲学的对象，当然更是神学和宗教的对象。今天的问题也在于，当今的人们不知被何种意识形态使然，使他们仅仅认为关于存在或神的学问只是一种学问，从来都不会有实践的基础和可能性。在神之中我想是不会存在进化论的。
中国大多数艺术研究的学者，均持进化论和艺术进化论。在大多数学者中，区分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非常容易的，但是同样在大多数学者中，要有意识地区分研究对象或讨论的范围尤其是在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的关系中进行区分，或者要明确地区分这两个家族相近概念的学科的交叉性问题或各自的问题，需要非常严格的专业技能和职业意识。达尔文主义在社会科学中的演绎存在很多歧义，尤其将社会达尔文主义作为一种解释社会学的学问，它最终将导致对人种或精英阶层保持优越性的保留在社会不公之中。但同时在社会的演变中，精英的出现是可以来自从不同的社会阶层，其原因就在于教育与特殊的社会环境，这与社会达尔文主义注重生物层面的保持优良的基因或与此相关的理论无法吻合，或者说概率太低了，事实上社会达尔文主义的臭名和弊端与人们期望的社会公平与公正是对立的。那么在艺术所在的人文科学或未来将艺术研究作为专门的艺术科学中，达尔文主义有市场吗？
如果将达尔文主义引入人文科学，似乎是理想的，但事实上是不可能的。说理想是因为人文科学关注的是重要的或杰出的人文科学成果，在这个意义上这些成果的创立者就是社会精英，但是这些社会精英也就只能在自我的意义上成立，但无法将其精英的基因作为生物选择而继续，当然会有人说这些优秀的人文科学的成果作为学科自身的进化论会影响到下一代的人文科学的成果，但是别忘了，下一代的人文科学的成果是由另外的个人和环境造成的，而不是上一代的成果的直接结果。另外思想体系的演绎和脉络我想从来都不会被看作是一种思想进化论，因为他们统统在场。说事实上不可能是说，如果将形成艺术进化论，那么过去的艺术将变得落后，或者最终是被淘汰的艺术，这显然是不可能的。
将达尔文主义应用在艺术之中和如今的学者所持的艺术进化论的问题就在于他们预设了一种艺术前进的方向和某种先进必然代替落后的进化逻辑，然而他们所忽视的就是艺术的环境和从事艺术的个人的教育和环境，这些都是偶然的。另外在时间与空间的维度上，本无空间和时间，不存在方向或进步可言；一切为识所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