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像你出门看到下雨了，那需要一把伞……
不下雨就把伞丢了呗，那显然这个雨不会不下的，是一直下下去的，所以我们一直在做
朱日坤（特约）：问题可能会集中在纪录片方面，泥巴给你发过一些简单的采访提纲，我也看过，但是可能有些问题最后未必完全是一样的。我首先想了解一下，你现在做的这些工作，你是对它有一个比较长期的计划吗？比如说在未来的几年内你会继续做这样的事情，还是这些事情你会依据形势或者社会的变化而做一些改变，关于你目前做的纪录片方面
艾未未：呃，做纪录片我不是几天才开始的，实际上在纽约时期就拍了大量的照片，做记录，那时候，当然做纪录片的机器还没那么自由，在八十年代中就开始吧，我做了上万张的图片，我回国以后呢也是一直在记录自己的工作，其实工作范围很小的，制作过程啊，还有整个这个•••••，一直在做。在网络上呢开始就是，最早开始做的是，有几个原因。
其实在03、04年左右我们想做一本书，关于中国，那这个时候我们想我们用大量的纪录片来填补一些文字所不能完成的东西，那个时候做了不少。那么03年的时候我做了《北京》，是关于整个北京的一个地图，就是我把北京分成十六份，每一条街，我们一直的这样拍下去，等于是一个镜头，然后呢，一个很长很长的镜头，一百五十个小时，把北京整个四环以内全部拍完了。那么之后到05年又做了这个二环、三环和长安街，都是用同样的方法，差不多同样的方法，但那些都是跟当代艺术关系比较强的。
05年的时候我就上了博客，上博客以后呢，一直觉得互联网是一个很好的东西，怎么能够把它用得更好一些，到了新浪先是放照片，后来可以放一些片段的时候就开始放一些片段，直到后来开始做《童话》，那是一个比较主动的做一个纪录片了，这时候我们找了十几个甚至二三十个跟纪录片有关的一些工作者，因为它覆盖的面很大，到全国去拍，拍的主要是这一千零一个参与者，那么最后完了以后剪成一个《童话》这么一个片子，拍的内容很长，先剪成六个小时的，后来压成两个半小时，那么大量的资料都是作为了文献一样的放着，可能有几百个小时，投资也比较大，可能是纪录片中投资算很大的。
之后呢，我在互联网上用的时间比较多了，开始，《童话》以后呢，最主要的刚开始做的是针对杨佳， 杨佳案我是一直从头到最后关注最强，写文章做多的一个人之一，两个人，一个刘晓原，一个我，他是从法律方面，我是从伦理还有社会方面来谈这个问题。我做了六七十篇博客跟杨佳案有关的，那么我们做了纪录片，有意识的开始做纪录片，因为这个事情很长，跨度，又是在隐蔽下做成的，就是不公开的，那么很多黑箱操作啊，这个，所以说争论也不能很公开，所以我想必须用一种方式来记录下来。
做纪录片对我来说是一个……我从来没什么计划做什么纪录片，而是它是一个很顺手的一个行为，就像你出门看到下雨了，那需要一把伞，那伞反正是现成的，打开，走了，所以我没觉得打伞需要什么仪式，你说是不是，不下雨就把伞丢了呗，那显然这个雨不会不下的，是一直下下去的，所以我们一直在做。先是第一个出来的片子呢，倒不是杨佳案，杨佳案比较慢，是《老妈蹄花》，《老妈蹄花》呢是我到四川作证，我们的小组里总是有几个做纪录片的，他们都是平时唯一的工作就是记录，图片也好，摄像也好。
去了成都遇到了警察这种暴力的行为以后，你还真把它说不清楚，很多事情还真是很难说清楚。所以说我想那我应该把它剪成片子，其实资料是不太够的。还好警察冲进来的时候我是把录音机打开了，所以一段录音一段黑屏的这么一段，但是放了网上以后反响巨大，我倒没想到反响那么大，反正据我所知大家都比较喜欢这部片子。
后来我说这个方法不错，然后，反正也很顺手，就多剪几部，所以这么一来二去的跟纪录片有关的，去年我们做了可能就有十来部，有的是很短很快，但是长的一个小时以上的也有七八部这样的片子。
方式非常好，非常的社会化，非常的这种公民化，提供一些原始的记录和素材，让更多人可以去观看和探讨，那么一个个人性的事件，个人性的观察变成了一个公共的事件，而且就是会永远的留在那里，就是人们不管什么时候看待这个时代的时候想知道当时是怎么样，发生了什么，它很容易就会想到这些纪录片。比如说现在七十年代，实际上很少有人能够真正解释七十年代真正发生了什么，但是你看安东尼奥尼的《中国》，那么一下信息量太大了，就一下就觉得真正进入到那个时期当中。
朱日坤：你现在做的每一个片子都放到网上去，做之前是已经想好这样做？
艾未未：我们，对，我们做片子的目的就是放到网上去，我们并不希望它参加电影节或者是通过什么专业的行业来引起什么讨论，我们对这些事情不是太感兴趣，我们觉得片子是为大家做的，大家来看，然后我们并不希望专家来承认或者是说什么电影节的承认，我们是没有太大的•••••，这算是和我们大多数做纪录片的人不同的一点，大多数做纪录片的人有一个资金的问题，那么只有通过电影节或者获奖或者能卖片，实际上他们是很大程度是要为那个负责的，我们不需要，我个人资金来源很充实，然后做艺术捎带着做纪录片多我来说不是一个问题，所以我们就可以做的很自由，完全按照我们的方式，不需要给任何人这种或者任何理由来阻碍我们。
我的主要工作就是腐蚀、诱惑80后、90后
80后是最了不起的一代
朱日坤：不过，比如说目前的这种互联网的管制也会导致你的很多片子在国内很难看得到，那么你是不是觉得这方面是个问题？
艾未未：显然这是个问题，我们在Twitter上发一条消息，理论上讲会有一万个人看到它，会再转发，那么他们都是能在互联网上翻墙到Twitter，都是互联网上的高手，那么他们的这种传播能力和政治立场都是很清楚的，就是说他们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为什么要穿墙都是很清楚，所以我们没多少废话，我就是把东西放上去，然后他们去传播，下载，那么经常听到反馈说“我们班已经在放这个了，我们老师上课的时候放了这个，我给我父母看了，他们是什么样的反应，同宿舍的人是什么反应”这些都非常好，非常的令人鼓舞。就是说一种片子我们放上去以后，被一个人下载可能有十个，一百个人看到，那么•••••。
但是能够接触互联网的人究竟还是有限的，所以我们也在互联网上会同时作为礼物送给别人，我们已经送出去将近十万盘带子，这个量很大的，这个制作的也算是比较精良吧，不像通常的那种，刻盘，写个字在上面，我们还是把旁边都印的漂亮，让人觉得是一个礼物，然后制造点小小的诱惑，效果非常好，年轻人，80后、90后很喜欢这种方式，然后我的主要工作就是腐蚀、诱惑80后、90后，这有一个专职，所以我每天在想怎么腐蚀他们，让他们真正成为有所作为的一代。
朱日坤： 我看到一个采访，你谈到80后这样的一个人群，你觉得他们是被教育所忽略，或者什么样的一代，是因为这个原因吗？
艾未未：我觉得他是野生的一代，80后最主要的特征他是野生的一代，就是说中国是处在一个废墟，废墟里长出了很多强健的杂草，这些实际上是被教育所抛弃的，家庭教育，社会教育包括学校教育，都没有给他们正常的营养，但是他们的野生性很强，他们这样很多寄生互联网上，因为年轻，求知欲很强的，会形成自己一种兴趣和知识结构甚至圈子，讨论自己喜欢的话题，在互联网上成长出来的，所以我觉得这是最了不起的一代。
自从有了人类以后，独立的思考和独立的判断，独立的发表，独立的言论一直是考验人类基本特征的一个标尺，那么同样在中国更是这样，只有这些人才有可能形成自己的一个独特的独立的世界观，我觉得这个是作为人的一个前提。
朱日坤：那在这个基础上，在Twitter上follow你的人之间，他们是否真的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去接受你的影片你的观点？
艾未未：这个从我看到的，当然愿意给我反馈的当然都是正面的，大家很热烈，超过我的想象的，至少我的每一部片子会有很多，我不知道多少万，但是很多人看了，都免费的看到了这些东西，而且他们会形成一个:我这次看了，我下次还想看，是这么一个状态，那我这个已经很满意了，实际上我们做这个，只要有一个人能看就已经很满意了。
那么有很多人看，而且这些人可能是过去属于没有希望的人甚至不看电影的人，甚至对社会很绝望很厌弃的人，那么他们看了，他们会觉得有共鸣有温暖，有他们共同的理想，那么我觉得这个是很了不起的事，所以我觉得投资纪录片是受益最大的，因为很多道理他受了一辈子的教育，他说我看完一部片子我就完全解决了我的问题，那有这样的语言，说我成为了另外一个人，我愿意去做另外一些事情，这些都挺鼓舞人心。
朱日坤：就像你现在这边，有一个团队也会经常给大家发送你做好的影片，他们是通过••••
艾未未：他们通过互联网向我们索求，我们寄出去。我们最近一次寄出去一千多份，那么马上又要寄出一千多套，一套就十几份，所以我每次寄出去都要过万，过万张，那么我们还寄出去像T恤，像这种对年轻人比较有所鼓励的这些东西。
要不然我钱没有别的用处
朱日坤：所有的这些都是你个人支持性去做的……
艾未未：对，是我自己制作，还有发送，全部都是我自己个人的费用
朱日坤：就是说可能对你来说目前费用不会是很巨大，但是你觉得••••••••••••
艾未未：也不少，也很多，算起来。
朱日坤：是，如果不断的这样做的话就是•••••••••
艾未未：对，至少几百万块钱吧。
朱日坤：那你觉得长期对你个人有没有压力？
艾未未：不会对我有任何问题，我只能让我努力去挣这个钱就完了，对我来说不是问题，我只是•••••，要不然我钱没有别的用处，消耗不了多少钱。
纪录片没技巧
开机，第一个技巧，第二个技巧还是开机，第三个技巧就是不要关机，人家让你关机的时候你不要关机
朱日坤：说几个比较具体的问题，像杨佳的这个片子，你最早想做这个影片的时候，是什么时候？
艾未未：杨佳事件是七月一号，这个共产党生日冲上的，七月二号报纸上出现了，七月三号我写了第一篇博客叫《一个孤僻的人》，那么杨佳案我也用了这个片子，从这个时候我就开始准备做这个片子了，然后才会有我们对这个旅馆的探访，然后才会有一审二审的过程，包括杨佳父亲刚请律师，我们上去找他第一个律师，都可以看见进入案件发生的时候，我做事情非常的直觉，因为我经济上也没有多大的问题，所以我会••••••。
比如说冯正虎的事情，我在网上看到冯正虎在日本机场滞留，然后我说，我们今天去采访他，然后我再想我这里没有日本的签证，然后我们这里有签证的，我说那你明天早上你走，他说好，他从来没碰过机器，只有他有签证，给他机器，大概一讲，第二天就去了。
所以对我们来说经常都是这样做的，像《老妈蹄花》是后来才剪出来的，当时根本没打算做纪录片，但是我们因为有人记录，所以说很容易剪，纪录片挺简单的，一个就是你和事实有个更近距离的接触，别人没有，另外一个在接触当中你始终是开机的，所以很多人问我纪录片的技巧是什么？他们律师啊什么都让我来培训一下，我说纪录片没有技巧的，开机，第一个技巧，第二个技巧还是开机，第三个技巧就是不要关机，人家让你关机的时候你不要关机，就全部记下了，然后剪出来是谁都可以剪的，只要你的资料在，是都可以剪出来，换谁去这都不是问题。
什么过去对电影讨论的那一套早就不存在了，人类已经在视觉上非常成熟了，没有人去在意什么以前的陈词滥调，还有电影学院，那都属于陈词滥调，就像绘画早已没有技巧了，对吧，在八十年代绘画就是好画了已经，是不是，那么自从有了MTV以后，说老实话，只要前面灯是亮着的，在晃动就行了，最主要是导演的能力和最后你剪片的能力，对不对？你要是说你没有去拍，当然没有这个东西了，但是你只要在现场，一直是开机，那我觉得是都可以剪出来，没有剪不出来的。
朱日坤：可能就对影片来说，就特别你做的这些影片在现场可能仅仅是你做事环节中的其中的一环，但是整个来说还是很严谨的一个••••••
艾未未：我们做事情在大范围要远远超过了对纪录片这一块，如果做纪录片我们会别的很计较，实际上我们在做别的，我们不太在乎这个片子，你看在《老妈蹄花》时是我们那种对抗，实际上完全是另外一种对抗，但是我们开始意识到这个可能是我们会用的。
我们是特种部队
我觉得这个世界就是一个恐怖世界，整个充满恐怖分子，我们只是一个特殊支队而已
朱日坤：就是比如说在你其他的这些事情上，你在考虑是不是要拍摄这个片子之前你是完全出于一种直觉吗？还是你会做一些讨论？
艾未未：不会的，从来不做讨论，就是直觉，比如说今天早晨一个地方在拆迁，昨天晚上我就把旅馆租下来了，住进去了，只要我接到这个信息，我说好，勘察地情，我们是那种有点像特种部队那样的，我们不是正规军，就是完全由于•••••，我觉得这个世界就是一个恐怖世界，整个充满恐怖分子，我们只是一个特殊支队而已，对不对，如果我没有这样做，我们根本没办法应付这些事情，所以说••••••，当然，我们另外一个地方，也是拆迁，我们都租了两个月了，那拆迁没发生，所以我觉得计划也没有，你只有大概这样 拍，碰碰运气了。
朱日坤：就是说在这个过程中你怎么看待这个可能遇到的压力，你们是……
艾未未：我是这样告诉我们拍摄者的，拍摄者最大的压力就是说我会被人把机子拿走，片子拿走，对不对，我会被人没收了，警察可以抢你东西呀，是吧，这年轻人倒不怕被打，我觉得不是怕这个，就是怕设备，大家都很在意设备，还有被你拍了的东西，我给他们说了一个非常简单的逻辑，他们一下就明白了，我说，你如果没有拍下来这几秒钟，你的机器早已经被人拿走了，你的设备是没有用的，设备摆在商店里多的很，全世界设备像大海一样多，但全世界珍贵的镜头只有几秒，所以说如果拍出这几秒来，设备没收了就没收了，损失了就损失了。
但是不能说没有拍下来，没有拍下来你不是个纪录片制造者，你没有在现场，你知道的所有信息我都没有兴趣，因为必须拍出来的信息才是信息，你所知道我都知道，不是我都知道，人类几百年前也都知道，这个一个集权社会是什么样的，一个民主社会是什么样的，民主又不是什么高深理论伟大理想，只是一种有效率的方式而已。
所以你只有通过视觉拍出来的，这个纪录片才存在，通过一秒一秒来完成的，不要给我讲其他的故事，他们有的时候会回来给我讲一大推的事情，发生了什么，我说在片子上记录了多少，他说没记录，那你别说了，你根本不配做这个事，你要配做这个事你是哑巴，把片子拿来放在机器上，然后片子在开始说话，对不对。所以我们的培训方式也是很有效的，我们的人都比较••••••
朱日坤：怎么培训法？
艾未未：这个就是培训啦，就是理解什么叫拍纪录片，拍纪录片实际上是一个事情的一个情感和理性方面都要更深入。身临其境的一种做法，那么就是完全给你对事物的判断，周围事情的判断，相关事情的敏感程度，还有你的敏捷程度，观察能力有关，跟你的镜头好坏无关，跟你的懂不懂电影一点关系都没有，不存在一个人是懂电影还是不懂电影的问题，那真正是一个很••••••，不是我们关心的问题。
朱日坤：那么比如说他们在现场交流，需要有跟你沟通的地方
艾未未：我们随时都有，我一直都要，比如说，我觉得哪一块需要加强，哪一块不要在意，都有。
朱日坤：你希望你的片子都保持一个很快的速度去完成吗？还是说•••••
艾未未：没有，看事件了，比如说杨佳可能用一两年，最近我们拍拆迁，我估计也要一两年，因为有的它本身时间的跨度大，它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完成的。
朱日坤：在杨佳的片子里面，拍他母亲这一段，当时是没有用在他的重点里面，那也是因为就是••••••
艾未未：因为整个事件发生过程中我们一直在找他的母亲，一直都没有可能。包括他母亲出来拒绝我们的采访，那么当然杨佳已经被杀了。那么这个我把他放回去，我觉得从时间和逻辑上已经会影响人的观看了，所以我只能说把单独的采访放到后面，这样的话让前面的完整性更强一些，这样事实上让采访本身也更完整，因为采访很长，你把它剪进去你不可能太长，太长的话没法看，对吧，他在听录音嘛，那个纪录片究竟不是一个听录音的事，那么就不要做纪录片。
人们就是这样的，没有别的办法。
我不希望看纪录片只是喜欢看纪录片的人看纪录片，我希望看纪录片的人可能从来没有看过片子，或者是说他不把它作为片子来看，那么我觉得这个对我来说更好。
朱日坤：所以就是说像杨佳的片子也好，像其他片子也好，你会感觉到片子完成了你就会把它做完，就是说不会说要等到••••••
艾未未：不会的，我们不会，我们觉得早一天放到网上效率会大很多，我跟我们做纪录片的人说，如果今天放到网上有十个人看，明天可能只有五个，到后天可能只有两个人了。这个关注度会迅速的下降，因为明天有明天的事件，而且人们就是这样的，没有别的办法。
朱日坤：如果你的影片在中国的这个传播，就是如果有扩展的余地的话，你会往哪个方面去做?
艾未未：我觉得没有扩展的余地，我们做得很好，一个是网络，一个是发盘。公演是不可能的，我们已经实验过了，对吧，上海、广州都被关掉了，而且那是很小的范围，我不希望看纪录片只是喜欢看纪录片的人看纪录片，我希望看纪录片的人可能从来没有看过片子，或者是说他不把它作为片子来看，那么我觉得这个对我来说更好。
朱日坤：就是你更多的是把它当做一个就是跟跟社会发生作用的一个手段，还是？
艾未未：我觉得我作为一个艺术家，我的表达和表达的方式是我的一个艺术的核心部分，那么关切到任何类型的表达，画张画，做一个雕塑，那么这些我已经没有太大兴趣了，那么做纪录片我认为是一个非常有效的一个表达，这个表达什么人都能看，什么人都能看懂，当然看懂的层面不一样，但我觉得这还是公民社会很好的一种方式。
我把中国的政治和文化作为我的一个现成品在做
今天中国一方面歌舞升平，又是奥运又是世博的，简直不可一世，俨然一个大国崛起的风貌，另一方面却在文化方面如此低迷萎谢，和这个拿不出手，我觉得这个是最糟糕的。
朱日坤：你还是把整个你做的事情当做你的作品在做？
朱日坤：对，是我的一个作品，因为我把中国的政治和文化作为我的一个现成品在做，我觉得中国的转型和中国公民社会的形成，作为艺术家，作为一个在本地生存的艺术家是有一定的责任的，而且也应该能有效的做出一些工作，如果做不出来我很鄙视那种艺术家，我觉得很差劲。
朱日坤：对。像你也参与到很多的这种社会抗争性的这种事情当中，就包括比如说今年艺术区被拆迁的过程中，就是你带领一些艺术家包括在各个部门进行抗议，甚至查案件这样一个行为，这些事情会给你现在做的事情带来很大的压力吗？
艾未未：如果没有压力是不值得做，压力正是你值得做这个事情的理由，就是说公开的说出一个事件的真相，公开的说出一个事件的情感，在这个社会会造成压力。
这个压力来自何方，他的理由是什么，如果你回避这个，那你实际上是回避你做这个事情最主要的理由，那么我们也不是属于娱乐圈的或是怎么样，我们做事情本身就不是让人看到很舒服的一个事情，但是显示社会的一些特征，那么这个压力一直是有存在的。
朱日坤：你怎么，就是说在这个过程中，也有其他的艺术家或者社会对你的行为也会做出反馈……
艾未未：我觉得这个正常的，因为每个人都在••••••，你想你不是在船上不是在桥上，你是在趟着水过河的时候，那么你摔一跤扑腾两下，或者滑一下或者说，那都是很正常的，只要不淹死就已经算很好了，我觉得我不太在乎别人的批评赞美也好，在乎是多少人有反应，那么没有反应我觉得是有问题，但是只要是有反应就好了。
朱日坤：那你怎么看现在我们所处这个社会的文化艺术的现状?
艾未未：我觉得这个是•••••，当然我们也没处在别的社会里，文化艺术现状我能所想象糟糕的状态。因为你说毛泽东的那个时代糟糕，那个时代有一种非常高雅的政治，或者说中国处在一种极为贫困的时期，那么今天中国一方面歌舞升平，又是奥运又是世博的，简直不可一世，俨然一个大国崛起的风貌，另一方面却在文化方面如此低迷萎谢，和这个拿不出手，我觉得这个是最糟糕的。
而文化人里面，是最主要的责任，不能说体制，东欧文化人在糟糕体制下都出了很多好作家的，好的艺术家的，对不对，作品也是一样，只有中国，是极为差劲的。
我很失望
我们这个时期和鲁迅那个时期没什么差别的，你看鲁迅谈到的所有国民性的问题，在今天一模一样没有变化
朱日坤：你觉得是什么原因？
艾未未：民族性吧，我只能说民族性里流的血液不太好吧。
朱日坤：如果是民族性的话你觉得他的改变的可能性多大？
艾未未：哎呀，我觉得改变的可能性几乎没有。
朱日坤：那你还在做现在的这样的一些事情
艾未未：没问题啊，我们都是在改变自我出发的，我们做了就是改变自我，自己认为快乐或者有意义。当然我们也认为，同样与别人，少数人极少数人也会有共鸣，这就够了。
做为一个民族的改革，或者说国家的改变，这个不是一个……这个是很难期待的。我们这个时期和鲁迅那个时期没什么差别的，你看鲁迅谈到的所有国民性的问题，在今天一模一样没有变化，在经过了七八十年了，是吧。
朱日坤：因为这个我没有想到，就是说，如果就是你在做这个事情的时候，你对整个环境也好，你对整个未来的判断也还会有，你觉得还是••••••
艾未未：我很失望，我没有什么太大的•••••••，我觉得社会会发生变化，因为全世界都是在发生着变化，这个不由民族的意志为转移，不由国家和政府所转移的，这个是必然的，但这个努力并不是由于这里的人造成的，只是说整个世界在发生着变化。
朱日坤：但是比如说你也对年轻人，80年代以后的人会抱有希望。
艾未未：我觉得他们更有可能去追求幸福，他们必须承当国家几十年来的一个重责就是说，所有的错误会落在他们身上，这个他们必须负担，他们没有不负担的可能，中国的人口是这么一个倒锥形，最后会落在他们身上，但并不是说他们主动地觉悟，而是说事实如此，活该，这样说吧，他们太喜欢听活该这词。
朱日坤：假如说再过十年，你发现现在80年以后出生的人没有改变•••••
艾未未：对啊，他们都会在社会一些比较，就是扛活的就是他们这些人了，老的早死了，该资产转移的转移了，几大家族把所有的财富分得差不多了，这个烂摊子肯定还得80 、90后来担的，谁来担这个，那肯定他们来担，这才是真正对他们的考验，我觉得。
朱日坤：就这种变化你觉得是自上而下的变化，还是一个•••？
艾未未：不是，一个气候的变化了 ，温度到了全长出来了，温度没到一棵苗也没有。
朱日坤：你说的温度是指？
艾未未：就像春天来了，或者说秋天来了所有树叶落了，你会发现这么茂盛的树上怎么一片叶子都没有了，实际上就是一个季节的转变，这个转变必然来到的，只是这个民族有多大的觉悟来应对这种转变，这个是主动的，但是我觉得这个是最缺失的意义。
一旦被威胁后，就会对威胁上瘾
我还有点事，见面聊，再见。再见。再见……
泥巴：艾老师，我有一个问题，您曾说一旦被威胁后，就会对威胁上瘾，您还记得么？
艾未未：会上瘾，就像一个孩子想知道他的力量是有多大，但是他一次次试才知道，没试是不知道的，生命自身的一种力量吧，每个人都要证明自己存在过，每个人都要说：哦，这个事情原来是这样的。
他有几套逻辑，一套是每个人生长，他都有寻求自由和自身完美的这个需求，这个需求觉得是在任何体制下都有，无论你是在阿拉伯社会，佛教社会还是伊斯兰教社会，还是共产党国家，都会有。一次一次这些东西，由于新生下来的这些孩子他们在没有任何信仰的情况下，还会回归到一个叫人之初，他的性本善还是性本恶，这也是最早探讨的这些问题，这个东西是他的原始性，他每次都会重新再刷新，就跟刷新很像。
••••••••••••••••••••（打电话）
喂，诶，王德刚（音译）你好。
最近……最近是这样的，我过两天就要离开啦。有点紧，但是……也可以。有事吗？
哦。可以啊，那就……
今天没有时间。因为今天时间安得特别满，现在也正在做采访。
明天可以，明天那个……这样吧，明天早晨八点。
明天早晨给我打个电话也行。发个短信好吧？好吧。
我还有点事，见面聊，再见。再见。再见……
北京市国宝，录下来这段。北京市国宝一处。（此段省略了对方的话）
关于《老妈蹄花》中被敲头的那段
拍纪录片是可能有生命危险的，如果我没有到德国做手术，在中国的话就死了。
泥巴：我刚刚说的‘威胁’，说的稍微具体点，您在《老妈蹄花》有一段是被敲头的，这个具体来说是否可以这样说：是不是有点嗜血的一样，就是一旦你喝过血之后（被威胁）你就停止不了。
艾未未：也不是。动物是这样的啦，你经过了一个场面，实际上很多事情你是不应该看到，和不应该知道的，那么你就是另外一种人，但是呢，这个事情你已经看到了，而且不是你愿意看到的，对不对，那么显然呢，你经过了这个范围，这个时候你不能说你不做了，那么你不做了你很奇怪，你放弃了你所有的做人的一些标准。譬如说打了你你不反应，那不反应,那除非说你是给教徒，是不是教徒，我觉得这个社会还是需要有一定的理性或者逻辑在里面，所以这个时候你所有的事情很被动，你必须得做。
因为你现在走的这条路上你可以这样说，三十年前走了一座桥，跟那个桥有关系，但是，过了那个桥以后还有很长的路，你不一定走在那条路上，是，你每条路都是跟某个分叉有关系，你在这了就不在那了，对不对，这是我们的一个问题，比如今天我在这里而不在那边。
泥巴：（比如今天我在这里而不在那边）这是我感到最无力的地方。
艾未未：这是没有办法，这是人最重要的一个特征，但是呢，你只有清清楚楚的把你在这里的一个状态和价值表现出来的时候，你才在了这，甚至你要连在这都不在。
那我们遇到了这个事情，我们把它完整的说清楚，把它表露出来，实际上对有相关经验的人来说是有意义的，我相信我的经验不是特殊的，被警察打一下或者做个手术。
我在想，还好打的是我，我把事情说清楚了，拍了个纪录片，我让所有人都知道了，然后我也让所有人都知道了公检法是不承认这样的事，你再找他们，他们也说他们没做这个事，那这个世界多少这样的人，成千上万太多了，这些人要么死了，没钱做手术，要么傻了，对不对，闹不清楚了，他自己都不知道怎么回事了，对不对。
像那一段我被打时摄像是在场，他不敢开机，他觉得那个情况基本上人是不敢开机的，我倒没有批评他那个事，我只是说了句，等于你不在场，因为四十个警察，防爆警察进来门斗一脚踢掉的时候，很少有人敢开机的，只是想，哎呀，我的资料，他已经拍了一些了，那些资料别损失掉。
我就是因为要打开录音机，开门开晚了，所以才挨了打，挨打，差点要了我的性命，主要是由于我拖延了开门的时间，那么我实际上是想记录这一段，我很困嘛，三点钟，我赶紧去包里找到录音机，把录音机打开，然后这个时间他们很不高兴，只是说我为什么要给你们开门，显然我是在开机，开机的时候他们冲进来了，所以说拍纪录片是可能有生命危险的，如果我没有到德国做手术，在中国的话就死了。那么整个就是因为我耽误了那个开门的时间，我想一定得记录下来，因为不记录下来，对我来说，也在美国做，我在美国做过很长一段拍摄警察的……。
在美国一个常识性的就是说，没记录这个事，就是没发生，这个是媒体的一句话，如果你没有记录这个事情，这个是没有发生的，为什么这些人敢这么猖狂，他们冲进来都说谁打人了，你们有什么证据，没人打人，有证据吗？他都不知道我在录音的。呵呵。
自媒体
不做媒体的艺术家我觉得是很好笑的，我不知道是在做什么
泥巴：您本质上其实就是在做媒体。（我所指的‘媒体’的是指的狭隘的‘新闻媒体’机构）
艾未未：艺术家就是在做媒体，不做媒体的艺术家我觉得是很好笑的，我不知道是在做什么。
我本人现在就是个媒体，我的表达，我的•••••，我就是个媒体，比如说我们上长安街，还有发出来的，刚被打的时候我发的那个手机的照片，在地铁里，那个在全世界的报纸在第二天全出现了，那么所以我是个自媒体。就是德国一个杂志报道就是说，手机革命者，讲我这个，完全等于冲破了过去那种界限了，事件通过媒体采访，我觉得自身就是媒体。
泥巴：那纪录片只是补充……（每次在我话没说完时，艾先生就抢断了，也许是说，我在他没说完时，我就抢断了，因为我对他的话中有很多的不解之处急于了解。也许我们都被因时间紧迫所逼吧）
艾未未：那只有互联网能够有这个作用，那不能说补充，是一部分，我们始终把纪录片作为我们工作的百分之十到二十的一个过程，百分之九十不在这个上面。
泥巴：在现场？
艾未未：没有，我们做好多研究、调查还有这个，没有那种基础很难做到，很多人以为今天拿个机器去拍，没有私下的准备和信息是不够的，每天看大量的东西这都是很主要的。
泥巴：就是只是到了现场才会去用直觉？
艾未未：对，我才会知道哪些拍了没用，那些有用。哪些拍不拍都没关系，反正就是这样，而且谁拍都可以，
泥巴：所以说用直觉拍，是指只有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下你们才会去用••••••••••
艾未未：是，是这样，因为我把技术标准降到最低的情况下，我们用的广泛性才最大，对不对，我们不希望这个东西是专业人士拍出来的，那么我们的可用性就太小，对不对。
